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人从哪里来

    人类起源于非洲，是由四百万年前开始使用两腿直立走动的猿人演变而来。大约在20万年前，现代人开始出现在非洲东部热带草原。后来，现代人不断从非洲走出，去了欧洲、美洲、大洋洲，也来到了亚洲。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伟大最具争议的发现……

    长沙人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如同中国人从哪里来一样，最早出现在2300年前屈原的《天问》里。中国的古人类学家从远古人类留下的遗骨化石和生活遗址分析推论，中国人来自古老的亚洲大陆。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基因专家发现人类身上的脱氧核糖核酸，其作用是把人类的基因信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因此，DNA序列是人类历史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可以按DNA序列一代一代溯源，寻找到自己的祖先。结果，DNA记录显示，人类是由四百万年前开始使用两腿直立走动的猿人演变而来。大约在20万年前，现代人开始出现在非洲东部的热带草原。后来，现代人不断的从非洲走出，来到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基因还显示，全世界六十亿人，按DNA序列一代一代溯源，最终溯到了曾经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名现代人妇女身上。这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的六十亿人，都是这名现代人妇女的后代。基因专家还从DNA纪录中，追踪到了现代人走出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的足迹、以及他们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演变成今天不同地域人类体质特征的过程。与此同时，人们还做过许多相关试验来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其中一个试验把热带雨林、沙漠、草原、森林和稀树草原等自然景象图景放在一起，请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人来选择自己喜欢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结果，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非洲东部的稀树草原。基因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类共同的祖先曾经在那里起源和生活，把对那种环境的适应和选择，通过基因遗传下来，而稀树草原环境唤醒了人类深藏于内心深处关于故土的共同记忆。这也间接的证明了人类起源于非洲。

    不过中国的古人类学家至今仍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人类起源应该是多地域，坚持多地域起源说。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人源于生活在东亚的早期人类，是四十万年前“北京人”的后代，北京人是中国现代人的直系祖先。遗憾的是基因研究机构通过对一万名中国男性的细胞研究，发现他们更象是非洲现代人的后代。为此，从已有的科学发现和研究出发，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成立。亚洲大陆上的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祖先，都来自非洲，而且是从南向北、沿海岸线从东南亚迁徙到东北亚，中国的北方人是中国南方人的后裔。中国境内的化石人类，受冰川期影响，大约从10万年前到距今3至5万年之间出现断层。专家推论，可能遭遇灭绝的命运。

    了解到中国人从哪里来不等于知道长沙人从哪里来，因为这里所说的长沙人不是自然人概念，而是中国人的概念。原始时期的长沙人或者说是最早的长沙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从中原迁来，主要是炎帝和祝融部落的族人。阪泉之战后，战败的炎帝部落与得胜的黄帝部落结盟，炎帝率部落南迁，在以长沙为中心的地域繁衍生息，最后“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祝融氏在炎帝之后再率族人迁长沙，活动于长江和湘江流域，被楚人认作始祖。另一部分从东夷（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迁来，由蚩尤部落的少昊率领。蚩尤兵败涿野（今河北境内）被杀，部落推举少昊为首领，南迁长沙地域，这也就是“少昊胙土长沙”的千古之说。再一部分是盘古的后代——三苗部落，这是土著，主要活动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之后，舜帝南巡，带着他的宗亲族人溯湘江而上，途中病逝，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其宗亲族人滞留当地，融合成长沙先民。禹时，“三苗”部落日益强大，大禹率部落南征，剿灭“三苗”于长沙地界。从此，“三苗”的历史不再见之于文字。不过后来出现的“荆蛮”部落，传说是“三苗”的后代。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传位给儿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中国开始进入“文明史”时期。商朝取代夏朝后，中原商王朝氏族支系大举南迁，扩充势力。其中楚人氏族与“荆蛮”部落融合，形成“荆楚”部落。商朝中后期，王位争夺激烈，失败的一方往往南逃，而胜者又多有追杀，造成商朝中后期政治、军事势力的南移。这给长沙带来了人口和文化上的影响。二十世纪长沙地区，特别是宁乡出土的为王宫所用的许多精美大气的青铜器，真实的印证了这段历史。商朝末年，中原大乱，楚人鬻熊率族人整体南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南方开创了楚人的基业，建立了楚人的信史时代。周朝建立后（公元前十一世纪），楚人受封，在南方建立诸侯国楚国。周朝以星象说解释自然和社会，认为天象对应地象，“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天上有长沙星，长沙星投影下的地域就叫长沙地名。慢慢地，生活在长沙地域上的人开始有了地域名。初始的楚国，方圆不过百里，但随着先人的不断开创和三百年的发展，楚国的文化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南方第一大诸侯国，长沙亦成为楚国南方的重要区域。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朝，长沙被设为郡，第一次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同时，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同中原融为一体。秦、汉、隋、唐及北宋时期，长沙因地处相对偏远的南方，远离帝京、远离政治和军事中心，因此少有战祸，老百姓生活相对稳定，而中原因不断的王朝更迭和由此而来的连年战争，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纷纷南迁，长沙成为他们的迁徙地之一，人口由此而大增。以两汉为例：西汉初年，长沙国人口为125000人，西汉末年却增加至717433人，人口净增6倍；东汉初年长沙国人口70余万，东汉未年却增至210多万，人口净增3倍。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和末年的藩镇混战，再次两度造成中原百姓的大规模南迁。也正是因为如此，唐王朝为加强对移民洞庭湖以南长沙地域的控制和管理，特设置湖南观察使。自此，湖南地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北宋末期的靖康之乱，又一次造成中原百姓大规模南迁，长沙人口亦随之而大增，尤其是城市人口，出现“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景象。

（本图文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长沙的传说——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文化》顾庆丰/著&摄影，作者授权名城长沙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