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茶业的勃兴

历史进入近代，湖南茶业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据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道光（1824-1850）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粗制成毛茶后，茶农除留少量自用外，大多卖给附近的茶庄茶号，茶庄茶号再售与茶厂，或直接设厂制作精茶运销。茶厂将毛茶加工成精茶一般要经过拣、焙、筛、车、磨、捞、簸以及装箱、起运等工序，均雇工进行，其中劳动量最大的拣茶工序更是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据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记载，至清同治、光绪之交（1875年前后），长沙府安化县小淹、东坪各地，茶庄林立，多达80多家。长沙县高桥有茶庄48家。醴陵县县城亦有茶庄数十家，贫家妇女入市拣茶数万人。加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早年的茶叶加工“均由造茶之人（庄号）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包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到光绪中叶，则“皆在栈房雇用女工人拣”。庄号与茶农开始分离，茶农只管茶叶的种植和采摘，茶商（庄号）则专施收购、制作和贩卖。庄号有本帮、客帮之分。本帮为本省长沙、安化、湘潭、湘乡等地的商人，客帮以山西、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商人为主。客帮多以已开埠的汉口为总汇。从上述情况均可看出，茶叶采摘、制作和运销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市场以及国内西北市场茶叶需求量激增，湘茶的生产和销售发展迅速。起初长沙府主要产绿茶和黑茶，绿茶销省内和邻近各省，黑茶则远销西北陕、甘、新疆及内外蒙古一带，故俗称“边茶”。咸丰（11851-1861）初年由于欧美市场的开拓，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骤增，促使沿海外国商行纷纷到内地收购茶叶。咸丰八年（1858），粤商佐帆由广州入湘，抵达长沙府，在安化等地传授红茶加工技术，促使安化等地茶农于原有黑茶之外，又大量生产红茶，以转输欧美。外商收购长沙红茶，一般都由外国商行或其买办，与长沙各地茶庄签订合同，前往各地采购茶叶。19世纪60年代后，茶叶采购的“合同制度”日臻完善，各个环节安排得井井有条。“合同茶”靠外国商人以预付款的方式解决了茶庄的资金问题。茶庄与货栈合一，处于地区中心位置，买主从驻地四出到周围农村，在集市或市场购进茶叶，然后加工制作，装箱外运。依靠这种“合同制度”，红茶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安化红茶年产曾达40万箱（每箱70斤）。继安化之后，长沙县、浏阳县纷纷仿制红茶，产量日多，出口大增。浏阳的许多麻农改种茶叶，如谭嗣同在《浏阳麻利述》中所说：“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设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刘家传在《辰溪县志》中说：“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中国实业》第一卷所载吴觉农《湖南茶叶视察报告书》评论说：“此为（湘省）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

稍后，“边茶”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同治十三年（1874），湘军统帅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民暴动后，为办理善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着力整顿因连年战争而停顿的西北茶务。他变“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除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运销湘茶。湘中巨商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成为“南柜”总商。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乾益升茶庄，并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立分庄，大量运销黑茶。从此，湘茶在西北边区的销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并畅销于俄国境内。光绪中叶，安化黑茶年产增达2000引，约合12万担(每引6000斤)。

由于上述原因，同治至光绪间湘茶的生产与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光绪中叶全省茶叶输出量达100余万担，其中安化红黑茶40余万担，占40％。安化东坪的红茶、小淹的黑茶成为湘茶的著名品牌。浏阳县与平江县交界的大片地区也成为红茶的重要产区。据光绪元年刊《平江县志》载，同治时“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人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一派繁荣景象。《醴陵乡土志》亦载，醴陵“在昔醴茶输出国外，岁值数十万元。县城常有茶号十数家，于各乡设庄，挂秤收买，运至汉口转售。自采摘、运送，以至发拣、装箱，贫民资以为活者，不可胜计。”

