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王台历史溯源之定王台改建湖南省图书馆始末

    1904年仲春，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棣蔚、俞蕃同十二人提议创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并得到湖南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的批准。3月15日，《湖南官报》第593号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馆设城东古定王台拟二月初间开办》。《募捐启》开篇以全球视野，阐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达与重视教育关系紧密。启曰：“英吉利区区岛耳，面积当吾国二十之一，人民十之一，而殖民地几过吾国，国旗所翻，遍日所出入，民族文明达极高之程度，则伦敦图书馆之为也。日本亦也，四十年前蒙昧过于吾国，维新以来，进步之速，几埒欧美联盟强国，为东亚雄，则东京帝国图书馆之为也。有巴黎图书馆之三百万部，而拉丁人种屡蹶而不僵。有柏林图书馆之百余万部，而日耳曼人种崛起于大陆。有圣彼得堡图书馆之百五十万部，而斯拉夫人种雄视于五洲”。《募捐启》提出中国若要改良社会，发展教育是主要途径之一。创设图书馆的目的是“输入文明，实验教育，坚其信心，富其能力者也”。教育可以改良社会，提高民众智力。“国家之成立在民力，民力之膨胀由民智，民智之发达因教育，教育不能普及则智识无由普通，以无智识之民处生存竞争之世，危乎悲哉，不可说也。故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晚清时期，社会矛盾加剧，外有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世变环生，日剧日烈，救死不给，厝薪已燃……读犹太灭亡之史，而知亡国之可哀；览学校易色之图，则知瓜分之不免；考人种庶物之标本，则知优胜劣败之无可逃”。十二位怀抱教育救国理想、有志于改良社会的知识分子，“痛心种族之前途，中夜旁皇，揽衣屑涕，信乎图书馆之不可一日缓也”。他们登高一呼，“激发感情，共同心志”，犹如“嘤鸣可以求友声，合群即以谋公益。凡我同志，共有覆巢之惧，谁无爱国之心，必表同情，成兹盛业。岂惟湘人蒙其幸福，四千年之胄裔，四万万之同胞，咸有赖焉”。（图22）

图22  清光绪三十年《湖南官报》载“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

    不足千字的募捐启，饱蘸民族忧患意识的笔墨，继承湖湘文化先忧后乐的精髓，高扬湘人敢为人先的秉性，道明创建图书馆时不我待的紧迫。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极富宣传鼓动性。

    这12位湖南图书馆创建人中，除黄笃恭、陆鸿逵、刘棣蔚三人出生时间无考之外，其他9人，年龄最长的是47岁的陈保彝，最年轻的是魏肇文，刚20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2岁。

    梁焕奎、梁焕彝、龙绂瑞、谭延闿、魏肇文、胡元倓、许直均出身于官宦家庭。魏肇文的父亲魏光焘，历任署江西布政使、署云南巡抚、陕甘巡抚、署陕甘总督、署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龙绂瑞的父亲龙湛霖是同治元年(1862)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是咸丰六年(1856)进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府遗缺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龙绂瑞与谭延闿三代世交，龙绂瑞在《武溪杂忆录》中写道：“谭文勤丈(谭钟麟，文勤为他的谥号)与先世父(龙汝霖)、先府君(龙湛霖)为道义交，数十年如一日。”龙绂瑞和谭延闿自幼即经常往来，了解甚多。这些人当中还有亲戚关系。龙绂瑞的生母胡夫人是胡元倓的姑母，龙绂瑞和胡元倓是姑表兄弟；龙绂瑞的女儿龙沅嫁给谭延闿的侄儿谭仲辉；许直的女儿许佩琅嫁给龙璋的儿子龙祖同，龙璋是龙绂瑞的堂兄。

    创建图书馆不容易，费用甚繁，财政困难。《东方杂志》记载：“兹由梁、龙诸君创捐巨款。”创建湖南图书馆的经费主要由这12位青年慷慨捐助。梁焕奎、黄笃恭、梁焕彝长期从事矿务经营，聚集了一定资财。其他几位大多是官宦家庭，家境殷实。12位湖南图书馆创建人胸怀爱国爱民的精神，具备先忧后乐的品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捐款创建图书馆。

