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不是传说的传说

    谁都没有下命令放火，可大火却烧了起来。事后对放火原因的调查，却是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有些近乎传说。一说是南门外的黄土岭伤兵医院做撤退准备，夜里火烧弃用物资，从城中看，恰好是天心阁方向。当局规定的全城点火，恰好是以天心阁举火为号。二说是警备团士兵听错电话，把日军打到了岳阳的新墙河听成了新河，新河离长沙城仅五公里。消息传来，人们惊恐万分，于是纷纷点起火来。三说是警察见警备团士兵放火，以为下命令点火了，因为焚城总指挥是警备团长徐昆，于是拉响了警楼大钟，点着了警察局。警楼鸣钟，警局大火，等于确认了点火信号。四说是留城守家护店的民众，后半夜惊醒后，见城南火光，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又刷上了日文标语(对日工作用)，以为日本鬼子打进城了，于是赶紧点火焚家烧店。五说是日本特务放的火，以破坏国民党的抗战方略。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证明这是一场因混乱和无序而造成的大火，上至省主席、下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纵火总指挥，都没有下命令，但没有下命令不等于没有责任。于是蒋介石下令组织军法会审，并在会审酆悌、文重孚、徐昆三人的判决书上，一一批示“着即枪毙”；对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应该说被枪毙的三人，都曾是铁血军人。他们都是湖南人，特别是酆悌从小就生长在长沙，文重孚也是在长沙上的中学。三人都是从长沙奔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都曾追随蒋介石参加东征、平叛和北伐战争并屡立战功。抗战暴发后，他们请缨杀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却没有想到因这场不明不了的大火而丧命，实在令人惋惜。但他们的死，平息了众怒，减轻了国民党当局“火烧长沙”的错误，也堵住了投降派的嘴，对维护当时的抗战大局起了作用。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家乡长沙因国民党当局的错误被焚毁而深感痛惜，但出于国难当头，大局为重，特别是汪精卫之流借长沙大火攻击全民抗战的政治考量，他发表讲话，强调指出：  “要警惕有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而亲身经历了长沙大火并一直在长沙善后的周恩来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的身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令蒋介石如释重负，他最怕的是共产党在他的错误面前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这令他有些感动，也有所反思。他在随后举行的军政会上说：就这一件事的起因，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是我们的失败。

    蒋介石的反思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认同。旋即，国民党终止了“焦土抗战”的方略，改变了放弃长沙的战略部署，置重兵于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并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先后三次与进攻长沙的日军进行了会战，史称“长沙会战”，三次都把日军围歼在长沙城下，共歼敌67000余人，使长沙一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点，也使日军在随后的三年里不敢越过新墙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从“焦土抗战”的长沙大火中吸取了教训，转向了以“坚壁清野”等更有效的办法来打击日军，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长沙大火，对于长沙本身，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厚积于3000年历史的城市文明毁于一旦，从此，长沙再无完整的民国以前的地面建筑和典籍典藏（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晚年还不胜惋惜，他当年委托亲戚保存在长沙的书籍就全部毁于这场大火）；其次是工商界，物资和财产全部被烧，元气贻尽，长沙再无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再次是市民的家产家用全部被毁，长沙再无殷实之大户人家。由于这场大火是一件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痛愧不已”和“可耻可悲”的事，因此，大火过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善后，一直是遮遮掩掩。社会舆论及广大受害者，因大敌当前，只能是以大局为重，未予应有的追究和索赔，以致长沙这座世界公认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重大的城市，其损失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就连长沙人自己也只是留下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笔者的外祖父一家大火前疏散到了益阳乡下。大火过后回城，家被烧得只剩半边墙。外祖母告诉我，好在那时生活简单，家家都一样，日本鬼子又近在岳阳，随时可以打来，因此，搭个木板房就开始新的生活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沙开始重视和纪录城市的历史和记忆。长沙大火作为惨痛的历史和记忆被重视起来。笔者曾经参与组织过几次长沙大火亲历者座谈会，一些亲历者的讲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亲历者说：大火的那天晚上他在守家，后半夜被闹醒。只见到处是火光，他跳下床就跑到了街上。只见街上那些当兵的和放火的，正三三两两发疯似的到处放火。他看见一绸店老板，在放火队那里要了一桶汽油，对着自己的绸店就泼，一边泼还一边骂日本鬼子。泼完汽油后，“轰”地一声，老板点燃了绸店。只见店内的绫罗绸缎，在火光中一闪一闪的，都是上等的好货啊。老板忽然又心痛，转过身来对着逃生的人大喊：“快来搬啊，搬回去，不要钱！”那时候哪个还顾得这些……