19世纪80年代末湘茶出口达到巅峰，年出口量最高达100万担，较鸦片战争前增加3倍以上。至1890年，湘、鄂、赣等省的茶叶每年在汉口交易价银至一千数百万之多，其中湘茶占6成以上。然而90年代以后，中国茶出口量在世界茶叶出口总量中  所占比重却逐步下降，湘茶年出口量最低曾降至40万担。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时的中国已不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大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相继大量种植和出口，同华茶激烈争夺国际市场。加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自主权，洋商在收  购中国出口农产品时故意压低价格，打击了中国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所云，由于“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因而价格极低，使得“中国贩丝、茶者，几于十岁而九亏”。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巡抚吴大潋在《英商压抑茶价，湘茶连年亏折，奏请借洋款设局督销折》中哀叹：“湘茶开市，英商故意为难，仍以抑价为得计。华商无计可施，以致光绪十九年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这也是造成湘茶出口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吴大澈在奏折中称“湘省利源，以茶市为大宗”，因而他强烈请求在汉口设立“湘茶督销局”，经营茶叶出口，包运包销，借以抵制洋商操纵。尽管奏请未果，但从中可见湘官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增强。

善化(今长沙南部)人士许崇勋在戊戌(1898)年创办的《湘报》上发表《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一文，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证明这一事实。他说：“查往年中国之茶，运到英国者，约计一万二千三百万磅。印度西伦虽有茶庄，从未及十分之一。近年以来，中茶减至八千八百万磅，印茶增至八千七百万磅，西伦茶亦增一千八百万磅，已渐有驾中国而上之势。至今年春季汉口友人述及茶业近事，谓中茶可以运到外洋者已不及四分之二矣。且欧罗巴、新金山、甘那打一带，向销福州之茶，今则舍福州而图锡兰购买矣。俄人向销两湖之茶，今则舍两湖而图外洋购办矣。”许崇勋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端”，一是茶叶生产工艺上的原因，如“雨水多而香味顿减”、“炒制疏而品色不佳”等，以致“货多价少”。但更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民智未开也，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当时，日本以及英国、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国家均已设立茶业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而中国茶叶生产虽已出现诸多资本主义因素，但茶叶加工尚停留在小型分散的手工制茶作坊阶段，这是华茶不敌洋茶的根本原因。因此，许崇勋在文中呼吁“于湘省觅宽敞屋宇，效外洋于产茶省份聚集一处设制茶公司一所，并于产茶地方设分公司。几所以总其成，又于山头有茶之户，合数家而成一分公司，亦照外洋购用机器，可以随取随制。其章程办法，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先招集股，分筹积资款，以备购办一切机器，设立公司。”

《湘报》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长沙创办的一种日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898年3月7日)创刊，由熊希龄、谭嗣同等人集资开办，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停刊，前后共出版177期。《湘报》在当时全国的日报中被称为“巨擘”，其言论之激进，思想之开放，常能震撼人心。初时印行5000份，仍供不应求，从五月初一开始又加印1000份，其销量之大在当时实为少见。报端上主张开民智、设学堂、修铁路、造轮船、兴矿务、办公司、造机器的政论文连篇累牍，掷地有声，体现了湖南知识分子要求民富国强的强烈愿望。长沙思想激进的茶人们充分利用这一讲坛，纷纷发表要求整顿茶务，设立制茶公司、采取机器制茶的文章。除了许崇勋的《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外，还有善化县人士皮嘉福的《劝茶商歌》、浏阳县人士王杨鑫的《拟整茶务章程十四则》等，这些文章除一致要求购置机器设立公司外，还对茶政、茶税、茶叶贸易、茶叶质检、茶叶运输乃至茶叶生产工艺等提出了一系列近代化主张，对促进湘茶的复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湘报》还在全国最先刊登茶业广告，如新开“恒兴祥茶号”连续在《湘报》登广告，广告文称：“恒兴祥茶号开设省城柑子园口，专办各种名茶，发客童叟无欺，其价格外公道。凡赐顾者请认本号招牌为记，庶不致误。”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湖南省是全国惟一忠实执行新政的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的支持下，在长沙兴学堂、立学会、建工厂、开矿山、设保卫局，使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巡抚陈宝箴顺乎民情，采纳民意，敦促湖广总督署迅速开办茶业公司，振兴湘茶的生产。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赞同有识之土的主张，决定开办“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并在长沙设立分公司。公司性质为有限公司，简明章程如下：