    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棣蔚、俞蕃同都是湖南人，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湖湘文化浸润。他们有机会赴国外留学，汲取西方科学文化。他们有较强的经济能力。诸君，诸君!湖南之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非异人任也。”杨毓麟撰写的《新湖南》一席话，激励了这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定力坚持。杨毓麟发问：诸君，诸君!我辈对于湖南之责任为如何乎?他们联袂而起，顽强果决地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

    湖南图书馆创办地点是在长沙城东浏阳门内的定王台，一旁有座小庭院——蓼园。湖南图书馆创办地点没有疑义，而创办时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有关湖南图书馆创办时间主要依据三条史料。

    1904年3月15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版的《湖南官报》第593号载《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其副标题为“馆设城东古定王台，拟二月初间开办”。“拟二月初间开办”，也就是准备在1904年3月下旬开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

    1904年春，夏瑞芳在上海创办的《东方杂志》月刊第4期刊载一条消息：“湖南长沙城东有古定王台，兹由梁、龙诸君创捐钜款，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模范；光化等学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曰图书；曰教育；曰博物。近已开办。”这条消息没有记载湖南图书馆开馆的具体时问。《东方杂志》第4 期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即1904年6月8日，这间接证明湖南图书馆成立时间早于l904年6月。

    湖南巡抚庞鸿书于l906年向清廷呈交奏折，记载有：“前升任抚臣赵尔巽准令绅士魏肇文等在省垣长沙定王台创设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创设是经过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批准，而赵尔巽于l904年5月25 日卸任湖南巡抚一职，证明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设时间早于1904年5月25日。

    根据《湖南官报》《东方杂志》《湘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折》这三条有关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的史料，可以作出推断：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建时间是l904年3月下旬至4月之间。

    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馆舍是利用定王台原有古建筑，这房屋属于府学管理的“公产”。开办经费和书籍均来自民间捐赠。官方没有委任馆长。创办之初，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属民办社会文化机构。

    1904年12月12日，端方出任湖南巡抚。思想开明的端方来到湖南，对湖南省图书馆事业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1901年至l908年，端方先后主政湖北、湖南、江苏三省，对早期的湖北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江苏江南图书馆的开办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湖南官报》载有“鄂垣图书馆”为题的报道，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派人到上海、日本购买新书，充实书架。1907年10月，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命缪荃孙“总办图书馆事，月致三百金”。这是开办江南图书馆最早的文字记载。此时陈庆年已离湘回到家乡南京，端方委任他为江南图书馆坐办。在缪荃孙和陈庆年的主持下，江南图书馆收购浙江丁氏八千卷藏书。1908年端方上奏朝廷：“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宏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兴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

    陈庆年于l905年3月担任湖南图书馆监督，主持全馆事务。陈庆年(1863—1929)，字善余，号横山乡人，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l885年人江阴南菁书院肄业，l888年取优贡生。l905 年4月26日，端方复奏派陈庆年代彭绅(绍宗)监督湖南高等学堂。6月，端方在《派员办理学务片》中对陈庆年有如此评价：“查有江苏江浦县教谕陈庆年，博览群籍，兼综中西，在湖北各学堂掌教有年，深明教授管理之法。此次随臣来湘，代办高等学堂监督数月，整饬规则，申明仪节，学风为之一变，士论翕然归之。拟即派充高等学堂监督。”

    陈庆年任湖南图书馆监督一职，深感责任重大。l906年2月3 日，他写给郑孝胥的信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去岁(1905年)，在湘，志在专意图书馆，为文明输入办一机关。”他写给端方的信中也提及图书馆：“伏惟图书馆之设东西大邦视为文明进步之一大机关，故积瘁经营，不遗余力。庆年自承乏其间，深惟我公(端方)垂诿之意，责望至厚，日以不能报称为惧。东坡诗云：‘受知如负债。’每颂此语，若为庆年表微阐幽。”

