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

逃难日记

   九月二十七日天气阴沉，可是没有下雨。今天，我们要离开上海了。下雨似乎比晴天更好，据说雨天和雾天不便飞行，敌机或者不来投弹，路上比较安全，可怜的逃难者的心情！

   早起，妻对我说：“我们逃难来的又逃难去！”这话里含有无数酸辛（应该说是Some thing）引起了我的一声长叹。我说：“遭难的是整个民族，个人的苦难算得什么。整个民族得救，我们也就得救了。”我的话虽然如此说，却因妻的话而回到十年前的个人的旧梦，不觉得很诧异地叫妻一声：“喂，真是凑巧，你记得吗？那一年我从长沙逃难出来，正是九月二十八日，今年从上海逃难回去，恰巧是九月二十七日，整整十年，不多不少，这不是很奇怪吗？”妻也很有感触地发出一声长叹。原来同样逃难却是大有区别。不仅一去一来路向不同，心情更是两样。当初逃出长沙的时候，自相残杀，人心惶惶，谁友谁敌，分不清楚，是非反正，更不必说。记得那时最该感谢的倒是一个新交的朋友曹云松先生，不但他肯容留我这个歹人在家，最后还得到他的助力，我才能够成行。生平师友，何止十万，数数生死患难之交，他却是第一个。他在我六亲不认的时候，竟一见如故，敢认我做一个朋友呀！如今逃开上海，虽说此地也是人心惶惶，可是所怕的只是外来的强寇，除了大小汉奸，一切政见不同的党派都在精诚团结，共同抗敌，至少目前少见自相残杀的惨象了。在我个人也减少了“举国皆吾敌”或“世人皆欲杀”的恐怖。何况满眼都是逃难的难友，便是留在上海不逃的许多朋友也都关心我们路上的安全，尤其是王鲁彦先生今天来了两次。我对妻说：“如果为了路上的安全，我们倒不必叹气。后方逃难的还怕死，前方杀敌的又怎样呢？我们不能祷祝目前一家路上的安全，应该为前方将士祈祷，并须想想将来怎样对为国而死的将士及其遗族。”妻说：“我们自己并不必怕，总为小孩子担心。”我说：“不错，小孩子是在我们更后的后备军，我们当然要留心他们路上的安全，我们逃难原是为了好好地安置他们罢了！”

   下午四时，我们从寓所上汽车出发了，除了我们夫妇儿女一家六口外，同行的有亲戚刘志衡先生，复旦毕业同学王定华先生。六时一刻，趁京沪特别快车从上海西站出发。到松江已见灯火。车行不久，就停了，徒步过铁桥，冥途暗索，颇有戒心。幸而已将行李四件买了行李票，不必亲自携带。只一小提篮，已挤出了刘先生一身大汗。要不是有刘先生开道，王先生殿后，我们带了四个孩子不被挤到水里，也要把顶小的一个孩子挤个半死，说不定出进车箱，有个把孩子挤断手脚。

   上车了，就在车上过了一夜。四个孩子算是勉强安睡，我们合眼的时候就不多了。

   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时一刻到了南京下关车站，我们手提的篮子衣包，因为刘先生带了上海救济会通行证，免予检查。同时站上军警叫人快走，说是突袭警报快要来了。雇了五部黄包车，不一刻就到了下关轮轮码头。刚好下车付钱，警报来了，往何处去呢？望见瀛洲旅馆大门半掩，待要进去，遇见了胡风先生，他正在躲避。旅馆茶房并不招待客人。再向前进一点，就是东方大旅社，我们不管他招待不招待，将手提小件行李直塞进去。此时旅社内人也很多，军人占大半，找不到坐位，我只好招呼女人和孩子把包裹等件放在地上，坐了下来。

   我同刘王两先生因为从昨晚起没有吃饭，今天又有两顿不曾吃到东西，一同出门去找吃饭馆子。不料走了好远，店门都是紧闭，不做生意，正在饥肠辘辘，疲乏已极的辰光，紧急警报来了，街上断绝行人。我们只好站在街边一个小房子的角落里躲避。

   呆立了个多钟头，实在饿得疲乏极了。我们试试从街边屋檐慢慢走过，回到旅馆。顶小的申儿已以饿得睡在一个小箱子上，竟睡著了。想开一间房子，老板总是拒绝，不是说没有饭吃，连开水也没有喝，便是说没有茶房招待。好容易交涉到开了一间房子。

   警报解除了，已是午后三时。

   我们一家出去找饭吃，几乎要走到挹江门，才找到一个面馆，可是只有起码的阳春面，每人费五分钱吃一碗面，算是饱吃一餐。

   刘王两先生去找船取行李。他们先到招商局找了一个朋友，说是今天午后五点多钟就有船开，船名江新。房舱票快要卖完了，刘先生就抢先买了船票。不料回头到车站去取行李，行李车竟没有到。船票已买，怎么办呢？刘先生慨然自任留守，嘱我们趁船先回。我因为内人有病，孩子又多，找不到旅馆，又因刘先生有朋友在招商局做事，食宿安全都不成问题，所以就赞同了他的主张。

