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亚湘 为什么会挑选湘茶援非？这是因为，湖南自古以来就是茶叶大省。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9世纪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云：“三帮底贡厥名。”“贡厥名”就是“贡厥茗”，贡茗即贡茶。《禹贡》荆州几乎包含了今湖南全境，在《禹贡》时代，湖南就有贡茶，在中国，茶的起源，来自于“神农尝百草” 的传说，茶圣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这个美丽的神话正是发生在湖南古老的“茶乡”即茶陵。宋罗泌《路史·后纪三》载，炎帝晚年巡游天下时去世，“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茶陵。炎帝神农氏陵在县西三十里。史记云帝葬长沙之茶乡”。 屈原放逐沅湘，其《东皇太一》有“奠桂酒兮椒浆”之句,《东君》中有“援北斗兮酌桂浆”之句。经后人考证，椒浆和桂浆都是当时楚国的茶饮。到汉初，茶陵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西晋《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十）县通出茶，最好。”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木古月—笥”或“木古月·笥”的竹简和木牍。这里的“木古月”，据考证就是《尔雅》“槚，苦茶”中“槚”的异体字或楚文字。所谓“木古月—笥”或“木古月·笥”是指“苦茶—箱”或“苦茶箱”，即茶叶包装。这是中国至今发现最早的茶叶随葬品。墓中还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皇室贵族之家烹用茶饮的写实。这就从考古发掘上，证实了汉朝以前湖南已开始种茶和饮茶。 中唐以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种茶风气日盛，湖南每年仅贡茶就有12.5万公斤，并且产生了阳团茶等比较出名的品牌。裴休任湖南节度使时，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实行“官茶”。唐代的茶叶用途已由药用广泛转向饮用，唐封演《封氏闻见》卷六《饮茶》中记载，南人“到处煮饮，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以致“风俗贵茶”。其时，饮茶已成长沙的一种风尚。五代十国时的马楚政权在茶马交易上获得“岁百万计”的丰厚利润，并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支柱。《旧五代史·马殷传》认为，这种官家招募商人为王国卖茶得利，是专卖的一种形式，即“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 到了宋代，湖南的经济作物首推茶叶。《宋史·食货志》记载：“茶出潭、岳、辰、澧州。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三类二十六等。”其中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每到产茶时节，浙、闽、广一带商人涌入潭州，“聚在山间，搬贩私茶”。《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数的60％。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实行茶叶专卖，是年，仅潭州府就产茶叶103万多斤。 元朝时期，湖南茶叶交易愈来愈广泛，并开始生产大量“边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政府在湖南设岳州、常德府、潭州榷茶提举司，施征收茶税之职。征税茶分为末茶和草茶两在类，税额不同。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茶叶列为贡品，规定长沙府安化县每年贡茶22斤，宁乡县20斤，益阳县20斤。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长沙之铁色”指长沙府所辖安化县所产蒸压制的黑色毛茶，为当时远销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到明代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贩茶成为长沙府最为活跃的商业活动。 据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道光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其时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红茶的需求量很大，安化等地茶农纷纷改制红茶，浏阳的许多麻农也毁麻改种茶叶。当时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安化、长沙等茶区提供的。咸丰七年（1857）长沙红茶品种中以浏阳的“湖红”为上品，产量居全省前茅，与当时安徽的“祁红”并相进入国际市场。长沙县金井、高桥的红茶也颇有名气，兴盛时期仅高桥就有茶号（庄）48家之多。 清末民初，茶叶仍为湖南主要特产，当时除滨湖少数县外，大都产茶，全省75个县，有64县产茶，年产茶仍维持百万担左右，输出之额，为全国之冠。长沙不仅是湖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也是全国几大著名的茶叶、茶具市场之一。据海关统计，1909年至1934年从长沙口岸出口的茶叶就有21.6万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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