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宣颖

    瞿宣颖 （1894—1973）（一作1892—1968），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文史学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任教。精诗词书画，尤擅于文史掌故，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汉魏六朝赋选》、《北平建置谈荟》、《北平史表长编》、《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

湖南杂忆

瞿宣颖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特殊臭味，这是一点不错，长沙城的特殊臭味，便是一种桐油爆竹草纸水油以及潮湿郁蒸之气所集合而成的。走到街市上，越繁盛的地方越容易感觉到。

长沙的狭小是如此。从北门到南门也不过北平的从正阳门到地安门。所以在未有人力车以前，中等阶级的男子，简直用不著代步的方法。直到如今，虽然有了人力车，也决没有像他处的人力车拉著飞跑的。初到长沙的人，无不感觉长沙的人力车拉得特别的慢，殊不知历史的教训使得他们如此，如果不是拉的慢，则不消两三分钟便到目的地了。而且长沙街道之窄无比，许多的巷子平张两臂可以抵著两边的墙，就是最繁华的市街，也仅仅容两乘轿子平行而过。地下又是铺的石板，磊珂得很，人力车是万拉不快的。如今市区虽然扩大了，街道虽然展宽了，路面虽然改筑了，历史的印象一时不容易忘却。

    往日代步的方法，最普通的是所谓“三丁拐”的轿子，“三丁拐”，两人抬轿而中间靠轿门的地方更加一人以助其力。每逢上下肩的时候，此人必极力将轿子往上一颠，坐轿的人如果不是内行，必要大大吃一惊。

    长沙乡野之平凡是出乎想象之外的。黄泥的童山，纵横的田亩，是一望无际的境界。行人只是永远踏著窄不容趾的田畔而前进而已。方塘到处可见，然而只是一窝浊水，并没有写影的清涟。当炎威最盛的夏天，尤其使人感觉烦闷。惟有一段湘江与岳麓山，才是长沙人所能看到的天然美景。岳麓山尤其是长沙的天然公园，气概虽不雄壮，而岩壑竞秀，松柏交阴，具有山林之美。加以唐宋以来的点染，道林寺是唐代诗人所称颂的，岳麓书院又是宋以来文人学士荟集的地方，游人到此，至少觉得长沙不是一个新国，而现实的尘俗，可以暂时一清。古迹之所以可贵在此，古迹之所以必须经营整理也在此。岳麓山除了添了两个黄兴蔡锷之墓而外，总算保存著原状。凉秋九月，走到山半的爱晚亭，吟讽著杜牧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觉憬然想到，长沙城中经过千百种的变化，而此地的亭台树石，与古人所曾经欣赏者无异。

    湘江的美，在秋而尤在暮，在长沙停舟的两岸，诚然平凡无奇，但是南往湘潭的路上，便渐渐显出湘江的特色了。湘水有潇湘之称，潇湘者肃霜，肃霜者是古人所用的一种双声连绵字，用以形容清澈凉爽的意思（据王国维的解说）。不经过长沙以南的湘江不知道湘水得名的由来。其清澈底，其气甚凉，再加上两旁露骨的苍石，与清波相映，颇觉得有一种孤高狷洁的气概，与吴波的柔靡又不同。所以要领略这种苍苍凉凉的水色山光，宜于秋暮。

    不独看水看山，总而言之，长沙一年之中只有秋天最好过：春天多雨，夏天太热，冬天不冷不暖，无风无雪，也不是纯粹的冬天；惟有秋天，真不愧秋高气爽。夏天的烦闷去了，而冬天的枯燥未来，加以长沙的美品橘与菌又是在这时倾筐的上市。如果不以秋天到长沙，那是很可惜的。

