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代商业史略

    自康熙三年(1664年)置湖南省, 长沙即成为省会。至乾隆年间(1736—1795)，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

到嘉庆年间(1796—1820)，长沙城已“带江十余里，瞰廓数万家”，“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纭，闾阎林立，商贾云连”。清初实行海禁，全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但湖南反而受益。因为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的土货出口，西方的洋货进口，都须在广州进行。清乾隆《广州府志》载，清乾隆刊乾隆年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东西二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样，便在广州--内地--广州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湖南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城市成为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诚如清同治《醴陵县志》所说,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的。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湖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清前、中期,省城长沙虽为湖南商业中心,但其他各地商业也获得了某些发展，除传统的墟场定期交易外，在一些交通口岸、要冲，形成颇为繁荣的商业中心。乾隆《湖南通志》记载：“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其余则小肆店而已。盐集于长沙，徽商也。湘潭，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商客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衡州以上，商多豫章，以地近而贸易至也。岳州地处省北，货裁取给一郡，即商船停泊亦少。惟常德为黔、蜀之通衢，澧州居辰、沅之总汇，舟车担负必集于常，而松杉、桐油、盐米之类必集于澧之津市。洞庭以西，市镇之殷繁无过于此。”

    湘潭距长沙仅百里之遥，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流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是粤、桂两省通往北方古商道的必经之地，到明末已形成商埠。乾隆《湖南通志》云:“衡、永、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客商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他邑。”嘉庆《湘潭县志》载,不仅湘东、湘南产品都往湘潭集散，西南各省货物去西北各省亦多经“湘、沅”而集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湘江水运极其繁忙，舟楫络绎不绝，自“杨洲至小东门岸，帆权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湘潭曾一度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有“药都”之称。药材行商号有所谓“八堂”,即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药材交易大多数经过这些药材行成交。

    岳州(今岳阳)，地处大湖南北要冲，《清经世文编·户政》载,乾隆年间，“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工商业人口已相当集中。衡州(今衡阳)，地处湘中，同治《衡阳县志·货殖》载,“长沙未设巡抚布政使时，商贾皆主衡州，以通广西，书坊墨栈皆以长沙为子店，至今仍之。”特别是“衡烟”贸易十分兴隆。乾隆、嘉庆年间衡阳城内，“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郴县(今郴州)，地近粤省，至嘉庆年间商业亦有相当发展。据嘉庆《郴县志》载：“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获，九、十月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会冲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乾隆《湖南通志》对常德也有记载:“大江啮城，舳船帆楫，时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喧午夜，……旧称鱼米之乡，良有以也。”

从以上记载看，清前、中期长沙、岳阳、湘潭、郴州、常德等城镇，均已成为湖南境内重要的商业城市。各类货物云集，牙行铺栈林立，各地商人及山西、陕西、苏州、杭州、江西、广东的客商，往来其间。贸易则以米为大宗，其他如烟、茶、桐油、鱼、盐、布疋、杂货、木材亦占有相当比重。

其时湖南商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经纪商的大量涌现。经纪商旧称牙人,其组织称牙行。

明嘉靖二年1523年)制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规定选有资产的人户充任，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称为“牙帖”。领帖需交纳帖费．连同每年所纳税银，统称牙税。明崇祯《长沙府志》卷5有“湘潭牙行获利逾干金，而靛行倍之”的记载。清沿明制，到雍正四年(1726年) 长沙城外有粮食、鱼、煤炭、白炭等牙行35家；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新增牙行60家，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长沙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l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至同治六年(1867年)发展到100家，包括粮食行、茶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l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中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

    长沙牙行按经营方式不同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专替卖方代理的牙行，通常有较大的仓库和栈场，服务设施完备，如粮行、渔行等。牙行常利用买卖双方不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从中牟取额外利润，如货未脱手，卖主急需钱用时，牙行可放高利贷，当货售出后又不及时付款，以图利息。二是专为买方代理的牙行，一般与买方订有契约，订明品质、价格、数量、交货日期等．既大量预收货款．以图利息，又靠压级压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获取暴利。三是代购代销兼营的牙行，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从誊代购代销经纪业务，有的还自营购销，获利颇丰。

明清两代．牙行的存在对促进地方土特产的购销起了重要作用．如清光绪《湘潭县志》载：“明代青靛贸易较发达。衡山、酃县、茶陵、攸县、湘乡等地所产青靛都运此销售．客商携万金、千金或卜百金争相采购。”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也载：“宝靛上出洞口,下达三湘、资江一带”,“长(沙)、宝(庆)两府，贩靛之人络绎不绝。”土靛的长途贩运活动就得益于长沙、湘潭两地的靛行。可见．牙行的存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民和手工业者不熟悉市场行情,牙行居间介绍．有利于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在长途贩运贸易中,客商的收购和推销通过牙行可克服民情地情不熟的弱点，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牙行在民间贸易中，把持市场．有的从中行骗，伤害买卖双方的利益。牙行中产生过许多著名商号,如开创于光绪元年(1875年)长沙土果行保太和（成利贞前身）、惠然（中和前身），略晚几年开业的公和、镇昌、恒泰等,均享誉一时。

                作者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