本公司共集股本汉纹银六万两，分作一千二百股，每股汉纹银五十两。认股时先付十两，俟派定股后再付四十两为一股。本公司系有限公司，并有权日后可酌加增股分，以期渐推渐广。本公司现议汉口税务司穆和德为督办，席正甫翁、唐翘卿翁、唐瑞芝翁、陈辉廷翁为会办。本公司银两出入系归汇丰银行经理。本公司之设原为买地或租地种植茶树以畅出产，及建造栈房烘屋以烘制茶叶，又购备机器雇外国茶师，并代茶家茶商制茶，或自买自卖，及做各项茶叶生意。查印度、施郎等处开办机器制茶巳历年，所获利甚巨。本国绿茶胜于印度、施郎，本公司日后获利亦必能驾而上之矣。—本公司虽系商办，然督办穆和德已奉两湖督宪谕定所有本公司雇用之人，及运到之机器，准可保护，并不派官场总办本公司之事。本公司若有获利，每年先派官利八厘，再有盈余，每年由股东公同会议分派。本公司日后推厂生意加增股分，须先将议加之股照原价给有股诸人，每股得若干股。如有多余，则加价给派外人。将所获之余价尽数拨入本公司积项下。本公司之总行系在汉口，所有账目俱用华洋文每年核结一次，刊出送各股分人查阅。督办有全权办理本公司之事及雇用人夫等。若督办因公干出外，可托殷实洋人代理。该代理人所为之事惟督办是问。股东内可择三五位与督办商办公事，若商办之人所议之事揆诸本督办之意，无益于公司者，可不依议。现在股东尚未集，议立会办，是以会办暂由督办选择。欲附股者在上海请问五马路公信洋行，在汉口请问太平洋行便知。如股拊认肢银先付上海银一十两零三钱三分，即汉口纹十两    正。诸君附股务请早降。

两湖机器制茶总公司长沙分公司又名湖南焙茶公司，由谭嗣同任总办。1898年5月19日《湘报》第六十四号报道说：“香帅(张之洞)在鄂创立制茶公司，业委穆和德为督办，而湖南茶务实为大宗，长沙亦须设公司。昨香帅由驿排递公文已札委本馆谭复生观察嗣同总办湖南焙茶公司，纠集绅商领本购办机器，建立厂基，将来茶务可望振兴也。”在谭嗣同的积极筹措下，焙茶公司于6月开业。8月21日，谭嗣同抵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28日，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斩杀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仅存在3个月之久的湖南焙茶公司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告终。公司虽已不存，但由于茶商从中得到了实惠，故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逐步在民间推广，茶业的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已势不可挡，如有报道说，浏阳茶“制造亦参仿新法，贵而得善价”，“浏城允升吉、天福祥等庄皆争先收买，每百斤给价四十串有奇”，庄家和茶农皆大欢喜。以致清末民初湘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期。据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民国四年(1915)湘茶年产曾达80余万担，其中长沙府各县占其50％，约40余万担，仅安化红茶一项年产达28万担。清宣统兰年(1911)湖南茶课税厘达银36万两，占全省岁入的5.6％。

附：《湘报》所载“劝茶文”

论湖南茶力急宜整顿

善化许崇勋撰

    中国之商务至今日衰矣，颓矣，疲矣，敝矣，亏矣，耗矣，馁败矣，若江河日下而不可复振矣。留心时局者亦几乎舌敝唇焦，笔秃墨干，见诸报端者不下数千百篇，登诸简册者不下数十百卷，均皆发聋振  ，起懦立顽，以忆得小补于欢虞，为将来更张之计，而终未闻有稍变法。制采及刍荛于商务大宗，试牛刀之一割，徒任日拂一日，年衰一年，国家之财力日耗，国家之利柄日移，迨至一二乘时者出欲行补救之方而无从措手。孰有如茶之一项，为今日商务之最可慨者乎。夫茶之为业，乃中国出口大宗。朝廷倚此为盛衰，关税倚此为盈绌，市面以此为关键，通商以此角利权。若两湖、江西之红茶，皖之绿茶，以及平水、福州各地所产之茶，其品色泡制，市面章程各处不一。查往年中国之茶，运到英国者，约计一万二千三百万磅。印度西伦虽有茶庄，从未及十分之一。近年以来，中茶减至八千八百万磅，印茶增至八千七百万磅，西伦茶亦增至一千八百万磅，已渐有驾中国而上之势。至今春季治口友人述及茶业近事，谓中茶中可以运到外洋者已不及四分之二矣。且欧罗巴、新金山、甘那打一带，向销福州之茶，今则舍福州而图锡兰购办矣。俄人向销两湖之茶，今则舍两湖而图外洋购矣。噫吁！茶业之不振一至此，衰之，颓之，疲之，敝之，亏之，耗之，馁败之，腐溃之，若江河日下而不可复振之。