    1905年7月16日，端方离湘赴京，庞鸿书接任湖南巡抚。庞鸿书与学务处提调陈庆年商议扩建湖南图书馆定王台馆舍事宜。《湘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折》记述了这一过程：庞鸿书“迭与学务处司道筹商，以定王台原址狭隘，非购民屋，另行修造，不足以壮规模而宏作育”。庞鸿书决定扩建馆舍，为此添拨专款5000两(白银)，鸠工庀材，在定王台正殿后大兴土木。自三十一年(1905)冬就城东定王台故址，改建藏书楼及阅览办公至，于二十二年(1906)五月蒇工，费银六干三百余两。扩建后的湖南图书馆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阅览室四间，以及卖券收券处、领书处等房屋。（图23）

    图23  1904年改为湖南图书馆时的定王台

    陈庆年给端方信中说：“先是车令东游，蒙我公(端方)发三千金，檄购东书。回国以后，就定王台故基，翻筑一新，且加建重楼，令与岳麓东西相望，视线无翳，风景绝佳，士民涉览以是增多。”l906年6月，湖南图书馆扩建工程完工后，陈庆年“参观之余，见森森插架尽属和文，谓湖湘奥区，绸缪此举，事固不细，何以蔑视邦典，不为裒集?群相窃议，间以怪笑。庆年亦以此故，虑无以张我国粹，扬诩盛德，乃亲检高等学堂藏书，别出重分，提挈渡湘，举而归之于馆，自是馆中乃有华籍至二万册”。当时湖南图书馆藏书体系，日文书占有较大比例，陈庆年利用在湖南高等学堂担任监督的条件，从高等学堂选择两万册图书，归于湖南图书馆，丰富了湖南图书馆馆藏，也改变了原有的藏书结构。其间，陈庆年亲自主持图书的选购和整理：“故书雅记，皆由庆年先疏其目，依单选购，近复使王生佐昌自沪运湘。凡禹域之所传诵，瀛寰之所咀含，类别区分居然粗备。”在陈庆年主持下，制定了《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为湖南图书馆管理步入制度化、专业化正轨打下了基础。

    湖南图书馆扩建工程刚刚完工，陈庆年以母亲病重和湘中学风不靖为理由，决意离开湖南。他携家人于l906年7月回到家乡江苏镇江。临行前，陈庆年向庞鸿书进言，极论图书馆之重要性，建议“必当续沛河润，即使山立，毋蹈诗人不溃于成之讥。且言庆年但求去校，非求去湘，必终馆事，以报中丞云云”。

    湖南图书馆扩建工程如期竣工，藏书整理完毕，湖南抚院“刊发木质关防一颗，文曰‘湖南图书馆之关防’，俾昭信用”。1906年10月20日，湖南图书馆以全新的面貌开馆。扩建后的湖南图书馆面目大有改观，读者踊跃，秩序井然，社会反应良好。

    湖南图书馆的创建，先是1904年3月，由梁焕奎、龙绂瑞等人发起，巡抚赵尔巽批准成立；1905年3月，巡抚端方委陈庆年担任湖南图书馆监督，拨发开办经费银1万两，常年经费银l200两，购进日本图书；l905年秋季定王台馆舍扩建开工，巡抚庞鸿书增拨经费银5000两；l906年6月馆舍扩建工程竣工；陈庆年制定《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抚院刊发木质“湖南图书馆之关防”；l906年10月20日湖南图书馆开馆。湖南图书馆完成了由民办转为官办的演变过程。

    湖南图书馆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图书馆，从办馆理念到具体的经费筹措、馆舍建设、藏书整理、读者服务等方面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开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先河，值得在中国文化史上大书一笔。创建湖南图书馆的梁焕奎、龙绂瑞等l2位先贤，湖南巡抚赵尔巽、端方、庞鸿书，湖南图书馆监督陈庆年，他们为这项事业的创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理应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