    另一位当时在绣行当伙计的亲历者说：他是大火后的第三天随老板回的城。一路进城，一路还看见到处冒火烟。那路面上热烘烘的，有的地方还烫脚。路过一粮行，好重的大米糊味，他看见好多人在抓糊米子吃。等到了他们绣行的位置，哪里还认得。原本铺面挤铺面的一条街，全变成了黑糊糊的烂屋街，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老板带着他钻过已烧塌的商铺，直奔铺子后面的坳边上，打开了防空洞。只见行里的绣品还新崭崭的码在洞内。这是大火前他们放进洞内的。正在他们高兴时，就见那些绣品不声不响地塌了下去，瞬间就成了灰，不见了。原来是洞外大火时，早就把它们烤没了。

    还有一位当时在酒家当伙计的亲历者说：大火的那天晚上，他和老板守店。后半夜，老板把他喊醒。这时火光四起，喊声不断。老板带着他沿中山路跑，跑到了河边头。河边头到处都是人，都不晓得往哪里跑。这时候他看见了周恩来，他也是沿中山路跑过来的。他认得周恩来，他们八路军办事处在他们酒家吃包饭，他给他们送过饭。周恩来站到一个高地方，向人群喊话。哪里听得见……不过，他把手往南指，大家看清了他的手势，就都往南边跑。周恩来身边还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倌子……

    还有一位文史老人说：大火前，中山路上的三和酒家，恰好是城北放火队的临时征用房。其老板在离长前，想起酒店内还有一些酒菜，反正带不走，于是他就用这些酒菜请放火队员的客。没想到这一吃，竞吃得这些放火队员一个个醉倒在店里，呼呼直睡，一直到下半夜大火烧起来。人醒了，酒也醒了，放火队员面对熊熊大火，一个个吓得魂飞胆散。按规定，如果没把所属区域的财物烧掉，留给了日本鬼子，那是要杀头的。他们以为他们因酒醉没有按号令点火，误了大事，于是一个个都逃跑了。放火队长跑到乡下躲了起来。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获罪，反倒因没有举火而立了功，为长沙保全了城北一大片老城区。据说当时的市政当局曾派人从乡下将放火队长找来，准备给他授奖。后因了解到他们只是因酒醉才误了放火，实在是挨不上边而作罢。

    亲历者的讲述，当事者的回忆，特别是落入尘埃的相关史料的问世，将长沙大火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给长沙带来的灾难都揭示了出来。人们在这段惨痛的历史面前，深刻反思，觉得这是民族的悲剧，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古城长沙永远的记忆。于是，2005年，由湖南省会长沙社会各界捐资，在见证过长沙大火的天心阁古城墙下，著名雕塑艺术家雷宜锌创作了“长沙文夕大火警示钟”雕塑，并于当年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的发生之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2006年，长沙市与中央电视台又联合拍摄了四集电视文献探索片《长沙文夕大火》，中央电视台4套、9套、10套，分别向国内外播出，第一次通过影像完整地向国内外介绍了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重大牺牲，科学客观地探索和分析了它的成因及留下的谜团，使这一沉寂了七十年的重大事件以及因事件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人物，完整客观地回归了历史。笔者有幸参与了该片拍摄的统筹工作，因而接到了很多的电话和来信，有境外的、省外的，特别是长沙市内那些经历过长沙大火的古稀老人，其中有“长沙大火”当事人文重孚的堂弟和文重孚生活在广州的女儿的信函。这些电话和信函，谈到的都还是同一个话题——长沙大火。好在真相已经大白，历史已经铭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本图文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长沙的传说——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文化》顾庆丰/著&摄影，作者授权名城长沙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