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公里来回 长沙沅陵双城记

长沙中山纪念堂的老照片，这里曾是民国时期湖南省政府举行会议和活动的地方，后被拆毁。 供图/陈先枢

　　就在震惊全国的长沙文夕大火点燃前，湖南省政府正在忙什么?

　　搬家。

　　1938年11月初，日军侵占武汉、逼近长沙，湖南省政府决定将其行政中心从长沙城搬到更安全的沅陵县去。11月的上旬，长沙到处都是正在打包搬家的机关和往城外迁移的伤员平民，租车租船一时成了极其困难的事情。

　　就在长沙城忙碌得一塌糊涂时，11月13日凌晨大火突起，可怜长沙千年名城，皆为焦土。此时，省政府可谓焦头烂额：一方面，各大机关刚刚搬到沅陵，歇脚的地方都还没稳妥;另一方面，大火急需善后调度，具体方案还得省政府来牵头。

　　这个异常焦虑的冬天，湖南的行政长官们带着惊恐和疲惫，在相隔300多公里的沅陵和长沙两地来回奔波。

　　从长沙教育街到300公里外的沅陵

　　文夕大火前，1938年初冬的长沙城是个什么形势?

　　10月25日，中日双方投入150万兵力、持续4个月的武汉会战告终，战略重镇武汉沦陷，“亡国之兆”论调如病毒般散播;

　　11月9日，临湘陷落;

　　11月10日，日军占领岳阳城陵矶;

　　11月11日，岳阳陷落，日军连续抢劫两天，纵火焚烧。

　　此前，长沙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度是安全区域。浙江老兵华宣恩当时正在长沙，见证了畸形繁荣后的混乱场景，他在回忆中记录：“市民自中秋以后即自动展开疏散，先是老弱妇孺，次是不必要留在城内之男子，最后是全家撤退;各学校均陆续搬迁湘西南一带山区，商店行业大都停业疏散，城内除守军及战地服务团青年们外，尚有四千余伤残官兵，后方无法收容，暂留原地。”

　　这样的市民自发疏散后，便转为了政府机关有计划的机关、团体撤离。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决定，把当时位于教育街的湖南省政府搬去300多公里以外的沅陵，而长沙市政府则搬去邵阳。

　　11月1日，省市政府开始动员人员疏散并宣布搬迁;11月3日，省政府到达沅陵。

　　除却机关单位的分批搬迁，此前长沙接受了一万多名前线伤员，城内的旅馆、商铺几乎全被伤兵住满。怎么把这些伤兵难民分批送走就成了疏散行动的第一步。省政府拟了个疏散计划：“不但公路客车交通曾经停了几日，还征发了机关和私人的车辆辅助运输。至于难民疏散各县，则规定一律步行，并由派任难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率领前往，沿公路自带炊具，络绎于途。”

　　那几日，长沙城水路交通骤然紧张。权贵人家的卡车上装着行李物品，还有官老爷的沙发和铁床，甚至有军车帮忙运货;没钱没势的人家则无可奈何，以至于一些弱势的机关单位都找不到交通工具迁移去沅陵。当时的报纸形容：“长沙市的街头，成天到晚是各种车辆转动，各色人等的奔流，经过半个月的转移，长沙市的繁华完全褪了色，到十一月上旬末，街市上整个儿冷清清的”。大火发生时，还有不少机关正在搬迁的路上。

　　大火突起，省政府的核心人员不在长沙

　　1938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48岁。

　　这个长沙大火的核心人物、省政府行政长官，并没有随省政府在11月3日西迁沅陵，而是以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调派少数人员，组成了带军事性质的省政府派出机构(行署)，暂时留在长沙。

　　在回忆录里，张治中这么做是希望这个自己带领的派出机构能“随战局形势机动转移，并选定邵阳为比较固定的驻扎地，就近指导战区的政务，并策动展开广泛的游击战。”

　　11月12日，大火前一天。凌晨1点到3点钟，张治中还在为疏散问题加班：先是向伤兵管理处处长询问疏散问题，要求伤兵最好能于十四日运完;又让电报局赶紧把不需要的机器和材料运走，答应为他们设法请铁路拨车运机器;最后，半夜找来长沙市长席楚霖，让他无论如何要征集一千名夫子，帮忙搬东西，“每人一元一天，如果市区征不到，可到长沙县去征”。

　　下午5点钟，省政府秘书长及各厅长来找张治中辞行，他们决定当晚动身分迁沅陵和宝庆。于是，到13日凌晨2点大火突起时，作为行政中心的省政府便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省政府的核心人员不在长沙，各厅长官已撤退沅陵。

　　行政首长只好依靠理论上仍在长沙城内的长沙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以及长沙保安团。最先“掉链子”的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在火势初起的时候，这名长官正在自己的公馆睡觉，明明有好几个电话打到他家中，他的家属和副官却因为不敢惊扰了这位脾气暴烈的长官美梦而没把他叫醒，等有人跑到他家里从床上把他拎起来时，火势早已经失控。

　　原本这种突发事件，最先动作的应该是警察局。哪知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在刚刚起火后就带着警察局的人马连夜逃到湘潭去了，直到第三天才被抓回。

　　凌晨4点，当被叫醒的酆悌匆匆忙忙赶到张治中下榻的二里牌唐公馆时，张治中做出三条“紧急处置”：下达手令，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派保安团上街维护秩序;派伤兵管理处救济伤兵难民恢复秩序。