    1906年7月，陈庆年离开长沙回江苏镇江之后，湖南图书馆聘请今文大师皮锡瑞任纂修，准备将馆藏必要之书，重新编纂，分期印刷。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举人出身。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不可缓。1898年春，任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开讲3个月，讲演12 次。皮锡瑞说：“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非乾、嘉以前之比。皇上政府群公，深知变通以开明智，求人材为急务……今开之南学会，愿与诸公讲明大义，共求切磋之益。皮锡瑞的演讲听者无不动容，却被顽固派斥之为“邪说煽惑”。傅熊湘评价皮锡瑞才学：“鹿门经学，举世知之。骈文与诗，世或未知。艺事小技，下逮填词，亦工亦至，卓然大师。”皮锡瑞作《金缕曲•江上鼓角》云：“鼓角何悲壮，一声声，梦魔惊却，旅魂飘飚。奔走颇年皮骨在，只有青山无恙。奈抚镜、白头惆怅。祭洒布衣吾老矣，问书生，可有封侯相? 无用处，浒游觥。少时思破乘风浪。骋纵横，扬舲溟渤，挂帆江上。被酒狂言休掩耳，亦解谈兵论将。更学得，谈天豪放。九万天池南北极，信荒唐，漆史言非妄。都付与，小海唱。”

    皮锡瑞才学不容置疑，他的诗文中显露出雄奇豪迈一往无前的精神。但皮锡瑞任湖南图书馆纂修的同时，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馆、中路师范、长沙府中学堂讲席、学务公所图书课课长等职，蓼园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他的主要精力没有用于图书馆管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皮锡瑞在湖南图书馆鲜有成就。

    湖南图书馆改为官办后，职位设有监督、提调、纂修、编校、分校、缮校、会办、收支、收掌、收发、书记等。监督主持全馆事务，提调管理全馆事务，收掌、收发以下职员及各司事，均归监督、提调节制。馆员人数逐渐增长，1908年达到32人之多。l909年，省府支付的办馆经费计l2097两白银，有12000两用在养人上，购书费几乎为零。湖南图书馆状态遭受社会舆论诟病。《长沙日报》公开批评湖南图书馆：“图书馆地址太偏，藏书太少，近日阅书者寥寥，其中司事各员亦不设法改良，并有挂名提调、总纂等多人，坐领干薪，尤属糜费，应实力整顿，裁汰冗员。”《湖南教育官报》报道：“图书馆地址太偏，藏书太少，近日阅书者不多，几归于自然消灭之势。亟宜裁汰冗员，实力整顿。”

1909年l0月8日 ，湖南省咨议局预备会议，咨议局自提案中有议员刘善渥提交的《整顿扩充图书馆案》，指出湖南图书馆“所藏之书，除石印图书集成外，其余经史子集大半皆恶劣之版本，此外旧译、新译、未译之外国书籍均杂乱无章，不足观览，通架约计不过值四五千金”。藏书“皆乱叠架上，封尘蛛网不堪寓目，且楼门合锁不能任人游观……所购之日报不过五六种，且以前所存之报，如日本教育学报及太平洋杂志等册，今均散佚”。定王台馆舍“建筑简陋，地处偏僻，书籍寥寥，益以轶乱，办理腐败，虚糜巨金”。（图24）

图24  1909年《湖南咨议局己酉议决案》载“整顿扩充图书馆案”        

参照学部颁发《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l910年4月12日，湖南咨议局复议刘善渥提出的《整顿扩充图书馆案》，决定裁停湖南图书馆人员。湖南图书馆改为官办之初，部颁教科书尚未在湖南通行，湖南图书馆承担着编辑教科书的职责。后来编辑教科书的工作由学务公所图书课负责，湖南图书馆不再有编辑教科书的职能，于是纂修、会办、编校等职位被裁停。随之而来的是经费大幅削减。湖南地方行政经费经常门岁出，1909年拨付给湖南图书馆年经费l.2万两银。l910年省预算拨付给湖南图书馆为1447两余，仅仅相当于l909年经费的l2％。开办之初职员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锐气已消失殆尽。这从一个侧面预示腐朽的大清王朝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

