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年前的辉煌

    当我们在喜滋滋地展示长沙的对外开放成就时，千万别忘了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中国长沙因一个叫铜官的地方向世界开放，曾创造了一百年的辉煌……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最初的中国瓷器传到欧洲时，欧洲象见了神物一般的惊叹，于是，欧洲人就以瓷器代中国，叫CHINA。

    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了大发现：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以及欧洲、非洲的一些地方，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除青瓷和白瓷外，还发现大量的陶瓷，而这些陶瓷比青瓷和白瓷更具特色和意义。一是这些陶瓷是彩色的，是彩陶，如果按中国瓷器界的断定，彩瓷在中国是“至宋末而加彩兴”，也就是说中国的彩瓷是到宋朝末年才兴起的，而这些彩陶却出自唐朝中晚期，将世界公认的彩瓷年代提前了400年；二是这些陶器上的图纹和文字，都不是中国的，是外国的，如金发女郎、胡人乐舞图、狮型图、中东椰枣树、印度佛塔、西亚神鸟、非洲娑罗树，还有葡萄纹、椰林纹和阿拉伯文字等；三是它是民窑，不是官窑。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主要盛行官窑的白瓷和青瓷。白瓷以河北邢台的邢窑为主，青瓷以浙江余姚的越窑为主。现在发现的是民窑生产的陶瓷，而且是日常用品；四是陶瓷行销外国，古代中国文人历史中没有记载，而这些陶器又确确实实是中国生产，而且产地是中国唐朝长沙一个叫铜官的地方。

    铜官，古名叫石渚，距古城长沙27公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铜官镇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发现十九处共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的唐代烧窑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器残片，与世界各地出土的中国陶器和陶器残片一致。至此，远在1200多年前的中国长沙铜官窑，以它现存的窑址规模和现世于世界30多个国家的陶器实物，声名显赫地显示着它过去的辉煌。

    其实，长沙铜官窑的陶器，在古代中国就以其民窑和独创釉下彩工艺的特点和特色闻名于世。它曾拥有的规模和生产的陶器，也为历代州、郡、府志所记载，只是未见它外销世界的记载。长沙县志清代的记载，铜官陶瓷烧窑业主至清代仍有1000多家。这1000多家的制品主要还是销国内。可以想象在唐朝既销国内又销世界的铜官陶瓷业，那是何等的规模，又是何等的开放与辉煌。唐代诗人李群玉目睹了铜官窑当时的生产景象后，曾十分感慨地写下了“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诗句，说烧陶的窑火映红了铜官临江的各个港口，滚滚的浓烟浑浊了洞庭湖上的云海。可见那时的规模和红火是何等之大之旺，而那些在湘江上往来于长沙铜官行商的高鼻子、红眼睛的外国商人又不知有多少，他们带来自己国家的文化标识和文字，要求烧制在陶器上；而铜官陶业的上万窑工，又有多少操着这些外国人的语言，认识理解着他国的文化，烧制出令这些外国人满意的陶器，再销往这些外商的国家，时间前后达100年。为此，日本学者曾以世界各地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古代中国长沙铜官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铜官窑陶器的外销，是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它架起了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开辟了海上的“陶瓷之路”。这是长沙先人创造的辉煌业绩，是长沙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的先声。笔者常想，长沙今天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能比得过一千多年前的长沙铜官陶业吗？笔者不敢说，但敢想：当我们今天喜滋滋地展示长沙对外开放的成就时，千万别忘了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中国长沙因一个叫铜官的地方向世界开放，曾创造了一百年的辉煌。

    遗憾的是，象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的衰败原因一样，长沙铜官陶业文化的对外开放和传播，中止于古代中国王朝更迭带来的社会动荡之时，也就是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之中。时间前后恰好也是100年。

（本图文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长沙的传说——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文化》顾庆丰/著&摄影，作者授权名城长沙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