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60至90年代长沙传统社会的缓慢变化

第二节 长沙近代因素的出现和夭折

一、曾国藩、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实践

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洋务活动虽发生在省外，当时对湖南的影响也不大，但曾、左作为长沙府人士，对长沙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中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曾国藩是办洋务企业的首创者，他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攻陷安庆后所创立的安庆内军械所，规模虽小，但开近代军事工业之先河。曾国藩办洋务企业的目的，起初是为了解决近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即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需问题。他在初建湘军之时，就从以往的经验中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先进，乃多方采买，以装备水师。特别在湘潭、岳州两次水战之后，他更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如果“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基于此，曾国藩乃萌生出自办企业修造新式武器的思想。但曾国藩办洋务企业的更重要目的，乃是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曾国藩对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对华造成的危害有相当认识。他指出：“洋人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复削之阴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人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之日盛，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要听洋人行盐，则商场运败之生计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计穷矣；听洋人轮船人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计穷矣。”[]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认识到必须“自强”；自强之法，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明靖内奸，暗御外侮”，[]“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

与曾国藩一样，左宗棠致力于洋务运动的目的，也不外乎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御西方列强。左宗棠对外国经济侵略的认识，较之于曾国藩更深一层。他在1866年(同治五年)请筹设船政局时指出：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洋船准载北货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浸至失其旧业。滨海之民，商居十之六七，坐此圜圆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恐海船搁朽，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自强”，“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所以他主张“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

办洋务，对l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的事业，这就面临着一个向当时先进的西方学习的问题。洋务兴起之初，洋务派主要是从购买、雇佣外国的洋枪、洋船入手的。当时别有用心的外国侵略分子为达到控制中国近代企业的目的，也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来影响洋务派。左宗棠则认为洋人并不是为我们打算，而有自己的目的，如果依其言而行则“调遣不能自如，久暂不能自主”，中国将失去自主权。因此，他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 但自造轮船，对于一个没有近代工业基础的落后国家来说，当然必须依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人才。但这也容易产生一种依赖思想，使自己的企业成为外国工业的附庸。左宗棠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宽给其值”，但“挑选内地匠作随同学习”，以掌握技术，而待“一般华匠技术大进，都能自行制造”后即“将所雇洋匠一律遣散回国”。[]1872年(同治十一年)在兰州办洋务时，左宗棠为“免向外国购铁”，也“添机冶炼”。左宗棠的这种见解，确实有利于建立民族工业基础。

曾国藩也与左宗棠一样，他从购买洋枪洋炮借船雇船的初期洋务活动中，也感到专赖洋人，难免陷入仰人鼻息之境，特别是“阿思本舰队”事件给他以很深的教训，使他感到“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因而主张自己制造。他说，购买洋枪洋炮，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警，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因此，他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又与李鸿章一道，倡导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不仅如此，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仿造外船外器，而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因而选派容闳前去西方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办洋务，需要近代的专门人才。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于培养自己的人才是很重视的。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注意选拔优秀人才随同雇来的洋匠学习，以培养本国的技术力量。他还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和军事培养了一批人才。

曾国藩也十分注意培养洋务人才。他在两江总督任时的幕府中，“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他还建议江南制造局附设译馆，“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1868年(同治九年)，曾国藩又提出于制造局内设立学校。l872年(同治十一年)，他又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综观左宗棠、曾国藩所从事的洋务活动及其洋务思想，其主流都是相同的，而又各有千秋。自然，左宗棠所经历的时间较长一些，因而所从事的洋务活动要多些，在思想上也逐渐胜过曾国藩。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发展到后来带有了早期改良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他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主张商办企业和设立近代银行。这样，可以“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力”。[]

二、长沙社会的新因素

近代因素首先表现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本章第一节已述。在生活和流通领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前提下，长沙的社会生产也产生了新的因素。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交通和市场交换的渐趋发达，特别是由于西学西俗东渐的冲击，长沙人生活状况也逐步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如饮食品种增加、西学西俗影响日著、城镇餐馆酒楼食堂崛起和奢靡之风逐步滋长等。湘军兴起后的同光时期这种情况尤为显著。

