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茶乡”的由来

长沙种植茶叶已有2000多年历史，茶叶、茶具生产、销售和茶饮用活动，以及茶叶科研、文化、教育活动历来十分发达。中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据《后汉书·郡国志》、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宋罗泌《路史·后纪三》等载，炎帝神农氏曾“日中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后终因误食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茶乡”即今日之茶陵县。秦汉时期茶陵为长沙郡或长沙国辖地，地处长沙南端，所以称作“长沙茶乡之尾”。屈原放逐沅湘(长沙地区)时作《九歌》，其《东皇太一》有“奠桂酒兮椒浆”之句，《东君》中有“援北斗兮酌桂浆”之句。经后人考证，椒浆和桂浆都是当时楚国的茶饮。

◆图：位于“长沙茶乡之尾”的炎帝陵

到汉初，长沙及其所属的茶陵县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汉初茶陵为侯国，隶长沙国。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三江庙茶陵侯刘欣，长沙定王子，汉元朔四年封，国朝赐庙额。”茶陵县始置于汉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为长沙国22县之一，是我国最早用“茶”字命名的地名，至今仍是我国县名中唯一使用“茶”字的行政区。陆羽《茶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的得名与种茶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长沙魏家堆第十九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方石章，就是著名的“荼陵”石印。汉以前“荼”、“茶”完全不分，汉代是“荼”与“茶”交替使用，“茶”往往是“荼”字的简化。因此，“荼陵”也就是今天的茶陵。它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随葬冥器印，呈长方形，规格为2．5cm×1．8cm×1．9cm，鼻钮，所用材料为滑石，凿刻认真，印面装饰感较强。由此推知，该墓的主人应是茶陵的地方官。茶陵是我国含有“茶”的地名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茶陵”印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第一方明确与茶叶产地有关的古印。

◆图：汉印泥封“茶豸”

◆图：汉印“茶陵”

◆图：马王堆汉墓出土木牍上的“笥”二字。笥即茶叶包装。

1972年至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的出土文物中不仅有“茶豸”封泥印鉴，还4次发现有“一笥”或“·笥”的竹简和木牍。这里的“”，据考证就是《尔雅》“槚，苦茶”中“槚”的异体字或楚文字。所谓“一笥”或“·笥”就是指“苦茶一箱”或“苦茶箱”，即茶叶包装。这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茶叶随葬品。墓中还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画，是皇室贵族之家烹用茶饮的写实。这就从考古发掘上证实了汉以前长沙已有种茶和饮茶活动。

中唐以后，由于荆州一带人口大量南迁，加之长江中下游一带种茶风气的影响，湖南茶叶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长沙地区也盛产茶叶，并且产生了阳团茶等比较出名的品牌。裴休任湖南节度使时，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实行“官茶”。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税茶法的主要内容，一为各地设有阁邸者，只收取邸值(堆栈费用)，不再收赋税；二为三次私鬻在300斤以上者论死；三为园户私鬻百斤以上者杖脊，三犯加重徭役；四为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以纵私盐法论罪。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却倍增，从而促进了长沙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唐代已出现“茶马互市”这种贸易方式，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马匹以及纺织品等。《税茶十二法》鼓励茶农种茶、茶商贩运，政府则具体实施茶马交易。

◆图：以盛产茶具而闻名的唐代长沙窑窑址

唐代的茶叶用途已由药用广泛转向饮用。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载，南人“到处煮饮，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以致“风俗贵茶”。据报道，长沙一带曾出土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代茶碗，其中一件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茶碗”两字，说明饮茶已成一种风尚。送别友人甚至也以茶代酒，大历六年(771)，潭州刺史张谓(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唐天宝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大历六年为潭州刺史，撰《长沙土风碑记》，作有《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等有关长沙的诗。其诗以边塞生活为题材，颇具特色。《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道林寺送莫侍卿》诗云：

何处堪留客，香林隔翠微。

薜萝通驿骑，山竹挂朝衣。

霜到台乌集，风惊塔雁飞。

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

同时，长沙铜官窑生产的茶水壶等陶瓷茶具大量销往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各地。唐代湖南已出现不少名茶，据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南(潭州)有‘衡山’，岳州有‘淄湖之含膏’。”当时衡山隶属于潭州(长沙)，岳州亦紧邻长沙。唐末诗僧齐己有《谢淄湖茶》诗赞美该茶的高贵与清香。诗云：

滗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

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

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

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中国长沙·茶文化采风》，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汤青峰撰稿，陈览月、罗炯炯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