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茶馆春秋

据考证，陆羽一生可能有三次到过湖南，其中至少二次在长沙有过相当长的逗留时间。大历元年(766)秋，他与御史大夫李季卿第一次相见，当李问及陆所历之地各茶泉水味情况时，陆羽有“郴州圆泉第十八”之语，说明他到过郴州。但他安史之乱时流亡的路线是顺江而下，活动区域是江淮之间，因此到郴州的可能性不大。贞元五年(789)寓居江西上饶，而郴州紧挨江西著名茶区遂川等地，因此他此时到郴州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性最大的当是他应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李复之邀，于贞元五年(789)秋天去广州之际。但两者时间都在大历元年(766)之后，这就使陆羽的这次郴州之行与圆泉的记载有点扑朔迷离了。时间上或许有些错乱，但我们宁信其真。陆羽评品天下二十处茶泉的轶事最早出自于唐敬宗宝历(825-826)时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一书中，历代相传，颇有传奇色彩，各茶泉所在地之人也引以为豪。这些评品排序是否陆羽所为，历代均有人怀疑。早在宋代，欧阳修就著《大明水记》提出质疑。欧阳修根据陆羽《茶经》中关于水的观点，认为张又新是假托陆羽之名自己胡诌的。

陆羽另外两次的湖南之行则事实相对比较清楚。一次是唐建中（780-783）初年，戴叔伦(732-789)作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的幕宾时，邀请陆羽到了长沙。在长沙，最让陆羽兴奋的是巧遇了戴叔伦的好友，他倾慕已久的书僧怀素。陆羽和怀素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对照着怀素气势恢宏，笔势狂纵的代表作《自叙帖》，陆羽将怀素与颜真卿的这段轶事写成了《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的论著。贞元二年(786)，已寓居江西洪州的陆羽，在怀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位性情疏敏、才艺卓绝的忘年交，留下了《僧怀素传》。

◆图：清末《图画日报》所载“茶博士”图。配诗：“茶馆做个茶博士，一天到夜冲开水。铜壶一把手不离，还要扫地揩台端凳子。茶馆时有官场来，闻呼博士惊欲呆。何况茶堂分正副，有人兼挂正堂衔。”

陆羽第二次到长沙是在红颜知己、青梅竹马的好友，才女李季兰被唐德宗命人打死之后，无限伤心的陆羽在朋友们的一再劝说下，贞元五年(789)踏上了西入江西的旅途，寓居江西上饶。大约也就是在这一年，陆羽受湖南观察使裴胄的盛情之邀，离开江西再次进入湖南，在长沙做了裴胄的幕宾，但到秋天就应李复之邀去了岭南的广州。

成名后的陆羽与湖南的仕绅官僚多有交往，几度寓居长沙，在长沙作幕宾，其对长沙茶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晚唐诗僧齐己在其《怀东湖寺》一诗中有“竹径青苔合，茶轩白鸟还”之句，其中的“茶轩”二字，说明唐代长沙寺院已有专用茶室供僧人饮茶和以茶待客。这也是现存文献出现最早的关于茶室类事物的记载。长沙窑出土文物里面，还有专门为岳麓寺烧制，写有“岳麓寺茶碗”字样的专用茶碗。凡此种种皆可见长沙古代茶馆和饮茶文化之一斑。

五代时期，是长沙茶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长沙的茶馆业当是十分发达，但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记载。宋代，长沙的经济有过相当发达的时期，所谓“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便是证明，茶税又是潭州主要财源之一，但关于茶馆的记载同样阙如，仅见《太平广记》中有“潭洲燕子楼”之记载，我们只能想象那种市井繁盛里面的茶馆景象了。元代，长沙经济得到恢复，人口大增，加之实行重商政策，长沙茶叶大量人市，商业繁盛，《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列有潭州。明代，长沙更是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贩茶成为长沙府最广泛的商业活动，茶陵诗派李东阳的诗里也有反映，但关于长沙茶馆的记载同样很难找。我们却不可能想象一个位列全国四大茶市的城市里会缺少星罗棋布的茶馆。清代到民初，红茶大盛，长沙成为湖南茶叶转口贸易的主要城市、湖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也是全国几大著名的茶叶、茶具市场之一。此时的长沙茶馆业出现了“一去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的兴旺景象，遂有“江南茶馆”的美誉。清代长沙的茶馆有高雅和市俗两种类型。高雅茶楼常为达官贵人、文入学士的聚会之所，如青石桥的云阳楼，道光年间号称“湖南四才子”之一的黄本骥曾邀约社会名流登楼看山，举行茶宴，一时传为文坛佳话。市俗茶馆的茶客则多为下层市民和社会三教九流，热闹非凡。1904年7月1日，长沙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茶馆数居全省之首。1906年，长沙成立“湖南商务总会”，前往注册登记的大小茶馆，茶摊担达200余家。