小麦、大米等加工的面食品和糕点在城镇逐步推广，花样渐多，早餐逐渐制食馒头、面条、粉丝。各市场面粉、包点和细制点心、饼干逐渐增多。到光绪年间长沙城已有多家著名的面粉馆和包点店，如甘长顺、杨裕兴、德园、徐松泉等。食品除土产品以外，外地舶来物迅速增多。单从外地贸迁入境的饮食诸物来看，便有江浙的苏酒、绍兴酒，山西的汾酒，浙江金华的火腿，浙闽的鱼翅、海参、墨鱼、鱿鱼，两广的糖食，浙江嘉兴、湖州的细制点心，广西全州的冈茶，浙江、福建的芽茶(龙井茶、武夷茶)，福建的条丝烟，江西的药材，关东的人参、鹿茸，云南的肉桂等等。[]

长沙城内一般的饭店、饭铺和酒店、酒家，历史上早已有之。而较大型、成规模的餐馆酒楼，则至近代才有较迅速的发展。据地方志记载：由于湘军的兴盛，还在清咸丰年间，长沙就有了大型的专营酒席的餐馆。同治、光绪年间湘军陆续裁撤后，将士拥资归湘，挥霍应酬，促进了餐馆酒楼业的大发展。到清末长沙先后出现了式宴堂、菜香圃、菜根香、飶香居、玉楼春、旨阶堂、庆星园、嘉宾乐、挹爽楼、天乐居等l0家，被称为餐馆饮食行业的“十柱”。[]城镇餐馆酒楼的崛起，对人们饮食方式的变迁和湘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人们的饮食开始摆脱长期以来单家独户式的消费方式，逐步走向社会化。它也使湘菜更加丰盛、多样，烹调技术和理论日臻成熟，促进了湘菜体系的形成，扩大了湘菜的影响。餐馆酒楼一般由高级名厨掌勺，主料采购定点定牌号，加工制作有质量规定，务求菜点做工精湛，风味独特，脍炙人口，从而大大加速了湘菜的影响。至此，独具特色的湘菜体系正式形成，与鲁菜、川菜、苏菜、浙菜、闽菜、粤菜、皖菜并称为全国八大菜系。

还在近代初期，饮食奢靡之风已显露端倪。这首先表现在省会长沙。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嘉庆时，长沙人宴客，用四冰盘两碗，已称极腆，惟婚嫁则用十碗蛏干席。道光甲申乙酉间(1824-1825年)，改海参席。戊子己丑间(1828-1829年)，加四小碗，果菜十二盘，如所谓短订者，虽宴常客，亦用之矣。后更改用鱼翅席，小碗八，盘十六，元冰盘矣。咸丰朝(1851-1861年)，更有用燕窝席者，三汤四割，较官馔尤精腆；春酌设彩觞宴客，席更丰，一日糜费率二十万钱，不为侈也。”[]同治以后，随着湘军的兴起与陆续裁撤，一大批湘人迅速显擢官场，又一大批中下级将领于发战争财后，拥巨资还乡，他们冠盖往来，频繁应酬于杯盘间，大大地促长了奢靡之风。这在当时各地方志中有明显反映。如同治十年刊《长沙县志》记载：其时“繁会之区”，习尚渐趋奢侈，“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光绪三年刊《善化县志》记载该县“燕会”情况：“宴客酒肴，数十年前惟大宾客始用海味，今则率以为常，博古杯盘，肴核错列，婚丧耗费尤甚。”

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1862年(同治元年)，长沙里仁巷已有“长青阁”照相馆，是为长沙照相业之始。1875年(光绪元年)长沙又有人在贡院西街开设了照相室，但此时的照相馆设备都很简陋。真正称得上照相馆的是l891年(光绪十七年)长沙西乡人瞿瑞卿在药王街开设的镜蓉室照相馆。以后照相业务发展很快，到清末长沙已有照相馆20多家。

长沙近代化因素的出现更体现在一批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转变上，他们逐渐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有郭嵩焘、王先谦、张自牧、朱克敬等。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人。道光进士。1852年(咸丰二年)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光绪二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l878年兼驻法公使。郭嵩焘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因而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筑养知书屋于长沙六堆子(今青少年宫后)，又筑玉池别墅于寿星街，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等。