    长沙有三个天然之敌，一是雨。长沙人为雨所征服，而自然归化了。劳动界终年不穿鞋袜，无论什么人无不备有一把雨伞，市街上尽是用石板铺成，像这样的适应环境，每次出门以后，还是不免泥点沾衣，而必须实行苏东坡所谓“日暮归来洗鞋袜”。他们因为雨的享受太多，反而不甚欢迎太阳。长沙的旧式房屋，都是只有极小的天井卧室，窗是终年用布帘遮上而不开的，再加上床上还要挂一层厚密的蚊帐，所以长沙城居的人很多体弱而不离药饵。第二个敌人是热。热与雨是相因而至的，如果光是热，还可以。热之中，又加以潮湿，这最难受。夏天洗完澡之后，便不得干，就是干了，所穿的衣服在湿空气之下，也是含着水分的。我们有法子驱逐热，而没法子驱逐潮湿的热。最热的时候，整夜不能安眠，望着天空的树梢，没有一点摇动的意思，真不禁想念北方的夏令。比起来便有天壤之别了。雨与热还有停息的时候，惟有第三个敌人——虫——更难对付。虫之中尤其是白蚁，可以将整个的楼柱蚀成中空，如果发觉不早，这所建筑便归毁灭。如果你有一箱书锁了一年不开，明年打开一看，里面的书便可以羽化而登仙，入于无何有之乡了。其他惹人厌恶之虫，当然也应有尽有，总之，这三个敌人都足以使长沙人不能安居乐业。

    湖南的往日社会状态，也有异于其他各省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湖南的人口，经过张献忠吴三桂的变乱，已经减少到几乎灭绝的程度。现在的湖南人大部分是江南江西迁入的，湖南没有很长的家族史，很少有能追溯到明代的家族，就是最近三百年中继续繁荣的家族，也很少。这是一个异征。

    湖南农业之庞大，是大家所知道的。农业社会的现象，是保守、勤苦、安分，而有自治自卫的能力，大多数的地方属于此一类，而尤其以湘乡为最好的代表。所以湘军能以原于自卫的动机，进而参加政治活动，可是一参加政治活动，他们便不免于失败。卒之湘军之光荣只是抵抗太平军的那一段，而对于政治上的主张并无可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便是商业社会的活动。在有清三百年中，湘潭是亚于汉口的大商埠，两广云贵的货物运输，以此为枢纽，由此而分散全国，尤其是长江下游的物产与其资金，向外找出路，第一必找湘潭。湘潭于是变成商业社会中心。而商业社会的现象便是奢侈浮滑，善于趋时，有追求知识提倡艺术的余暇。综上所说，湖南的社会有两方面，有两个重心，有绝然不同的两种力量，常在那儿左萦右拂。所以一班所谓湖南人，两种矛盾的性格同时存在。湖南人极守旧，迷信最多，然而却又常常站在时代之前，常常作革新运动的急先锋。湖南人蛮干、死干、呆干，不像江浙人的聪明，也不像北方人的一味驯良屈伏，然而却又富有浮滑的神气，不比两广人的质直。

    湖南人的民族思想，在满清初期虽然有王船山的提倡，远不如江浙闽广的发达。推求其故，显然是因人民流徙不定，还没有结成定型的湖南民族。及至满清盛时，湖南因为是个有自给能力而又无余力给人的省份，不感外来的压迫，所以聪明材力之士也只有槁项黄馘老死田亩。一直到咸同军兴，湖南人方才感觉世界之大，而世人也感觉湖南之大，在这样相互的需要与供给之下，然后发生种种特异的思想。当军事结束之后，军队的剩余分子，开始秘密活动，他们以固有的神权思想为背景，以军队组织为结合之便利，以反抗统治阶级为号召之便利，他们以浏阳为中心，而蔓延及于长江上游；与北方的义和团组织，当光绪二十年以至二十六年之间都达到最盛时期，遥遥相应。不幸北方的民众团体没有意识的领导，而弱点全然暴露。在湖南则为知识分子所利用，而成为推翻满清的一种力量。这种反满清的知识分子，究竟从何而孕育呢？可以说他们受了乡先达王船山的影响，又习见习闻这种含有秘密意味的民众活动，不期然而然的走上这条路去。湖南革命先进死事之烈，与其怀抱之高，必推浏阳潭唐二君子。自时厥后，渐渐在国内国外显事活跃，与广东的一支，左提右挈，而成功辛亥革命。辛亥之湖南起义，颇有人归功于焦陈二人，他们便是秘密社会中分子。

