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名人》前言（1999年）

《长沙名人》是《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中的一部。本书所收录的名人都是在全国知名度很高，且在某一领域有突出建树，出生时间早（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出名时间亦较早的人物。知名度，亦即公众知晓率。而衡量公众知晓率高低的标志在于这些人物在教科书、辞书、报刊、杂志、学术论著、文学作品等书刊，以及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中出现频率的大小。为了较为完整地展示百年长沙的社会演变过程，所录人物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政治倾向不同的人。至于“长沙”，在历史、地理上有多种概念。自从1844年照相术传入中国以来，“长沙”主要有两种所指。一是1911年以前的“长沙府”，包括长沙、善化（民国后并入长沙县）、浏阳、宁乡、湘阴、益阳、安化、湘潭、湘乡、醴陵、攸县、茶陵等12县州。如籍贯湘潭、生于1863年的国画大师白石老人就曾自镌印章一枚，曰“中国长沙湘潭人也”，这个长沙便是指长沙府。二是现今的“长沙市”，包括今长沙市区，长沙、宁乡、望城三县和浏阳市。还有一些名人，籍贯虽非长沙，但与长沙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年轻时就读于长沙，或长期活动、工作于长沙，或逝世后归葬于长沙。这部分人物中的成就卓著者，我们也将其归入“长沙名人”之列，这是长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历史地位所使然。

       本书共收录“长沙名人”350位，照片870幅，大致按门类、出生先后和版面组合的需要进行编排。这么多的名人，洋洋大观集于一册，在近代中国恐怕只有长沙等少数几个城市能够做到。可以说，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而湖南人才又大多数集中在省城长沙。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

       以《辞海》为据，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湖南籍人士44人，居全国之首；次为广东，38人；再次浙江，22人。现代中国政治人物，湖南63人；第二位为广东44人；第三位为四川，40人。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先后涌现六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解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禨、谭延闿、黄钺、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位，湖南人就占去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许多长沙志士为国捐躯，如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龙璋、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到民国时期，长沙涌现的政治、军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黄埔军校1—5期共有学员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强。在国共两党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权争夺战中，湖南为双方输送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重用浙江籍人士，但湘籍将领的比例也不小，著名者有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李默庵、宋希濂、黄杰等。在共产党方面，湘籍人才之多，更是其他省难以望其项背。开国领袖毛泽东，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党和国家领导人任弼时、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胡耀邦、朱镕基等都出自长沙。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十大元帅、十位大将和57位上将中，湖南籍的元帅有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大将5人，上将12人。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这一人才集中的情况实不为过。

        湖南长沙在文化、教育、艺术方面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为数也不少。特别是近代湖南知识界倡行教育救国以来，这类人才大量涌现。大致可分三大人才群体：

 一是社会科学家群体，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居多。如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以及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国际法学家周鲠生等。

        二是教育家群体。这是湘城人民最引以为荣的一个人才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学校，向海内外各条战线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倓、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湘城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敬仰。

         三是文学艺术家群体，谓之“文艺湘军”。如作家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20世纪进入下半期，三湘大地又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这就是湖南院士群体。早在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81人，湖南就有6人当选，其中5人为长沙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其中湖南院士达百余名。湖南院士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据初步调查，湖南院士共有104名，其中湘籍院士82名（湘籍院士中长沙籍和曾在长沙读书的达52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目前还有22名。不少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在国际科技某一领域创下了许多第一，或成为某学科的创始人和开拓者。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长沙就占去2人，一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依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一位是中国胃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张孝骞。还有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态振幅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农学家袁隆平，有“地洼学说之父”美誉的地质学家陈国达等。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在某一领域有开拓性创新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从上述介绍可知，“长沙名人”集中于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领域，在工商业和经济管理领域鲜有像荣毅仁、王光英、胡厥文那样显赫人物的出现。本书编制入选人物名录时仅列举了龙璋、梁焕奎、范旭东、刘廷芳等十多位实业界人物，加上有多位未能找到照片，因而在本书中，“实业界名人”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湖南近代人才结构的一种缺陷。

        湖南人才之盛、长沙人才之盛，只是近一百多年来才有的现象。纵观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湖南并非出人才的地方。《中国历代名人词典》收1840年前历代名人3005人，湖南人仅有23位，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从湘军崛起以后的情态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为什么湖南、长沙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

        首先，心忧天下、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是造就长沙近代人才辈出的主要动因。近代长沙名人，大多继承嘉道湘籍经世派之传统，崇尚南宋理学中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重行的作用，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明末清初，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个新的高度。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正如王闿运评曰，湖南“嘉道以后，人彦辈出，始洗蛮风”。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薰陶之下，三湘大地人才层出不穷。尽管不同人才群体的政治主张可能迥异，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长沙学子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少人成为社会之干才，国家之栋梁，并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湖湘人士的经世愿望为何如此强烈，与湖南人的性格有关。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陈宝箴曰“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士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到近代，湖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尤为突出。湘军以书生领军，却敢于“拔硬寨”“打死仗”；维新时期，谭嗣同高呼“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豪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辛亥革命时期，陈天华蹈海以誓后人，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献身宪政，禹之谟绝笔遗书曰“躯壳死耳，我志长存”，蔡锷倡言“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一切都表明湖南人确实具有一种卓厉敢死、刚劲笃实的特殊性格。历史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这不能不说是长沙名人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原因。

        其次，湘城教育之盛是造成湘城桃李遍天下的重要基础。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而长沙作为湖南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则成为湖南各地人才成长的基础和施展才能的舞台。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清中期后，在罗典、欧阳厚均等著名山长的主持下，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刘揆一、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沙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长沙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长沙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本书所录人物中林圭、秦力山、蔡锷、范旭东、曹典球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知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在这一声浪的推动下，长沙创办学校教育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激励下，许多人选择了教育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名校不断涌现，明德、周南、长郡、雅礼、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扬名全国。本书所收录的名人中，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名校。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向警予、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萧劲光、夏明翰、郭亮、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直接从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育才中学等长沙著名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

        以两院院士为例，亦可作有力说明。据初步调查，明德、长郡、雅礼、一中、广益（师大附中）5所中学共出两院院士37人，其中湘籍院士31人，占湘籍院士总数的38％，可谓长沙名校，院士摇篮。

        第三，20世纪的留学潮为长沙造就了大批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长沙则是留日运动的中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去10人。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1％强。至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1人。本书收录的人物就有不少留日学生。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林圭、秦力山、周震鳞、焦达峰、蔡锷、仇鳌、章士钊、胡元倓、朱剑凡、何炳麟、孔昭绶、易培基、杨昌济、范旭东、徐特立、欧阳予倩、田汉、杨树达等等。

        1919—1920年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又是湖南居全国之冠。1919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