　　然而，此时长沙城到处都是放火的士兵，无兵无卒的省政府无力回天。更严重的是，原本伤兵管理处应该尽快疏散伤兵，原本应该预备有的大批车辆却被运输大队长挪作他用赚取暴利。就这样，行政长官制定的三条“紧急处置”无一生效，一拨人只能望着大火干着急。

　　既然是长沙城起火，当时的长沙市长又去了哪里?翻出席楚霖日后的回忆录，在12日晚上10点，他刚刚组织完“万人火炬大游行”的预定活动，发现种种异常：“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灯火辉煌，满地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席楚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还要我率市民火炬游行?”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没有找到，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得知放火的消息，他便急忙赶到市政府，通知没走的赶快向邵阳疏散，自己也先行撤到了临时市政府所在地邵阳。

　　接下来三天内，所有的政府应对都显然张皇失措而毫无成效，俨然瘫痪。

　　13日晚上10点，在大火燃起整整18个小时后，长沙县警察中队才接到长沙救火的命令，连夜从长沙县赶往长沙城，但此时仍有放火队员在四处补火，根本无法予以制止。直到15日，市长席楚霖才从邵阳返回长沙，受张治中命令组织三个救火队扑灭余火，但此时，全城已成焦土。

　　作为最强有力的救援力量——军队又在哪里?武汉失利后，蒋介石心腹爱将陈诚即率领第九战区官兵退守长沙，大火前一晚刚刚把指挥部迁到长沙南门外土地堂章宅，陈诚就住在南门外。

　　陈诚回忆，“当大火初起之时，长沙负责无人，情况异常紊乱”，他的随从参谋回忆，这时陈诚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好车辆打算向衡阳转移，知道日军并没有像谣传的进攻长沙以后，当即给蒋介石发电报大骂张治中放火。那时长沙电报发不出去，陈诚派人火速赶到湘潭才发出这份电报。

　　陈诚在随后给蒋介石打电话时说，长沙大火是张治中拆他的台，这个战区司令他不干了。蒋介石让他不要闹意见稳住了陈诚。大火第二天，陈诚命令三十二军驻扎在株洲的部队开赴长沙警备，又命令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从平江赶赴长沙从事大火调查和救济善后。

　　“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未熄之余烬。”

　　财政厅长从沅陵紧急返回长沙主持救济

　　湖南省政府也被烧毁了!

　　教育街66号，湖南省农业委员会，曾经是民国湖南省政府所在地。文夕大火中湖南省政府未能幸免。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等大部或全部建筑也被烧毁。

　　刚刚奔赴沅陵的厅长们，收到紧急召回指令，纷纷掉头返回长沙，11月16日召开了省政府委员会在火后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在湖南省档案馆查阅到，这次会议没有记录地点，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未出席，由民政厅长陶履谦暂代主持。其他出席的高官有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人。

　　会议的前三项议程均为“密”，我们无从得知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有关大火的事项。直到11月22日，大火第十日，由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简称“救济会”)，财政厅厅长尹任先为主任委员。

　　这历史记载空白的六天内发生了什么?直到2012年，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登出了尹任先遗作，还原了当时省府内部商讨的一些细节：

　　“当时，善后救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本是民政部门的分内工作，责无旁贷。然而民政厅长陶履谦，深知此次救灾非同寻常，任务艰巨，风险极大，稍有失误，后果堪虞，竟不肯出来领导救灾工作。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刚受处分，处境困窘，对陶的渎职逃避行为，也无力管束。于是找我商量，恳请我来主持赈灾。我当即接受此任，并报告他说，省财政厅尚有数十万元现款，可用作救灾，使他大得宽慰。”

　　尹任先临危受命，将“救济会”办公点设在财政厅内，下设总务、救济等八个组。救济总额五十万元，其中省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

　　“为使灾民能在隆冬季节尽快得到救济金，救济委员会决定直接发款给灾民。这种赈灾方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全无先例可资借鉴，工作的难度极大。委员会还决定救济对象须先登记并领取长沙市发给的难民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每人领款五元，发款日期为12月1日。”

　　发款地点分两处，长沙市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大院)和协操坪(今长沙东风广场)。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便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从晚上八点到深夜十二点，共发放10多万元。

　　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12月9日又补发一次，从当天下午4点到次日凌晨4点，实发8.4万人，共计40多万元。后来发现，很多临时赶回的市民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按上指印，凭券取款。

　　尹任先称，次日上午继续发放，“开始时人群争领的情形一如昨日，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款的人数竞自然而然地减少下来。及至夜幕降临，所有灾民全都领款离去，再无一人滞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救灾活动，便这样平静顺利地宣告结束，工作人员个个如释重负，额手称庆。”

　　根据《1938：11.13长沙大火》记载，救济会还在城郊设置几处施粥所，每天分上、下午发粥两次，市场组又在军服仓库调来背心、棉被千余件发给灾民。11月下旬，救济会曾在长沙市及湘潭、湘乡、浏阳、邵阳、长沙等县设立十多处收容所，以安置和疏散灾民。

　　到12月末，废墟上的长沙城已渐有生机：“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旅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此外邮电均已恢复，车船亦已通达，市面渐呈活动。”

　　张治中、席楚霖革职留任，撤销长沙市政府改由长沙县政府代行政事宜，而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被枪毙。

　　撰文/丁婷婷 实习生/刘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