    湖南人在同光以后，显然有与统治者为敌之意，已经屡次表现在事实上了。光绪初年，卞宝第作巡抚，孙某作藩司，因为禁止赛会，激成民变，攻入藩署，其时有一个最无赖的地痞叫曹桂山，他实在偶然不在城中，但是事后他深以不及参加为耻，于是跑到茶馆里，大声说：“藩台衙门的门板真硬，我至今还打得手酸呢！”这时官厅正苦无从追究，听了曹桂三的自动认供，便把他作为正犯，斩决示众。辛亥的前一年，因为米价高涨，要求平粜，将巡警道赖某拴住痛殴，又纵火焚烧抚署，甚至于要烧教堂烧领事馆，其时一部分的绅士，也从中鼓动，逼令巡抚岑春萱辞职，而推藩司庄赓良继任，政府觉得不成事体，便将抚藩绅士一概革职，另派新抚带兵船来长沙，方才平息。《易经》说得好：“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果然第二年便有辛亥的变局，所以将晚近湖南人的思想变迁观察起来，他们反抗统治者的习性养成恐非一日。不过有点无意识不合理性不择手段而已。

    在前清的官场中，大家都说湖南绅士不好惹，这自然是自有湘军以后的现象。那时湖南绅士多半拥有兵权，自然地方官畏之如虎。可是后来湘军解散，湖南人在中央政治上的势力也很薄弱，何以绅权还是异常膨胀呢？这就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民众对于统治者，总是取敌视的态度，绅士便可以利用之为武器。他们对地方官说：“你不听我的话，百姓就要罢市，甚而至于戕官！”地方官顾考成，顾性命，谁敢不依，所以绅士阶级愈来愈庞大，结果还是民众吃亏。

    真正湖南民众是富于革命性的，他们极少阶级观念，普通人家用的仆人可以同桌吃饭，主人吩咐仆人作事须说“请”。尤其是女仆，更须受相当的礼貌。他们没有“底下人”、“当差”、“老妈”等等名词，而谓之“请的”。请的者，被请而来者也。乡村教育相当发达，男女识字的很多，所以他们尤其不怕主人的威势压迫，一班民众是这样。可是所谓绅士阶级站在他们与政府之间而掠取利益如此者亦复若干年焉。

    楚人好鬼，是历史上有名的。至今辰沅一带还保存著古代越巫的异术，以符咒治病，尤其是治伤，相传是很灵验的，普通叫做祝由科。祝由两个字出在《素问》上面，祝由据说是人名，其实祝就是睨的古字，祝由即《周礼》之祝榴，祝榴也就是睨。其来历不可谓不悠长，自《后汉书》以下，关于他们的记载已经不少。

    祝由科在他处很神奇新鲜，而在湘西却极普通，如果不信，可以问湘西的著名人物——熊希龄，他家的人就有会的，凡是学祝由科的人，先得承认两事，一是自认一种不得其死的结果——自缢自沉自刎之类，一是只能以所学的法术取得酒食的报酬而不能取得金钱的报酬。话虽如此说，而在长沙的师公——符睨师——却仍是取报酬，不过所取必以三为节，例如三元三角或三千三百或三百三十之类。

    湘西的工商业以木材为大宗，采木之人结木为筏，沿江而下，谓之簰。其人遂谓之簰客。这种巫术就是由簰客传来的。

    湖南人忌讳最多，正是古书上所谓“好机祥”者，妇女尤甚，早晨见面不说萝字鬼字，此外又忌龙虎等字，于是改唤龙为绞舌子，灯笼为亮壳子，虎为山猫，斧为开山子之类。于此可见尚存山民之余风也。

