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103年历史中,曾有一位正直廉洁、勋名卓著,堪称一代名臣的人物。这就是与长沙久结情怀的八州大司马陶侃。 陶侃,宇士行,鄱阳人。出生于257年(吴会稽王太平二年)。父陶丹,为吴国扬武将军。吴灭后,陶家中落,迁庐江郡寻阳(今江西九江)。母亲湛氏贤慧仁义,教子甚严。一次,鄱阳人范逵闻陶侃素有大志,特来拜访。其时冰雪积日,陶家一贫如洗。湛氏剪下一束长发换米数斛,又将屋柱砍断劈作烧柴,将垫床草铡碎作马料,热情周到地接待了范逵及其随从。范逵赞叹陶侃才思敏捷,更为陶母的克己待人而深受感动。不久,陶侃得到庐江太守张夔的赏识,先后担任督邮、县令和郡主簿的官职,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其时,长沙太守万嗣因事来庐江,一见陶侃便钦佩万分,说:“君今后必当有大名”,并命其子与之结为朋友。从此,陶侃之名开始显扬于长沙。 西晋初,荆湘地区时局动荡不已,流民起义和镇将兵变不断发生。荆州刺史刘弘任用陶侃为南蛮长史,领军征剿,先后零压袭阳张昌起义、平定武昌陈敏之乱,官至武昌太守。当时,屡经战乱的荆湘地区田地荒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陶佩戎马之余,积极安抚难民,开通集市,恢复生产。 311年,杜拨领导10万流民在长沙举行起义,席卷湖湘,直逼荆州。313年,陶侃率周访等部与义军激战武昌,使荆州转危 为安,因之升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次年,陶佩统军入湘,直抵长沙,“屯兵于城西”,与义军隔江对峙,并于315年,打败杜强,占领长沙。 长沙经数年战争,地荒人稀,经济凋敝。陶侃进入长沙以后, 关心人民疾苦,致力恢复生产。一次,陶侃出游,路见一人手持一把未熟的禾稻,便询其缘由,此人回答:“行路所见,随意取之而已。”陶佩一听大怒,说,你既不种田,而以偷人禾稻为乐,乃令随从“执而鞭之”。从此,“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 陶侃在长沙,曾留下不少遗迹。初入长沙时,他曾于岳麓山 结庭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濂溪、 祠旁。陶佩大军屯驻长沙城西,曾于“县西南五里”即今长宁公路枫林宾馆北筑关,今号“陶关”。及杜强败亡,陶侃人城,即居于西汉贾谊故宅,在此读书休憩、料理军政事务。 陶佩统领三军,打败了持续5年之久,威震荆湘的杜强起义军,功高望重,却引起了权臣王敦的忌恨,被排挤到荒凉的岭南,担任广州刺史。 东晋初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东陷京城,南攻长沙。陶侃在广州获悉,立即派部将高宝带兵北上,讨伐王敦。其后晋明帝曾欲以陶侃担任湘州刺史,坐镇长沙,但因控制了朝政的王敦极力反对,未能实现。 324年王敦之乱平定,陶侃迁任都督荆雍益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向来为晋皇室与北方大土族所重,从不轻以授人。而陶侃深得晋朝倚重,从此“据上游,握重兵”,镇守荆州长达9年,直至逝世。 陶佩为人谦和有礼,为官勤于职守。执节荆湘时,军政事务,他都亲自料理,没有遗漏;远近来信,莫不手答;亲疏来客,俱热情接待。他常对人说:“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至于众人,更当珍惜每一分光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那是自暴自弃啊!”他见一些僚属以酗酒赌博荒废公事,十分气愤,令人将其酒器和赌具都扔人大江,如果武将参与其中,则要加以鞭扑。他告诫大家:“赌博不过是牧猪奴干的勾当,正人君子岂可为之!”陶侃的这些事迹,1000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而成为后世的楷模。 327年(晋成帝咸和二年),东晋发生苏峻之乱。陶侃以众望所归,举为讨逆盟主,将叛乱平定,从此又升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并封为长沙郡公。于是,十几年前的驻节之地长沙,又成了他的“食邑”。陶侃与长沙,关系更为密切。 此后,陶侃一度移驻巴陵,以镇抚南北。不久,又一手平息江州郭默兵变,再加都督江州、领刺史。至此,陶侃一身兼任朝内侍中、太尉要职,外领荆、江二州刺史重任,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位高爵显,声名卓著,成为东晋一代自王敦以后威权最重的人物。晋成帝称他“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他治军雄毅善断,理政勤勉精明,为世所重,当时曾有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将之与兰国时著名政治家曹操和诸葛亮相比美。 陶侃晚年居住武昌,情系长沙。他曾多次打算告老还乡,回归封地长沙安度晚年,但因部属一再苦留而未能实现。332年(咸和七年)6月,陶侃病情加重,乃正式上表朝廷,辞去所有官职,并派人将朝廷所授节麾、缇幢、曲盖、荣城等仪仗和印信全部奉送至京,后事则一一托付于右司马王衍期。七月初七日(8月8日),陶侃车出武昌,登舟临津,启程返归长沙。次日,舟至樊溪,病情加剧,磕然长逝,时年76岁。陶侃逝世,朝廷震悼,并依照他的遗嘱,将其灵枢护送回长沙,安葬于城:南二十里”处。 陶侃去世后,有后人居住长沙。其孙陶谈、曾孙陶烦曾结庐于长沙临湘山,在此潜心修炼,相传后羽化而去。南朝梁天监年间,人们在此建词供把其“洁布仙躯”,称为陶公庙,至今香火不绝。 南朝著名诗人陶渊明,亦即陶侃曾孙。他曾写有《命子诗》一首,表达了对其先祖的崇仰之情,其中有云: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一代名臣魂归长沙,长眠于他情怀久结之地。长沙也一直在怀念着他。陶侃去世后,人们将他居住过的贾谊故宅改为陶侃庙,不久又迁建城南,历代祭祠不绝。明嘉靖年间,长沙知县吕延爵以该庙部分堂舍改建为书院,并以陶侃珍借光阴的名言,取名“借阴书院”,其遗址即今天心区借阴街的长沙市借阴小学,至今仍是人们教育后代、陶冶人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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