“三奏待此而饱”：隋唐五代长沙的农业

　　长沙地区粮食的大批外调，始于隋唐。到唐中叶，湖南已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粮食供应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北运，故《旧唐书·刘晏传》有这样的记载：“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这是隋唐时期长沙农业发达，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升平的最好写照，说明湖南潭州（长沙地区）、衡州等地的粮食供应在唐王朝中占有很大比重，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代，由于较长时间的统一，政治较为稳定，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随着唐中期以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地处南方的湖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了唐代南方一个新的经济区域。到五代，马楚政权统治湖南，采取保境息民的政策，湖南社会经济相对北方而言，又有了较快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社会生产的政策、措施，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唐开元、天宝（712—755）年间，社会经济“全盛”发展，故有“开元盛世”之称。唐早、中期的赋役制度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粮食）、庸（徭役）、调（织品）的定额是以“授田”的足数为标准计算的。但统治者尚能视不同情况实行一些免减措施，如大历（766—779）年间湖南奏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杂物十三万缗。”这对稳定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湖南地处江南，政治环境较为安定，自然条件比较为优越，唐代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粮食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严重，经济衰退，南方经济却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成为唐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基地，即所谓“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正是在这一有利形势下，湖南的粮食、蚕桑、苎麻、茶叶等农副产业都发展起来，其中粮食生产的发展更为突出。当时湖南所辖“诸郡出米至多”，粮食大量北运。天宝年间，唐宗室李岘任长沙太守，其时京师米贵，长沙便宜，民间有“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之谣。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关中缺粮，朝廷急调湖南、江西大米15万石救援。崔造任宰相时，主管财政，“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杜甫寓长之际，江陵幕府参谋卢琚来长沙调拨钱米，接济邻区江陵。卢琚看到长沙富裕，要请旨加拨，杜甫闻之赠诗云：“赐钱倾府（指长沙）待，争米驻船（指卢琚所率的运米船）遥。邻好艰难薄，心杼轴焦。”说长沙虽好，但人口多，民食急需，劝卢琚网开一面，不要无限制地加拨。直到唐中后期，朝廷从湖南调米的情况都没有改变。唐文宗（826—840）时，孟巡察米价后说：“湖南地称沃攘，所出常倍他州，俾其流通，实资巡察。”唐僖宗（873—888）诏书亦云：“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正如李商隐所说：“国用所资，终赖江、湘之入。”
　　五代时期，马楚政权采取了一些劝农政策，大量发展茶叶生产，茶叶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品，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农业经济仍有所发展。马希范时，湖南“多产金银茶谷，比年财货丰殖”，一派繁荣景象。这都说明当时湖南的粮食生产是比较发达的。“垅香禾丰熟”，“粳稻油油绿满川”的诗句，是对长沙地区粮食生产景象的写照。人们生活也有所改善，五代前蜀诗人李流寓长沙时写下的“鱼羹稻饭常餐也”应是极好的映证。马楚之后，后周世宗授周行逢以武平军节度使，驻潭州。史载此时湖南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可见，在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湖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长沙农业在隋唐五代时期，除了水稻生产外，已开始麦的种植，实行稻麦复种。晚唐诗人齐己在《暮游岳麓寺》的七律诗中，有“回首何边是空地，四村桑麦遍丘陵”的句子，说明在潭州麦的种植已较为普遍。五代王建《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也有关于湘州种麦情形的描述。与此同时，蚕桑业也有一定发展，《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所载潭州每年向朝廷上贡物品中就有丝、葛布、丝布等物。唐大诗人韩愈在游罗洋山（位于今长沙烈士公园北端）时，写下了“星沙景物湛凝眺，遍地桑林遍囿花”的著名诗句。五代马殷时，蚕桑业规模更大，马殷向中原朝廷贡绢帛，一次最多的达2万匹，数量相当大。长沙盛产柑桔，唐诗中也有记载：“洞庭栽种似潇湘，绿绕人家带夕阳。霜露蒸千树熟，浪围风撼一洲香”。桔子洲头桔林飘香的诱人景色令众多的文人墨客心驰神往。马楚时，长沙地区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还有甘蔗。据《十国春秋》卷75载，一位未详其姓名的卒长“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
　　隋唐五代长沙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口增长、农业生产技术取得进步的基础上的。609年（隋大业五年），长沙郡的户数为14275户，742年（唐天宝元年），潭州户数32272户，口数为192657人。133年间，户数净增了17997，以一家五口计，增加人口近9万人。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劳动力增加，就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牛耕、犁耕的使用与推广。隋唐五代牛耕技术在湖南地区进一步推广，一些山区如永州、道州等地也普遍采用牛耕。唐代犁耕已出现了较为先进、可调节深浅、省力省工，而且便于南方丘陵地区水田的曲辕犁。湖南地区最早出土的铁犁是长沙南郊的五代墓葬，说明至迟在五代时犁耕在湖南已普遍推广。广泛地实行牛耕，特别是推行犁耕，自能促进深耕垦殖，田畴广辟，从而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斐然。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的农田水利大大超过前代，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朗州（今常德）和潭州，如武陵北有永泰渠通漕，有津石陂，溉田九百顷；西北有北塔堰，溉田干余顷；东北有考功堰，溉田一千一百顷。在潭州，最为有名的是五代马楚在潭州东二十里扩大原有的水库，储蓄诸山泉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第三，农耕技术，由直播法向移栽法演进，元稹《竞舟》诗中有“拔秧蒲稗稠”之句，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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