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正街历史寻踪之城南书院与文昌阁

    城南书院原在城南妙高峰，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在此建筑邸宅。张栻随父而来，后往衡山从学于著名学者胡宏，归后即于此建书院，“以居学者”。张浚曾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其时，张浚父子在此精心营造了“城南十景”。张栻又常与主讲岳麓书院的朱熹相往还，讲学论道，题咏唱和。张浚、张栻父子离开长沙，书院逐渐荒废，年久成为佛寺。元代时名为“高峰寺”，但张浚所书“城南书院”匾仍保存寺内。明正德二年（1507），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湖南提学道陈凤梧曾谋求在此重建城南书院，但因系吉藩府所据而未果。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推官翟台在妙高峰寺下建学堂5间，试图恢复，终因款项无着而罢。万历中已成农圃。清代康熙年间，学者易象乾又谋修复，也没有成功。但城南书院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消失。

    城南书院真正成为诸生肄业之所，是从清乾隆年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时开始的。杨锡绂（？－1768），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进士。授广东肇罗道，亲莅围基卫田，终任无水患。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年(1755)间，三任湖南巡抚。二十二年(1757) 任漕运总督，屡疏漕运策，多纳之。谥勤悫。编有《漕运全书》。清乾隆十年杨锡绂就任巡抚伊始，即以岳麓书院与省城“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决意将岳麓肄业诸生迁至城内就读，乃将都正街都司衙门废署改建书院，仍称“城南书院”以“志旧”。是年，杨锡绂即督率司、道、府、县各官捐廉兴工，历一月而工竣。设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共80间。岳州知府黄凝道亦捐建御书楼于东南隅，中祀朱熹、张栻及有功书院诸先贤。从此天心阁下、旧军衙中，一片弦诵之声。（图31）杨锡绂特为之作记勒石。乾隆十二年(1747)，新任长沙知府吕肃高为城南书院题联告诫诸子做人治学，不可苟且偷安，须树立远大志向，发奋求学。

    联云：

    人只此人，不入圣便入狂，

    中间难站脚；

    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

何日始回头。

图31  天心阁城南书院界碑

城南书院东依长沙城墙，城头原有天心、文昌二阁，此时仅存文昌一阁，祭祀文昌帝君。（图32）城南书院建立后，以同倡文运，即与之相映生辉。文昌阁随即又增祀奎神，因其与文昌帝君同为主宰功名、禄位、点定中试之神。书院也将文昌阁作为祭祀场所，每年春、秋两祭，平时设专人看护，香火不断。乾隆四十二年（1777）湖南巡抚觉罗敦福重修天心阁，请著名学者、湖南学政李汪度为之作记。李氏为之感慨道：天心阁极城南之胜，而位置适当书院之左，人文之盛所自来焉。由于此时原天心阁倾圮，原文昌阁改为了天心阁，故在城南书院一侧增建文昌阁。城南书院迁走后，文昌阁一直保留至民国时期。

图32  文昌帝君塑像   

    嘉庆年间，城南书院山长还曾捐银发商生息，雇门堂夫役守护天心阁，洒扫庭除，并奉祀天心阁与书院文庙香火。嘉庆十八年（1813），天心阁因年久失修，书院山长罗琦即捐款重修。

    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嘉庆五年（1800）长沙知府沈廷瑛、二十三年（1818）署盐法道善廉等，曾先后三次对城南书院进行大修。经过历朝的维修扩建，几十年后，书院即规模颇具。据《城南书院志》，其时，书院前设照壁，周建围墙。入门为三进，首为大堂，次为讲堂，仿制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御书匾以悬之，旁有御书楼，后为斋舍。（图33）乾隆五十九年（1794），并修建孔庙。

    图33  清《城南书院志》载 天心阁下城南书院图

    城南书院初为长沙府属之学，仅招收府属十二州县生童，又因地处人烟稠密之区，额定生童一百零八名。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将就读于城南书院的原岳麓诸生复移至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仅留新生童肄业。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巡抚左辅莅临书院课士，认为书院邻近善化县治，“斋舍甚逼仄，而基址又无可扩充”，乃奏请移建南城外妙高峰旧址。左辅并与布政使程祖洛倡率捐资，于妙高峰旧址重建城南书院，于道光二年（1822）竣工。至此，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年后，又回迁到其660余年前的始创地妙高峰。天心阁下城南书院旧址则改建为“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相传“祷蝗有验”，清雍正间始列入祀典。

    城南书院移迁妙高峰旧址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规制一新，生员扩大，成为与河西岳麓书院并峙的通省书院，步入了辉煌时代。道光皇帝特为书院赐书“丽泽风长”匾额，著名学者余廷灿、陈本钦、孙鼎臣、贺熙龄、何绍基、郭嵩焘等先后主讲城南书院，青年时代的唐鉴、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丁取忠、王闿运、邓辅纶、张百熙、刘人煕以及黄兴等曾在此修藏或就读，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清光绪进士梁鼎芬曾为撰一联道岀城南书院桃李满天下之盛况。联云:

    往事忆觚棱，身别都门二十载；

    新旧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妙高峰城南书院改为湖南师范馆，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

    到光绪初年，城南书院旧址又复鲁殿重光，建立了又一所著名学堂——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原在岳麓书院内，为道光十一年(1831年)崇尚朴学的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创，青年左宗棠曾就读于此。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课业陷入停顿。咸丰末年，湖南巡抚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湘水校经堂，改设于原城南书院旧址，招收20名生徒。于是，都正街内文运复兴。其时，汉学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走向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记》，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乃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于长沙湘春门外煕宁街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辛亥革命的杰出领袖黄兴，青年时代在此读书，后由此选送武昌两湖书院。这样，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旧址又做了15年的学堂。晚清著名方志学家陈运溶于1910年前后曾作有《长沙怀古·天心阁》诗：

    天心阁亦鲁灵光，俯瞰郊原暗自伤。

    岳麓城南无觅处，莫言湘水校经堂。

    陈运溶以一种无限伤感的语调表述了城南书院与天心阁、岳麓书院及湘水校经堂之间在过去历史中的关系：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谕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之名在当时已不存在；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年之后，于道光二年（1822年）回迁妙高峰，清末改为全省师范学堂，从此城南书院亦不复存在，故诗云“岳麓、城南无觅处”。湘水校经堂初迁天心阁下，再迁湘春门外，故诗中说“莫言”了。在作者看来，天心阁虽累经兴废，但最耀眼的年代是闪烁着鲁殿灵光的时代，而今登临其上，环眺四野，天心阁下曾经成群学子的身影早已消声匿迹，真乃世事沧桑，变幻无常，今非昔比！一种莫名的无奈之感充斥于胸。

    2006年，长沙市政府在天心阁城墙下立城南书院故址碑。（图34）

    图34  天心阁下城南书院故址标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