郭嵩焘年逾六旬，还以“区区老病之身，奔走四万里”，欣然应命出使英法，亲历其境，考察西方的政教文化。他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在守旧派满口尊王攘夷之时，郭嵩焘却正言以告国人，现在是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了，“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并指出“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这正是郭嵩焘遭到守旧士大夫群起而攻之的根由。郭居养知书屋后，仍对来访者宣传国外见闻，时而评说清廷无能。他在日记中说:“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又说：谈洋务，就是要开启昏顽以保国家，否则将重蹈印度覆辙。俗语说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洋务之事却与人人有关。忌讳洋务，无异于听任举世昏顽而永无自省之日。而甘于昏昧的命运，将如洞庭之南的苗民，灭族之运不远了。

在日记中，他直言要做洋务的启蒙者，以先知自任，以先觉醒人：“夫惟其知之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予于此亦有所不敢辞也，于区区世俗之誉奚校哉!”[]回乡3个月后，他索性将以前所有洋务的文论书说，奏议通信，编成一本《罪言存略》，自费刊行于世，一意要做一粒洋务“火种”，由官方而民间，开启人心，养成风气。

郭嵩焘回乡之时，正值日本呑并琉球，他两次上书总署，阐明自己思想：先谕令驻日公使向日外交部提出日本非法行动，使驻日公使进退两穷无法向国家交代，交涉便“师出有名”；然后派专人，依万国公法保护小国利益的原则，争取各国公使支持，以谋求琉球的独立，对中国东南稍为有益。对这两次上书，总署并未有什么回音。他不甘心，又给李鸿章去信，望他能向总署申说此义。但终无有结果。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善化县人。同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升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光绪十五年)回湘，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集资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一生博览群书， 多有成就，汇刻《皇清经解续编》，编著《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虚受堂文集》、后汉书集解》、《十朝东华录》等。

王先谦的洋务思想主要萌发于他在京任职期间。1879年(光绪五年)五月王先谦授翰林院侍讲，九月上《条陈洋务事宜》一折，以“筹经费，备船械”强化海防立场，积极支持李鸿章的强硬海防立场。”王先谦的洋务思想集中在建设海军和加强对外贸易方面。他指出，“中国幅员数万里为丑夷所前劫，乃至束手下心。徒以夷有船，而我无船；彼能远击，我不能近斗；彼能横行，我不能直追。望洋兴叹，势成坐困”。故中国只有练水军，“讲求船政”，“方有捍患之策”。[]但是，发展海军仅可对付外国侵华“兵战”之威胁，列强侵华尚有“商战”一法。故此，王先谦积极主张华商出洋贸易，同洋商争夺利权，[]而华船出洋又必须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作后盾，这又和王先谦提倡的发展海军的主张联系在一起。故此王先谦呼吁：“必兵船出洋，然后中国之军威可振；商船出洋，然后中国之利权可收。居今而策富强，未可视二者为缓图也。”[]这些都为他以后回长沙创办实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张自牧(1832-1886)，字笠臣。长沙府湘阴人。以生员筹贵州饷有功，授候选道，加布政使衔。为官时备极奢侈，后以事去官，回长沙筑絜园于潮宗街梓园巷，并建戏台于宅园内。宅园民国后改建为旅社，旧址至今犹存。张自牧喜研讨外国史地，尝言欲采英、法等国史．用中国史书体例编成一书。郭嵩焘出使英法，尝疏请他充参赞官，为人所劾罢。

张自牧的洋务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瀛海论略》、《蠡测卮言》两书中。《瀛海论略》一书，指出泰西格致之学“覃精研思，考求真实，皆卓然可观”，“自成千年之绝技……本高出宋明，固无所庸其讳饰”，主张中国“采用其所长，于制器利用皆有所益”。对机器的论述尤为精辟:“机器之用大矣，外国以此致富强，中国以此慕外国之富强，而谈机器者遍中外矣。其大端有三，一曰水运，二曰火运，三曰水火运。设平竖二轮，纵横相加，各环以齿，承之以机，机动则轮齿相啮以转，而用著焉。水运者，顺水之性以注之，水流而轮放;火运者，拂火之性以迫之，焰急而轮奔; 水火运者，以火蒸水，积汽以激之，而其力更巨。自汽运之术成，凡火轮舟车以及纺织裁缝、制造百物之机器皆资焉。”1884年(光绪十年)出版的《蠡测卮言》坦言西方国家政治结构中有许多优点，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其秘密在于那里君主与臣民上下一致，社会关系单纯。他主张西学中源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张之洞、郑观应等之说同出一流。