    如是乎推原其故，厥有二端。或因雨水多而香味顿减，或因炒制疏而品色不佳。至于搀和茶末、茶梗及柳叶、还魂叶、米浆糊珠之弊，前数年指不胜屈。近因货多价少，举从前之积心，一洗而空。而资本折损如是，销落壅塞如是。其故何哉？曰民智未开也, 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以我湘省迩来讲求西学，崇尚新法，凡制造火紫、银元、矿务、轮船、电报、铁路、蚕桑诸局，皆次第创于官府，设为公司，而独至茶之市面情形几乎山尽水穷，而不之回顾。抑由中国之视商人素不甚重，又未相联络，其间或以缙绅别之，或以市侩轻之，岂知今日之时局，以洋务为先。洋务则以通商为最，向者商居四民之末，今则实居四民之先，况丝与茶并为出口大宗，湘省之种蚕桑者几乎遍地皆然，不日即大有成效。而茶为素产之地，犹复迟移玩忽，裹足不前，余诚不解其为谁何也。然则宜如何，而后可曰，是宜于省城邀集同人设立商学会，讲求种茶、制茶之法，并厘订章程，行知产茶地方，一律整顿；并令向未产茶者一律种植，务使家喻户晓，利害兼权；而后於省会觅敞屋宇，效外洋于产茶省分聚集一处设制茶总公司一所，并于产茶地方设分公司，几所以总其成。又於山头有茶之户，合数家而成一公司，亦照外洋购用机器，可以随取随制。其章程办法，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先招集股，分筹积资款，以备购办一切机器，设立公司。盖机器之为用，工费减省，货色整齐，遇雨水亦可以照常采制。不若中国制茶悉用人工，之转手多而工本大，固陋相沿，历久不变。若不及时整顿，去人工而概用机器，其何以保垂绝之利权手。况中国种茶悉在山面，山土既寒，树难畅茂，间亦有种于地面者，已百无一二。宜仿照外洋种法，于天寒之时择平阳地面，用机器掘土松浇，加以灰料，至收成日，又须于谷雨前十天一律开办，毋泥头春二春三春之陋俗。庶出产日旺，色味兼佳。   

至于过卡之厘捐，出口之税则，尤宜斟酌市面情形。西人麦君有言，华茶坏于本大，实由重于关厘。其故何哉？查湘省厘捐定额，每百斤捐银一两二钱五分，安化山户每茶一千文捐足典钱三十，每箱四十余斤捐钱一百，除茶末茶梗减捐一半外，外尚有善举等捐，所过一省一卡又复捐纳无定，而后到关，关前又有值百抽五之税。此等捐项，无论货之粗细，价之高低，一概照捐。在昔茶务盛时每担值五六十两十取其一尚不为过，今之茶价一蹶，每担仅售八九两，多或十余两，由厘卡难捐以至关税直不啻十取五六。于此而欲业之盛货之佳，与外洋各国商务并驾而齐驱，盖亦难矣。夫外洋红茶出口免完捐纳，即日本之绿茶亦直值百抽一，从未有若中国之层层剥削，处处张罗者。商民之困苦如是，不急变法，安望日有起色乎。难者曰：厘捐关税国用之盈绌在是，捐税一轻入不敷出，不更形穷困乎。释之曰：是不然也。关厘视商务为衰盛，商务恃关厘为转移，关厘轻则业者必多，，公司未设也，制茶无机器也，茶树未培植也，采茶不及时也，厘税未减轻也。以我湘省迩来讲求西学，崇尚新法，凡制造火紫、银元、矿务、轮船、电报、铁路、蚕桑诸局，皆次第创于官府，设为公司，而独至茶之市面情形几乎山尽水穷，而不之回顾。抑由中国之视商人素不甚重，又未相联络，其间或以缙绅别之，或以市侩轻之，岂知今日之时局，以洋务为先。洋务则以通商为最，向者商居四民之末，今则实居四民之先，况丝与茶并为出口大宗，湘省之种蚕桑者几乎遍地皆然，不日即大有成效。而茶为素产之地，犹复迟移玩忽，裹足不前，余诚不解其为谁何也。然则宜如何，而后可曰，是宜于省城邀集同人设立商学会，讲求种茶、制茶之法，并厘订章程，行知产茶地方，一律整顿；并多则货佳业精，销路因之愈畅，捐税亦因此愈增。如犹嫌捐税不足，行印花税可耳。奚必尽是夫，是利益均获，利权日收，中国商务将较往年为更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夫何晚乎哉。非然者衰者犹任其衰，伪者自恃其伪，捐者税者犹仍其税重其捐。吾恐商人因捐税而停办，山户因壅滞而改业，则茶业由盛而衰，由衰