    1911年，辛亥革命后，湖南图书馆改名为省立湖南图书馆，都督谭延闿委任仇道南为馆长。仇道南(1856—1920)，字味恒，晚号饱霜老人，湖南湘阴人，晚清秀才。与湖南图书馆创建人胡元琰、俞蕃同、许直、陆鸿逵相同的是，仇道南也是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生，归国后参加华兴会及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1904年创办湘阴师范学堂，并任监督。1910年任湘阴县劝学所所长。任省立湖南图书馆馆长期间，仇道南大力整顿定王台馆舍，收集省城所有古今中外图书，计达十余万卷，并从上海购回一批新出版的图书和杂志，接收原思贤书局的版片，对缺失版片进行补刊。1912年3月15日重新开馆，开馆之前在《长沙日报》刊登广告：“今值国基肇造，进策共和，知识之开通，文明之发达，当以充研学问为第一要义。馆长有鉴于此，示求扩精办法。”新定制度，开宗明义，规定凡年满12岁，能读书识字者皆得入馆，并由馆员指导读书，馆方还供应茶水。整顿一新的馆舍，“四壁琳琅，足供热心求学者之餍饫”。（图25）

图25  民初定王台图书馆

    1913年5月，仇道南主持编纂《湖南图书馆图书目表》，凡8卷，由湖南省教育司铅印出版。目录共分17大部：丛书部、汇书部(附字典、辞典、目录、新闻杂志)、经学部、哲学部、法律部、政治部、军事部、教育部、历吏部、舆地部、算学部、理科部、实业部、医学部、艺文部、说部、美术部，每部又分若干小类。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撰译者、出版处、出版期、本数及次第等，计收书42672册。这是湖南图书馆现存最早的馆藏文献书本式目录，从中可以窥测到当时的藏书面貌。

    1913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派员视察湖南省学务。翌年公布的《视察学务总报告》，针对湖南省社会教育及其设施状况有这样的记载：湖南省“社会教育有图书馆一处，假定王台旧址开办，常本书五千余部，日文书千五百余部，西文书四百余部，规模尚有可观”。

    1913年10月，汤芗铭取代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仇道南离任，省立湖南图书馆馆长由胡棣华继任。从这时起，湖南战争频繁，图书馆事业艰难中求生存。l922年，省政府明令撤销湖南省立图书馆，改为图书编辑印刷处。后经唐璆努力，才恢复了省立图书馆。从1912年到l926年，l5年间省立湖南图书馆更换了l2任馆长，平均每位馆长任期只有1年多时间。每逢湖南政权更迭，就换一任馆长，几乎成了定律。省立湖南图书馆馆长与省府首脑同进退，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直接干预文化事业，映衬出民国初期的历史特征。

1912—1926年湖南图书馆馆长名录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年月)

1    仇道南    馆长    1912—1913

2    胡棣华    馆长    1913—1916

3    刘善渥    馆长    1916—918

4    杨汝康    馆长    1918.5—1918.6

5    周镇澄    馆长    1918.7—1919.9

6    蔡  鍊    馆长    1919.9—1920.7

7    易培基    馆长    1920.7— 1920.12

8    雷飞鹏    馆长    1920.12—1921.11

9    黄彝寿    馆长    1921.11—1922.9

10   任凯南    馆长、图书编辑处主任 1922.9—1925

11   唐  璆    图书编辑处主任、馆长 1925—1926.10

12   傅月川    馆长    1926.10

    1923年初，湖南省教育会提议，将省立湖南图书馆并入教育会图书馆。提议得到湖南省教育司的同意，教育司派员到定王台省立湖南图书馆清查财物。翌年，省立湖南图书馆改为图书编辑印刷处，两馆合并之事未能付诸实施。

    1926年7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入长沙。为纪念孙中山，8月16日召开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将省教育会图书馆改为中山图书馆。12月，省教育会图书馆和省立湖南图书馆合并，馆舍、设备和藏书合二而一。版片存储于原省立湖南图书馆定王台馆舍，普通图书和古籍则集中在原教育会图书馆。

    1934年，定王台馆舍移交湖南省立民众教育馆，设为该馆的第一阅览处。1938年10月19日，日本飞机轰炸长沙城区，定王台馆舍连同940种3127册藏书被付之一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王台遗址上先后建起了定王台小学和长沙市图书馆。（图26、27）

    图26  20世纪50年代定王台小学内定王台台基

    图27  建在定王台原址上的长沙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