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沙：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图：明代形成的金线街，当时就是湘茶的集散之地，至今仍是茶行荟萃之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政府在湖南设岳州、常德府、潭州榷茶提举司，元贞元年(1295)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施征收茶税之职。征税的茶分为末茶和草茶两大类，税额不同。草茶即散条形茶，末茶则是将采摘的茶“先焙芽令燥，人磨细碾”，将其制成饼，饮用时须将茶饼捣碎。元政府统一茶叶的生产和经营，并开放西北茶市，茶叶交易日益广泛，促进了茶叶的加工生产。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诏令罢造团茶，命采制芽茶上贡，湖南逐渐改制烘青茶。从这年起，茶叶列为贡品，规定长沙府安化县每年贡茶22斤，宁乡县20斤，益阳县20斤。明嘉靖十三年(1537)编纂的《长沙府志》也有“杂货之品日茶，贡岁进茶芽六十二斤”的记载。当时湖南茶叶著名品牌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长沙之铁色”，指长沙府辖安化县所产蒸压制的黑色毛茶，为当时远销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

◆图：明代高桥天华春茶号招牌

湖南盛产茶叶，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马车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需求量很大。明初实行茶叶官营，除为了稳定政府财政收入外，主要是为了控制马的货源。由于湖南及长沙茶叶贩运贸易的活跃，使茶叶的官营政策受到很大的冲击。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十三年(1585)，“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番人利私茶之贱，固不肯纳马”，可见当时西北茶商多越境至湖南私运黑茶边销。由于湘茶的私运动摇了汉茶的官营，万历年间遂有御史李楠等以妨碍茶马法政为名，请求朝廷“禁湖茶”。但欲禁而不能，屡禁而不止，最后只得采取折中办法。经户部批示，自后西北官引茶以汉中、四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价廉的湘茶从此部分打通了历来被官营垄断的直销西北的渠道，长沙民营茶商也从此取得了合法经营地位。因此，湖南黑茶兴起。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往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蒙古等地。同时，汉茶与湘茶相比，西北番人(少数民族)更偏爱湘茶，如《明史·食货志》所说：“汉茶味甘而薄，湖(南)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利番”成为湘茶畅销西北的重要原因。

◆图：清代高桥永兴祥茶号招牌

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数个朝代的经营，经历了与官营汉茶的市场竞争，甚至组织茶商私运的武装斗争，湘茶的生产和销售市场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明代后期，在正常年景下，长沙、宝庆、岳州、常德四府有茶引240道，产茶近60万担，其中长沙府所辖长沙、善化、浏阳、宁乡、安化、茶陵等12县州年产茶约25万担，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贩茶成为长沙府最广泛的商业活动。明代长沙籍诗人、大学士李东阳所作《茶陵竹枝歌》描写茶陵女子“劝郎休上贩茶船”的心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贩茶人的辛苦。诗云：

侬饷蒸藜郎插田，劝郎休上贩茶船。

郎在田中暮相见，郎乘船去是何年?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中国长沙·茶文化采风》，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汤青峰撰稿，陈览月、罗炯炯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