而绝，即我支那四万万人之生意，中华数十年来之利源，亦将由此而衰，而颓，而疲，而敞，而亏，而耗，而馁败，而腐溃，而若江流日下，一往而不可收拾矣，讵不大可惜哉。

                          (原载1898年5月23日《湘报》第六十七号)

劝茶商歌

善化皮嘉福撰

红茶顶要滋味浓，味浓更要色片红。敛滚焙制都有法，烘到热时自生风。

风经炉管气本热，另有烟通送灰出。绝不沾伤茶味香，热烘倍助精华色。

烘机火膛面极宽，煤料甚少省人搬。烘茶又多工又省，如此大利何不攒。

攒营谋利谁不想，公司先要商学讲。不讲商务开学堂，利害胸中不明朗。

开口就说兴公司，人心不齐必有之。要兴公司兴不起，总疑公利不如私。

那知私利决不可，我挤你来你挤我。你我相挤坏行规，同行嫉妒难同伙。

一听涨价大家争，争先已被洋人轻。一听跌价大家怕，要想帮价不齐心。

一家跌价大家跌，跌价不顾把本贴。动贴千金与万金，湖南做茶将歇业。

做茶本少资本钱，借钱办货只靠天。若不跌价早出卖，本利要还难久延。

洋人见我急如此，卡我货到地头死。汉口不售上海售，再想留住留不起。

好把情形先说明，才晓公司宜速兴。公司一立本钱足，方有魄力与人争。

况且机器价极贵，不立公司少经费。买来机器请明师，公司一律宜完备。

中国商人最怕官，惟恐经官夺利权。中国本非民主国，一经官势生疑团。

商人莫把疑团梗，此事并非官蛮整。不过借官来护持，公司商办事极稳。

办成利可夺洋商，莫使他人独占强。幸有湖南大公祖，留心商务广销场。

销场要从公司起，公司尤重人经理。宜到上海办汽机，同执利权莫相挤。

多钱善贾古人云，合股集资在众人。人不齐心茶减色，茶民失业难聊生。

更向茶民说种法，茶山有草必芟杀。播子中分数寸宽，肥料均匀叶新发。

发叶成树尺多高，即能移种树科条。每行至少隔三尺，沟渠积水要清濠。

积水全清勤灌溉，最忌荒芜种蔬菜。树枝修剪宜向阳，二年之后方能采。

采摘仍须一半留，蓄养精英待叶稠。老树将枯换新树，叶嫩芽肥利可收。

摘叶必须分老嫩，黄梅时节霉气盛。老嫩不分摘得多，烘制稍迟不堪问。

仿他烘制转移间，味厚香清切莫搀。现在已登字林报，福州茶装千万箱。

福州既可办机器，湖南如何不兴利。讲明商学立公司，茶商定然添旺气。

商人莫愁钱用多，大众合股人心和。试看滚茶这么快，八点钟时三百箩。

有三百箩真大利，制茶古法何必泥。从前不准用洋机，于今要人买机器。

自从机器来中华，人人晓得新法佳。制台新委谭观察，到我湖南办焙茶。

焙茶虽然借官势，也要官商同一气。大家创得公司成，自然大家有利息。

若论学会与公司，行行生意都相宜。岂止茶商要合力，各行都要心力齐。

我今特把商人劝，要求抵力讲商战。学会能使民智开，公司能将利权擅。

请看日本开学堂，东洋商务胜西洋。湖南若能效日本，那怕岳州来通商。

通商他晓我也晓，制货他巧我也巧。早办机器开公司，麻织竹布樟熬脑。

公司公利总一般，人人获利皆欢然。湖南本是工商地，莫使洋人夺利权。

                        (原载1898年5月26日《湘报》第七十号)