朱克敬(1792-1887)，名亦轩，字香苏，晚年号瞑庵、餐霞翁，兰州人，为朱克敏之弟。早岁贫寒，流寓云贵，后至湖南，捐为龙山县典史。关心民间疾苦，常至田间地头，体察民情。客居长沙时，曾受巡抚刘崐延聘，参纂《湖南通志》，继修《龙山县志略》。晚年行医，忧心国事，议论时政，被人目为“狂士”，遭谗言指控，立案弹劾。一生喜交游，与湘军头面人物、幕僚、学术界名人交往甚密，尤其同著名洋务思想家郭嵩煮有30多年交情。彼此纵论时事，饮宴酬唱。

朱克敬与郭嵩焘相交多年，郭出使归来遭到长沙守旧绅民羞辱时，朱克敬则赠诗相勉，称他为“班超”。[]在洋务宣传方面，朱克敬编撰了《边事续钞》，辑录了林则徐、魏源、沈葆桢、郭嵩焘、丁日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洋务奏疏，以及日人冈本监辅和朱克敬本人关于泰西舆地的论著。此外，朱克敬还辑有《柔远新书》四卷，提出了“师敌之长，所以制敌之命”的洋务口号，深得郭嵩焘的赞赏。

可惜持有这种开明思想的人在当时的长沙尚属凤毛麟角，且常受到非议，致使湖南在维新运动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纳西方先进文化。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湖南士人却顽固反对设立工厂、架设电线、开通轮船等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事物。连曾国藩想在故乡创办近代企业的计划至死都未能如愿。“孤独的先行者”郭嵩焘出使英法，吸取西方新鲜空气，提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此论一出，立即招来湖湘士人的挞阀。郭氏被视为桑梓败类、“汉奸”、“贰臣”。郭氏辞职回归故里，长沙政府令其所乘轮船不准停靠长沙码头。长沙拒绝任何西方人士的进入，因而被西方人士称作“铁门之城”、“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

三、湖南机器局的试办与草草收场

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始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而湖南最早的近代工业当肇端于1875年(光绪元年)筹建、1876年建成开工的湖南机器局，迟于安庆内军械所15年，也落后于上海发昌机器厂10年。而且，湖南机器局只限于军事领域，存在时间也极为短暂，仅历一年多时间便告夭折，可谓昙花一现。

湖南机器局是清政府在关于筹议海防的热潮中开始筹建的。1874年(同治十三年)春，日本政府以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兵侵犯中国台湾，遭到台湾军民顽强抵抗，清政府亦调兵增援，东南沿海再度告急。清政府痛感有进一步加强海防的必要，沿海沿江督抚大臣亦纷纷奏请筹办船炮，加强海防。于是1874年12月6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文祥奏陈管见一折。台事虽权宜办结，而后患仍在在堪虞，亟宜未雨绸缪，岂可仍蹈因循故习?所有在台兵勇应如何酌留?淮军应如何分扎?全台事宜应如何布置?该大臣等务当妥为经画，以策将来。并着李鸿章、李宗羲将前议购买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迅速筹款购办。”[]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曾认为湖南离海较远，不必过事张皇的湖南巡抚王文韶，也改变了看法，奏请筹办湖南机器局。他在事后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臣以辖境滨江，预闻其事，尝谓离海较远省分，不必过事张皇，虚糜经费，要在共谋久远，实事经营。近年以来，上海、天津、江宁等处，均设有机器局，制造军火，自强之计，莫亟于此。然臣以为滨海固宜筹备，而内地亦应讲求，滨海有事则利害恐适参半，内地有备则缓急尤觉可资也。”[]

