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文化

    一行有一行的讲究，在茶馆喝茶，每杯至少要兑四道开水后才会变淡。这是因为茶馆的茶叶用的是自己配制的“混合茶”。有毛尖，有炒青，有香片，还用茉莉、白兰等香花窖压。所以，真正喝茶的人，不在家里，不上茶室，而奔街头巷尾的茶馆

    我国喜好和盛行上茶馆饮茶的城市有三个：首推重庆，其次广州，再次长沙。重庆人坐茶馆是以饮茶为主，入座便“四海皆兄弟”，大摆其龙门阵；广州人却以点心为主，对饮茶质量不太讲究；长沙人坐茶馆却是两者并重，既要名茶又需美点，还要一点聆听弹词、评书之类的享受。

    长沙茶馆历史悠久，起于何时，已无证可考。长沙种茶业的兴旺导致长沙茶馆业出现“一去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的兴旺景象，而伴随着这一景象而来的则是为人们品茶提供条件的茶馆。

    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茶铺茶馆居全省之首。当时，长沙著名的茶馆有八角亭的大华斋、育婴街的新华楼、南正街的九如春、老照壁的徐松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游击坪的半江楼、北正街的湘华斋等。1906年，长沙成立“湖南商务总会”，前往注册登记的大小茶馆、茶摊、茶担达200余家。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茶馆是天然台。

    天然台茶馆是石库门面，门顶枋安有一大招牌匾，上书“天然台”3个大金字，两旁抱柱上配一副湖南督军谭延闿写的楹联：“客来能解相如渴，火候闲评坡老诗。”茶柜架上陈设景泰蓝锡茶缸，缸上个个都标有一道名茶茶名，古香古色，优雅别致。但此类茶馆当时只为官府、富室的贵人服务，平民难以问津。

    抗日战争后，长沙茶馆仍有百余家。这一时期的茶馆大都设备简陋，沿街设店，饮茶者多为附近居民。其中店堂宽敞、茶点俱佳、闻香止步、高朋满座的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八角亭的大华斋和老照壁的徐松泉，号称长沙四大茶馆。这4家茶馆基本分布在四个繁华地段，客源各有偏重。如政界及教育界人士喜欢惠顾德园；工商界人士习惯聚集在大华斋；手艺工人喜欢到徐松泉交流技艺行情；行栈老板及上街先生、经纪人则爱到洞庭春相会。这4家茶馆不仅茶叶各有特色，点心也别有风味。如德园包子皮薄馅足，花色齐全；大华斋的脑髓卷透油松软，落口消溶；徐松泉的烧麦米糯油透，如食珍珠；洞庭春的油饼香甜松脆，油而不腻。

    长沙人爱喝早茶，天刚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8点钟进入高潮。店堂内此时茶客满座，谈笑风生，烟雾弥漫，声音嘈杂，但茶客们处在这种环境中，怡然自得，安之若泰。

    长沙茶馆的摆设，大都是清一色的方桌板凳。桌上一把茶壶，4个杯子，也就是说泡一壶茶可供四客饮用，时间不限。独饮一壶或二三人对饮一壶均可。饮茶数杯后，即上点心，包子一碟4个，两糖两菜，以作早餐。也可另点其它点心，如卷子、烧麦等，还有特制锅饺、汤包、油饼和酥合等。

    茶馆也是时代的缩影，它能反映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特征。旧社会乌七八糟，茶馆成为接待八方豪杰、四路好汉的议事厅。帮会开堂放镖，有时也借用茶馆。白色恐怖时，茶馆壁上常贴有“勿谈国事”的禁条。长沙茶馆有时是买卖场中的交易所，也是调解地方纠纷的集约地，另外还是袍歌大爷、插旗子的、摆码头的、流氓、地痞的聚所和高官显贵设“鸿门宴”的地方。

    解放后，长沙茶馆才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活动场所。此时的茶客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喝早茶后上班，或碰头谈生意，约8点钟后即离席而去；另一类为有闲人士，退休老人、休假和休业人员，以饮茶消磨时间。少则二三小时，多则四五小时。茶馆每壶茶一般要冲4道开水才变淡，所用茶叶系由各店自己配制，叫“混合茶”。其中既有毛尖，又有炒青，再加香片，还用茉莉、白兰等香花窖压。茶经开水一冲，异香扑鼻，味浓而不涩，饮之使人心旷神怡。

    长沙人坐茶馆，不仅有香茶的诱惑，美点的享受，更为其乐无穷的是聊天和听书。茶客们各自走出小家庭，汇入大堂，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市井奇闻，社会万象，无所不谈，无所不论，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听书、听长沙弹词则是更美的享受，自然也是别有情趣。以茶馆为依托，形成了许多书场。其中以火宫殿书场最为有名。开始的曲艺演出主要在火神庙戏台前的空坪进行，各类艺人各占一角。后来就有说书、弹词艺人在火宫殿搭棚演出。1940年后设有3个书棚，可容纳听众200多人。大多数听众，手端一杯清茶，边听书，边品茗，好不惬意。经常坐棚说书的艺人有舒三和、唐仁芳、张友福等。所说书目大多为《水浒》、《三侠五义》、《西游记》、《济公传》、《封神演义》等传统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