   “行李究竟什么时候有取呢？”

   我内人很担心替我们取行李的刘先生的安全，自然还掛虑到她的衣服。原来我们动身的时候，怕逃不出来，不能多带行礼。决定光带我女人的衣服，而且是比较新一点的，旧的不带。其次带我的西服，小孩子的比较不值钱，无论冬夏新旧，新旧一律不带。此外就只带被包了。不能带起走的衣服，就和其他家私器物一样，留在寓所。本来我们可以把房子连家具一起招顶。只因当初我以为复旦大学可以在沪开学，决定不走。许多朋友就把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都寄存到我家里来。计有曹云松、廖伯华、唐锦涟、佘太太几家的箱子器物。虽说他们已经声明我走的时候可以丢掉。可是在我，总以为我走而不丢掉，于心更安。本来我的房子可以顶得三百元左右，还了欠租，尚有百多元赚头可作旅费。在我临走的前一二日诗人穆木天、任钧两先生的房子，各人都顶了两百几十元。他们的房子都距南市较近，又都只有两层，没有卫生设备，而且不及我的房子油漆一新，居然以重价顶了出去，我的房子只顶三百元应当更俏，何况我的器物较多或许较好呢。因为保存朋友们的行李的一个念头，就找了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邮局做事的唐先生来住。据说他很留心我的文章。我并不怀疑到他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我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通通让给他，不要他付代价，而且我欠的房租，我已关照地产公司看门人收租人由我负责清偿。临走的时候，我还亲自叫汽车到公司去一趟，告诉公司负责人，我愿负责到底，我有什么职业，我到哪里就业。不付目前房租，更不付以前欠租，这是此时上海通行办法，不止我陈某一人，公司负责人当就理解到这一点，并没有非难。当时我们谈话两三分钟，就由他替我叫了一部汽车把我送到车站。为了不能带走的东西竟费了这许多周折，如今带走的东西又要留在南京候取，真是麻烦。不过转念到无数人丧失了生命，无数阔人丧失了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觉得寒家的几只破箱，几件破衣服，几本破书，又怎值得计较！

   晚边六时我们一家及王先生都上了江新船，只留刘先生在南京，我的心里真是不安，但是除了如此，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刘先生同他的朋友在招商局做事的王先生到船上来看我们，我倒很感谢他们的周到，同时也觉得刘先生留在南京，食宿上或许没有多的困难。

   很晚船才移动，我已朦朦胧胧快的熟睡了。

   二十九日到三十日，我们蛰处一个房舱，四个小孩子吵闹得你发昏，可是他们不吵闹时又转觉孤寂。一路过蕪湖，过安庆，过九江，我都没有上岸。船行时，连两岸迎面而来的景物，我也懒于应接。沽酒一小瓶，不时取王先生所买罐头凤尾鱼，及内人准备的路菜酱汁猪肝排骨下酒。

   十月一日午后一时许，船抵汉口。误听万花楼旅馆接人的江湖话，把行李搬到旅馆，多用几块钱，多出几滴汗。要是船到就由小火轮过江上徐家棚车站，岂不省力省钱？

   午后四时许我们过江，遇着车站旁大东饭店李老板来接江。他是湖南湘潭人，对同乡人颇亲切。这种饭店却不同于上海的大饭店，只是像我们乡下大路旁的小饭铺。我们七个人吃了顿晚饭，只费一块多钱。托他替我们买车票卧车票，代找卧铺号数，并由他照顾我们的行李上车，先后共给他一块多钱，他很表示谢意。

   六时许，空袭警报来了。我们从车箱里卧铺上爬起来，小弟弟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就用袜子跑路，过铁路半里许，才找到一个小屋，停了下来，此时我国飞机两小队从武昌上空飞来，又仍然飞去，绕了几个圏子，敌机并没有来。过了许久，才解除警报，大家吃了一次虚惊。

   八时左右，车快要开了，田老五和廖沫河“两位走上车来。原来田回湖南，廖来送行，久别之后，不期而遇，快谈了一会。廖走了，才开了，我们大家倒头便睡，算是安睡了一晚。

   十月二日午前十时许，车抵长沙东站。我很欣然的地孩子们说：“我们逃难回来了。”大弟弟笑着说：“我们都是难民呢。”小弟弟沉着脸说：“我们不是难民，我们坐车出过钱的。”引得他的兄姐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大家浮着一个笑脸，抱着一个急跳的心，回到了故乡。

 原载1937年《文学月刊》创刊号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