于是，他于1875年6月(光绪元年五月)间，委派曾在李鸿章军营效力，“于制造一切尤能钩心斗角，务极其精”的记名提督、借补长沙协副将韩殿甲总办湖南机器局(亦称制造局)筹建事宜，相与“悉心讲求，酌量试办，先建厂，次制器。”经费由湖南善后局拨用。为节约资金计，决定采取“实事求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不用洋人，则工食省；不多派员，则薪水省；煤、铁各种就地取材，则价脚省。”[]工程进展尚称顺利。同年l0月17日王文韶“至制造局阅视工程，小有机器”。一年后，即1876年11月11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再次前往视察，见成绩尚佳，甚为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制造局新设汽炉，偕司道往看，机巧不可名状，化工泄漏尽矣!数十年后，洋人伎俩中国尽人能之，庶几可与角胜乎!”[]至该年旧历十月末止，机器局“统共实用银二万二千五百四十两七钱五分六厘”，厂房、炉座、汽炉、车床及各项机具次第安装，“规模粗备”，并已陆续开工生产。主要制造枪炮、火药。王文韶在奏折中称：“仿造后门枪及开花炮子等项，演试均能如法，与从前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自制火药，精益求精，以之试放后门枪，其出子之远近及攻坚之力量，与洋火药比较，正复相同。”王文韶满怀信心，计划“以后随时添置车具，自数千斤以至万斤大炮，或钢或铜，均可自造。”机器局开办之初，即已购用本地之煤，但本地铁不受钻而不能不购用洋铁。王文韶拟“随后广咨博访，拣取试用”，以达到全部自力更生的要求。

1877年2月1日(光绪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王文韶将湖南机器筹办经过及开工生产情况奏报清廷，并请求将已开支22 540余两经费，“援照津、沪两局成案，先行开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准予开销”。此后经费，预计每月3000两，亦请照例报销，“每年按专案奏报一次，并求饬户、工两部勿以成例相掘”。[]但是，清政府其时正面临巨大财政困难，穷于应付，于湖南机器局开支经费不予报销，且令其以后所需经费概由湖南自筹。致使湖南机器局无法维持，不久便宣告停办，今蔡锷路地段留存下来的“制造局巷”成了这一历史的唯一见证。湖南机器局停办20年后，l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曾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请于湖南设立枪厂、炮厂，亦无结果。

四、长沙近代因素的夭折及其原因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30余年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创办了近200个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同时开始派留学、译西书、创报馆等；内地省份如湖北、四川以至陕甘地区，也有引人注目的建树。但是在湖南，此一时期却相对显得沉寂，尽管一度也有“湖南机器局”的设立，并开始筹办电报事业，然而总的来说，起步迟，项目少，收效甚微，并且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因而在实际上，并未为湖南的近代化奠立真正的基础。

湖南巡抚王文韶满怀信心创办湖南机器局，计划以后制造“数千斤以至数万斤大炮”。然而实际上，该局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由于省内只筹得经费银l万余两，而清政府未准予报销和拨给常年经费，该局仅存一年即宣告停办。

中国近代电报事业始于l879年(光绪五年)。这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至天津之间的电线，并投入使用。次年，全国电报总局成立，由盛宣怀任总办。而在湖南，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才有安设电线的筹议。该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湖北、湖南两省中隔重湖，文报往来，遇有阻风，动淹旬日，平时已觉呼应不灵，遇有地方紧要事件，尤虞迟误”，于是“拟将荆州商局电线由沙市过江，接造至湖南澧州，经长沙省城，直抵湘潭，以通紧要信报”。4月(闰二月)，电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获得核准，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然后咨商湖南巡抚张煦，委派前湖南候补直隶州知州钱绍文，雇带工匠，实地勘察，驰赴电杆拟经的澧州、武陵、龙阳、益阳、沅江、宁乡、长沙、善化、湘潭等地，会同地方官，向绅民等进行疏导工作，“告以开路安线，均用华工，不用洋匠，与民间坟墓、田庐毫无妨碍。”所需经费、物料，均由商电局自行筹办。筹议既定，便由张之洞于1891年1月15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正式奏报清廷。很快获准，正式开办。[]然而，阻力重重，甚至发生湘民拔杆毁线之事，故开办后不久，即宣告停工。直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境内才架设成第一道电线，而且是改道由长沙历湘阴、岳州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

为什么湖南在洋务运动时期如此沉寂，甚少作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相对落后，官吏因循保守；一些颇有作为的湘籍要员多在外省任职，无暇兼顾桑梓等等。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势力远较他省为盛的绅士们的守旧倾向。这是因为：越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资金缺乏的条件下，地方公共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兴废，常常视绅士们的支持与否为转移。而在这一时期，湖南绅士就其主体来说，政治、思想上的基本倾向却是顽固的、守旧的。从发生在这一时期省城长沙的两个典型事例中，可看得很清楚。