    湖南人讲究吃么？这是一个疑问。在外省殊少有湘菜馆。就是有，也不发达。若论吃菜的奢侈，端的要推广东。广东一桌酒席费至数百元不算回事，别的地方万赶不上。不过湖南人之中讲究吃菜的谭延闿，却能于此不示弱。他晚年得意时代，据说一席宴会是不能小于三百元的，与他朝夕为伍的那一班人，也自然争奇斗靡不相上下，成为风气，所以广东人以外，也许就要推湖南人讲究吃了。

    湖南菜的特点在取味的腴厚，在炒小菜（湖南人以蔬菜为小菜）。炒的菜要不损伤其色素。碧绿的菜叶，清腴的味道，这是外省厨师所不易学的。人都说湖南人爱吃辣子，其实湘西湘南吃得厉害，而长沙却不尽然。湖南人共同的食性，还是在爱吃蔬菜，蔬菜的种类特别多。比如冬苋菜，其叶多毛，而质柔滑，很像古人所谓葵羹。又如藜蒿，如蕨芽，也都是外省人所不大吃的。湖南人除了喜欢辣之外，还喜欢咸与硬，所以腌菜泡菜是每饭不忘的，而饭之硬以每颗分离不相粘合为度，也与别省不同。

    湖南人之于辣，也不仅吃辣椒而已，姜与胡椒花椒桂子都是常吃的。据说由于水性之寒，潮湿之重，非此不可。由此类推，则药饵中的温补一类，也很普遍的应用。他们本来爱吃药，一吃就是附子干姜，讲求补养的还要在六月里吃附子炖羊肉，江浙的中医听见了必然大为惊诧。

    湖南的茶叶都有一种烟薰的气，他的质地介乎红茶绿茶之间，而其吃法则颇异于其他各处。普通的吃法自然是用沸水来泡，可是茶喝完了之后，有人还喜欢捞起茶叶来咀嚼。湖南人的面色多黄，恐怕就是这样中了单宁酸毒的原故。此外便有种种点茶的方法，或是用脂麻黄豆，或是用姜，或是用花椒，可想见古人点茶汤的风味。

    最尊敬的款客方法，除清茶之外，还要用一道莲子茶，比如新年的贺客，就可以受这种待遇。莲子是湖南的特产，加上红枣桂圆文火细炖，确实有香腴的风味，仅仅呷一口汤，也足以使人留恋不忘的。

    提到湖南食品的特产，要以菌油为第一。初寒的天气，松下所长的菌，尤其是小至钮扣一般的，采撷来与香油一同熬炼，加上点灯心草以除其毒，作成豆腐汤，或是煮面，其鲜美无比。此外还有两件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便是冬笋与橘。橘的质地不算很好，可是虽小而甚甜，产量极丰，湖南不产水果，要吃水果只有趁橘熟的时候饱吃一顿，天以橘救湖南人之穷与陋，所以屈原颂它为“后皇嘉树”。

    湖南语言系统也是很特别的，所谓纯粹的湖南话者，只在长沙附近通行，严格的说起来，也可以说只有长沙人说湖南话。旧长沙府属的湘乡就是说的另一种语言。其音调比较的平，所以说得快时虽然不易懂，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反较长沙话为清晰，而且有许多字音与太湖流域的读音相近。湖南人在上海有过这样的经验：长沙人打电话老打不明白，换了个湘乡人，对方反而听懂他的话了。这不是说湘乡话好懂，乃是足以证明湘乡话为另一系统也。

    长沙语音极注意节奏声调，与太湖流域相反，而与广州系统相似。长沙语不独有四声，而且有六声，除了平声可分阴阳而外，去声也分二种，一种用之于读书，一种用之于说话，所以长沙人无论贩夫走卒妇人孺子，天然的懂得诗的平仄，他们还嫌沈约的四声不够，不像江浙人对于平仄那样的费解。

    载《人世间》第32期(1935年7月20日出版)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