◆图：1937午6月长沙荣楼茶社旁街头上的请愿民众

民国初期，长沙茶馆进入鼎盛时期。1922年长沙有茶馆75家，1926年增至115家，还成立了茶馆业同业公会，也略分了档次，东南西北四门各有高档次名茶馆一二所，也逐渐体现了各自的特色。1925年吴晦华编撰的《长沙一览》和1936年邹久白编撰的《长沙市指南》均有茶馆的记述。《长沙一览》载：“茶社自早晨七时起至下午四五时止为饮茶时间，以早晨时为最热闹。长沙习惯，晨兴即往茶社洗面用点。茶资各地不同，大约每壶铜元10枚或12枚。点心照算，小费听给。”《长沙市指南》载：“长沙茶点开市较他业为早，但无夜市。顾客以车夫菜贩为多，茶资各店不同，大约每壶3分至5分或1角止。点心则以件数计算，每件约铜元8枚至12枚止，大洋2分至5分。至于小费自便，并不计较。著名茶馆一览：五芳斋青石街、德园南正街、祥华斋鱼塘街、九如春南正街、景阳楼南门口、洞庭春西牌楼、徐松泉老照壁、普天春南门口。”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有大小茶馆170余家。1938年11月12日夜半后的“文夕大火”将长沙城的物质财富和地面文物几乎焚毁殆尽。因此，这一时期的茶馆大都设备简陋，沿街设店，饮茶者多为附近居民。其中，分布在四门繁华地段，店堂宽敞，茶点俱佳，令人闻香止步，终日高朋满座的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八角亭的大华斋和老照壁的徐松泉，号称长沙四大茶馆。

◆图：20世纪80年代初长沙坡子街的“麻将茶馆”

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长沙茶馆，门面以二层楼20世纪50年代时的长沙茶馆见多，制作间、外卖多设在一楼店门口。为招徕顾客，店门口一般都悬挂有“山水名茶，时鲜细点”字样的广告牌。

小汤包要求用猛火蒸，一般都用一个大铁油桶做灶，烧无烟块煤，用手拉风箱助燃。拉风箱者一拉一送，风箱发出“通——哒”“通——哒”的节奏，炉内蹿出红蓝色的火焰，把小小的蒸笼蒸得热气腾腾。麦面、荷叶的清香洋溢在店门街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二楼则是茶座，清一色的四方桌，木板凳，每桌可坐八人。规模大一点的茶馆可容纳百来人，小的仅容纳三五十人。

长沙属于“四塞之国”的内陆城市，长期的战乱使其缺少丰厚的物质财富的底子，虽有全国不少文人在这里来来往往，留下一些锦绣诗文，但其人毕竟多属不得意者之流，表达的闲情逸志较少；土生土长的文人一是数量不够多，加之环境的逼迫也多关注军事、政治，经世致用去了，没有几个大文人有心、有闲来关注、来参与茶文化等社会文化的构建，导致长沙茶馆一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俗文化特色，缺乏高层次文化强有力的不断提升，久而久之，甚至文人们也浸润其中，却也创造出了花鼓戏、方言相声、长沙弹词等大俗的地方文化来。因此，长沙茶馆没有杭州西湖茶馆的雅，没有上海茶馆的静，没有功夫茶的深厚文化，没有四川茶的高超技艺，可以说俗气十足，五色人等，五花八门，犹如一锅大杂烩。但它却是长沙方言，长沙口白，令人捧腹大笑、不一定上得台面的长沙市井文化的发源地。长沙茶馆的市井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几乎哪一个茶馆都很热闹，堂倌的唱牌声此起彼伏，“十四席坐客糖、肉包子各四个，六席坐客玫瑰大油饼一个，三席坐客火烤芝麻饼六个……”堂倌都穿对襟青布衫，右手提一把铜壶，左手托着十来个碟子，左肩上搭着一块白色抹布，不停地招呼着往来客人，穿梭于茶桌之间。

◆图：今日尚存的铜铺街露天一茶馆，它与装饰豪华的现代茶馆同处一城，反映了长沙茶文化的多层次性与多元性。

茶馆经营的品种，茶叶有毛尖、云雾绿茶、河西园茶、花茶和混合茶（绿茶、花茶、茶叶末子混合在一起）。长沙人口味重，茶客以喝混合茶者居多。混合茶酽，很“打水”，多次兑开水后茶味仍浓。一斤茶叶分成一百二三十个小铁筒，来一位客人，倒一筒茶叶冲泡即可。除茶叶外，就是经营茶点。清茶馆是纯粹的文人茶馆，旧时的长沙是极少的。荤茶馆则遍布大街小巷，茶点以糖、肉包子为主，还有马蹄卷、千层糕、烧卖等。而银丝卷、春卷、小笼汤包、鸳鸯大油饼、小油饼、小芝麻饼等则属于高案师傅制作的精点，多供雅座客人享用。如喝茶喜吃茶根一样，长沙茶客吃包子也有特点，糖、肉包子各取一枚，先在包子的底板上各咬一块纳入口中，然后抓一把花生米用双手一搓，张口吹去皮，将其夹入包子中，再将两个包子合在一块几捏几按，变成一个大圆饼，待糖、肉、花生米均匀分布后，细嚼慢咽，喝一口浓茶，吃一口包子，非常惬意。这种市井吃法叫做“双包按”。同时，子油姜、花生、瓜子、紫苏梅子等小碟茶点也是茶馆经常备有的。坐茶馆的一部份人虽然每天来吃包子，却只吃皮，吃烧麦又只吃糯米不吃皮，肉馅或烧卖皮加2根油条，皆可做成午餐桌上的一份菜汤，也算是一家人的“口福”了。由此可见当时一般市民生活的较低水平。高谈阔论归高谈阔论，民主自由终究是有限的，因此，一般茶馆为免是非、保平安起见，都在店内张贴有“闲谈勿论国是”的警示布告。这就是旧时的长沙茶馆，世俗，平常，见生活之苦，有生活之乐。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中国长沙·茶文化采风》，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汤青峰撰稿，陈览月、罗炯炯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