一是上林寺被焚事件。上林寺坐落在长沙城中心旧藩王府西常平仓之后(今仓后街)，是湖南著名古刹之一。它始建于唐，清代曾多次修复，较近的一次是同治初，在郭嵩焘等的捐助下，由住持僧西枝主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颇称壮观。但1876年10月4日(光绪二年八月十七日)，它突然被民众放火烧毁了。愤怒的人群追捕西枝，并一度冲击郭嵩焘的住宅。[]参与其事者多系前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以及长沙三书院学生，而为首鼓动者据说即为早年从事反洋教宣传最力的宁乡绅士崔暕。但反洋教并非动员民众焚毁佛寺的理由。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年，郭侍郎嵩焘将使英吉利，值乡试，湖南举子讹言洋人将至，噪于闱，请兵迎击，又榜道欲毁嵩焘家。”[]此段记载未提及上林寺事件，但与应试士子焚毁上林寺确属同时。而据郭嵩焘的回忆，此事实为针对湖南机器局而发。郭在两年后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即光绪二年)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王夔石以上林寺由我创修，闻其毁，大喜，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勾通洋人。藐法玩上，导民于乱，而湖南乱机之动，至是而益烈。[]

这则日记，清楚地指出了毁寺之“源”，原是“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后经会议，知机器局系“奏请设立，不宜毁”，于是转而“一泄其毒”于洋务派郭嵩焘等捐修的上林寺。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湖南官绅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当一部分官绅的严重守旧倾向。

二是郭嵩焘出使引起的风波。l875年(光绪元年)，郭在经历了近10年的家居生活之后，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先是受任为福建按察使，旋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次年受命为首任驻英公使，实授兵部侍郎，l878年并兼任驻法公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此举反映了郭嵩焘政治上、思想上开放进取的一面；而且这时他的官阶比前段更高了，位至二品，并享有钦差大臣的头衔。然而，就在此过程中，他在湖南官场和绅士们中的声誉和地位却急转直下，一落千丈，讥讽、嘲笑、侮辱、谩骂，层见叠出，铺天盖地而来。

在郭嵩焘之前，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所以“当被遣使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谁也不屑为。一些好心的朋友、同僚，纷纷规劝他推卸此事。但是郭嵩焘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洋之通使，专为修好，处理寻常交涉事件”，何况自己此次出使，系为国分忧解难，怎能推却?并说：“数万里路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不顾劝阻，毅然接受了出使的任命。这些不同凡响的言论和忍辱负重的行动，竟引起了舆论大哗。一些人表示惋惜，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更多的是讥讽、嘲笑，特别是招致了不少在京、在湘湖南绅士们的愤慨和不满。当时在长沙的王闿运，曾依据传闻，在日记中记载了这种情况：

越岑继至，言时事，多拂人意，余不欲闻。惟传骂筠仙(郭嵩焘之字)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有鉴于此，清朝最高统治者不得不一再对郭嵩焘进行安慰。慈禧太后曾当面对郭嵩焘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又在一次接见中劝告他：“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信外人的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郭嵩焘回答：“不知事小，却一味横蛮，如臣家如此已是受惊不小。”[]

1876年11月10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离开北京，启程赴使节任。12月2日(十月十七日)，由上海乘英轮出洋，历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于l877年1月21日(十二月初八)抵达伦敦。途次先后在香港、新加坡、锡兰、马尔他等地逗留，参观游览，并时与船主马格里等西方人士交谈，多方了解洋情。作为一个有心人，他逐日将所见所闻，参以自己的感想和认识，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下来。其中不乏对西方政教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并提出要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到伦敦后，他将这部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在提供洋情、打开国内人士眼界方面有所裨益。总理衙门迅即将这部日记印刷出来，分发给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这就是有名的《使西纪程》。不料此书一经刊行，又惹来一场更猛的轩然大波，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并专折弹劾郭嵩焘。波浪震幅迅速由京师传到湖南。1877年(光绪三年)王闿运的几则日记载： 四月二十六日 “越岑来，谈筠仙海外日记，无以异于斌椿也。” 四月二十八日  “松生送筠仙日记至，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六月十二日日 “ 越岑来，言何金寿本名何铸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有诏申饬郭嵩焘，毁其使西记版铸。本桧党而不附和议，甚可怪也!”[] “中洋毒”、“有二心”、“桧党”，其罪名越来越大。

1879年2月(光绪五年正月)，年逾花甲的郭嵩焘，满怀忧愤之情，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未上京复命，而托病请假径回湖南，于5月5日(闰三月十五日)乘轮抵达长沙。然而，就在这他日夜思念的桑梓之邦，竟受到意想不到的难堪待遇。传说他“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焚其轮，所传不实。但湘中官绅给他的冷遇和难堪却是事实。对于这次返湘的情况，郭嵩焘本人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并为之感慨不已：

十五日，北风。正以轮船为士绅所惊讶，而南风方劲，又不能不令拖带，幸有此北风为之化解。……二点钟抵省，泊舟草潮门。接意城书，则两县(指长沙、善化二知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士绅之狂逞，实由官吏愦愦引而导之，真可笑也!比由舟登岸，濡延两时之久，仅崇星陔方伯、夏芝岑观察一差帖迎候而已!而裴越岑实亲枉谈，因告以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然吾此行，奉旨赏假三月，钦差之命犹在身也。而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如此，无他，以吾奉使出洋，宜从薄待，诸君贱简之亦宜然。而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王章悍无所顾，此风何可长也!乃不惟不一查办，且从而扬其波，若视鄙人为真干犯名义者，是且奈之何哉![]

这两起倒郭事件表面上只针对郭嵩焘本人，但事发绝非偶然，它体现出长沙对洋务思想的拒绝，致使长沙刚刚起步的近代化进程停下了脚步。长沙近代化进发展缓慢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长沙地域文化造就的卫道士精神。

湖南一省，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自成一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由于古时交通不便，生态环境不良，给湖南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带来了诸多困难。以与中原关系较为密切的长沙而言，至汉王莽时，尚称“填蛮郡”[]，处于“半蛮夷”[]状态，说明西汉时尚未得到中原文明的泽惠。自东汉始，下讫隋唐，湖南与中原的交流虽有所增进，但从总体上而言，仍“殊鲜进步，故不为蛮夷所嫉视”。[]因湖南地理偏僻，食货两艰，苗蛮所萃，人文少及，故宋代之前一直为流囚、遣客栖息之所。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300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足见上古湖湘文化的薄弱。在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贫瘠的区域环境之中，长沙虽然作为一个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特征得到了延续，但在文化建树上却没有大的突破。[]

到了宋代，湖南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加强，湖南的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北宋末年，湖南“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北方人口大量南徙，进入湖南，使湖南“户口之众，数倍前日”。至明清之际，更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足以说明湖南经济地位之重要。

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976年(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南宋建炎年间，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衡岳，开创湖湘学派。绍兴年间，胡氏弟子、理学大家张栻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并掌教岳麓书院，进一步推动了长沙文教事业的发展，使长沙一跃而为“理学之邦”，长沙成为湖湘理学传播的中心。先前的文化自卑感骤变为一种学术荣誉感，使得湖湘士人对理学十分珍视。尤其是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的“遗泽”，更成为书院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湘人持续传承的“道德偶像”。书院历任山长皆教诲士子“务以程朱为宗”。清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书院赐额“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对书院理学地位予以高度肯定。故此，湘人多奉理学为“正学”，甚至称理学“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湖南道学一时为天下宗，书院之兴，于斯为盛，自理学大著，渊源不绝，先圣之道，赖以不坠”。[]官僚、士大夫亦多以理学之道劝勉、激励湖南士子，使理学思想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崇奉，而且渗透到了日用伦常和社会习俗中。

岳麓书院以理学为宗的学术传统，对近代早期大批湖湘理学经世人物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在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理学根基，他们出仕理政之后，则成为理学的卫道士，严守封建纲常伦理。如刘蓉(1816-1873，长沙府湘乡人，湘军将领)的座右铭是：“仁义理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日用伦常之理，无毫发之敢差。”[]曾国藩则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

这种理学传统也促进了一般绅民尚理卫道信念的确立。而这一信念在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会同湖湘士绅编练湘军，招募“老实朴绌”之农民，以维护纲常伦理相号召，打起了“保卫圣道”的大旗。曾国藩在率湘军水师自衡州北下时发布的动员文告《讨粤匪檄》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卫道的思想。在湘籍官绅看来，针对太平军的作战，不仅仅是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主要是一场捍卫夷夏大防，维护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历经十余年的战斗，以理学思想武装的湘军终于将雄踞金陵的“异教徒”剿灭，不仅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完成了保卫名教圣道的“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忠义之邦”[]形象。经此一役，湘军走向全国，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声大振，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局面。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进一步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洋务的社会观念。而观念模型一旦形成，就成为某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起到指导、定向的作用，制约着人们的思维线路和思维结果。

第二，绅士势力的保守心态。

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在长沙社会必然发挥作用。 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其三是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修志、昭忠、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处等。有人曾总结说：“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绅士阶层左右了各级地方政府，而且他们大多数以卫道者自居，其心态是极其保守的。同治初年，刘蓉就感叹士行不修，学术不正，“天下之士，群趋于浮诡虚诞，矜速化而务苟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而先王之礼教荡然矣。厥或不然，则辈起而迂笑，以为称时训而昧时趋，非今世之贵也。”[]出于这种忧虑，他们在战后急忙在湖南着手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强化传统的纲常伦理。其主要表现有：

一是把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引入地方志的编修。同治初年，当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犹未结束时，湖南全省就开始普遍重修地方志。同治一朝的十五年中，长沙府所辖长沙 、宁乡、湘阴、浏阳、醴陵等县编纂了新的地方志。光绪初，善化、湘潭等县紧跟而上。修志本无可厚非，但要害是借地方志来褒扬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1885年由曾国荃等最后编定的《湖南通志》揭示其目的是要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浴，用以踵乡先哲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这些新编的地方志都在人物志中增加了“义勇”一门，不厌其烦地刻写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毙命的数万名湘军将士姓名，以宣扬他们的 “忠义血性”。《湖南通志》还在原有的“贞节”、“烈女”门类中大量载记太平天国时期丧生的妇女名单，仅长沙一府就有300余人。并作记曰“臣之死忠，妇之守节，此宇宙之杀机而乾坤之秋气也。上天好生而不能无杀。故寒暑相推而成岁，仁义相辅而成德。臣忠妇节，凛然不可犯，确乎不可拔，上以扶三光之明，下以壮河山之色”。普通妇女的死与忠义纲常相联系，并提到明日月、壮河山的地位，无非是借此强化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

二是大建昭忠祠。太平天国事息后长沙府各县纷纷修建胡林翼、罗泽南、王錱等湘军人物的专祠，用以“励世劝忠”，湘乡所建昭忠祠，曾国藩特为其作祭文鼓吹湘军的所谓忠勇拙诚品格：“君子之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君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厉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出时所及料哉?” 长沙建祠之风尤盛，兴建或重修了三公祠、三忠祠、五贤祠、十五忠祠等。长沙街名三公里、锡庆里等即以此而名。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载，三公里原名三公祠，系祀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张亮基和布政使潘铎而名。三公祠为1874年(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所奏建。骆、张、潘三人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守住长沙城有功，而受到以后历任湖南巡抚的敬重，方得此礼遇。长沙天心区南门外马益顺巷附近有条叫锡庆里的街道。“锡庆”二字，系皇帝的赐敕用语。清光绪《湖南通志》载，锡庆里原名三忠里，建有三忠祠。三忠祠祀创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有功的江忠源(新宁人)、罗泽南(湘乡人)和塔齐布(满洲人)三人。三人曾分别官至安徽巡抚、浙江布政使和湖南提督。五贤祠建在小东街，祀湖南巡抚赵申乔、李发甲、潘宗洛以及御史吕谦恒、方伯宋公，五人皆为对建立湖南贡院有功之人；十五忠祠建在荷花池，祀湘军将领江忠源、塔布齐、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王錱、萧启江、李续宜、张运兰、江忠义、李臣典、黄润昌、刘长佑、褔诚、邓绍良。[]同时又奉谕建了一系列湘军将领专祠，又重修了明兵部右侍郎王伟、清康熙间湖南廵抚李发甲、布政使郎永清、乾隆间长沙知府吕肃高等官员，以及宋末、明末殉节官员等专祠，还有理学代表人物专祠等(见下表)。

表2.1  同光年间长沙兴建和重俢昭忠祠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