拟整顿茶务章程十四则

浏阳王杨鑫撰

    一曰筹费。中国地大物博，就事耗费，皆有一定不移之理法，确切可见诸施行。查各项货物交易，国家特设有牙行，通有无，防倒骗也。惟红茶一宗，内地通商各大码头并无牙贴行户，而奸商之巧于取利者，私开栈行居中交易，各路红茶到埠由该栈行主经手买卖，每茶价银一百两，扣取行用银三两，通计每年五省茶商被扣去行用银不下数十百万两之多，别项需索尚不在内。今诚设立茶政局，则即此项行用银两应归局收，以充经费，除开消各项局用外，度必大有赢余。由局员通报大宪，另款存储，以备朝廷不时之指拨，实于大局不无少补。应求请旨通饬办理，以重新政而固始基。

    二曰立局。中国茶商漫无统率，故洋人得以操纵自如。价既定而复翻，名曰打板货；既发而不受，名曰退盘。常有于定价成交之后打板一二两以至十两八两不等者，既买十余日延不过磅，突然退盘不受者，而且多立名目，任意开消。如结单内开码头费每石银一分，捆藤每口银六分，打表换口每口二分一厘七毫，茶楼磅费每口银一分，出栈每口五厘，无理取闹，吸髓剥肤。而该栈行主既取华商三分行用，于此等抑勒悉索事件，丝毫无能为力，可耻可恨。今诚抽提此项行用银两充作经费，以之设立茶政局，绰然裕如，且实为茶商大家所甘愿。应求请旨，饬下各产茶省分择于红茶总汇之区，设立茶政总局，委员督销局内，专派茶师查验茶质。试办之初，似应加慎。现在汉镇茶业公所几聘洋师糜费巨万，而舞弊较胜于前，不啻开门而揖盗，引狼而入室也。惟有华人经理华茶，自能听受局员节制，但将前项弊病概予革除。售即过磅，磅即收银，由局员一意主持，则事权一而众志坚矣。

    三曰捐票，即原折内颁引之意也。查税课巨款盐茶两宗，盐必捐票乃可通商，有官为之督销，故利权长立于不败。茶因未会立捐票充商之法，以致今昔情形天渊判隔。即以浏阳而论，犹是红茶，同治初售价三十余两，即至光绪初犹售三十两，次至二十七八两，今则仅售二十两，以至十七八两。推原其故，由于小贩眼热茶商获利颇厚，亦遂勉强冒昧充商采茶，自家无甚资本，或集股于亲朋，或贷银于汇号，大约皆以四月归还为期，迨茶到埠，逼近归还日期，急求售脱。洋商知其底蕴，故意恫喝勒卡。一商贱售，遂据为行市，而众商因之靡矣。今欲整顿茶务，惟有捐票方准充商之一法。应求请旨，饬下办理，责成各处地方红茶行户承捐茶票，招集殷实商人认真采办。盖该茶行熟悉地方商情，相信相亲劝办较易，每票拟着捐银三千两，分作十年上兑。每年春茶到埠，由局售脱后坐扣捐票银三百两，给予实收印纸。一俟缴足三仟两，请由户部颁发印票收执，永远充商办茶。请以光绪二十三年作为试办票银之始，奉旨之日大宪颁发铃印捐单，由地方官传谕茶行遵照办理。令其随时开具花名填给捐单，汇详请转饬茶政局查照花名登册，以便商茶到埠时挂号查对。无捐单花名者，即以私茶论，查获充公。两湖限以六百票为率，仍仿盐政章程，分别湘岸鄂岸，鄂票只行鄂省，湘票只行湘省，惟本省则听其到处流行，并不拘限。

四曰定额。即原折内茶引之说也。今既立茶票之名，应颁定茶箱之额。中国茶商原因无票滥充，不论茶之优劣，一味贪多，漫无限制，致有今日之忧。应救请旨，饬下每年每票定为一千箱额，纵多不得过一千一百箱，远者治罪。但任其分作一二三次成箱，不及额者，听力不足者，听其招商承顶，并听其呈请注销。如此办理，茶有限制，可无壅滞之虞矣。

五曰估价。中国别宗货物价值相去不远，惟有红茶则地土年岁之不齐，故涨落贵贱之无定。若预定为额价，诚恐转滋弊端，有妨大局，自应随时凭茶估值，方昭公道。然某县处之茶，原售某价，虽今昔情表不同，究应酌中办理。由地方官谕饬茶行茶商，公同议价买茶，核其山厘数目，便知实在茶价，加入做工、拣工、庄租、水脚薪资各项开除，每箱实合成本银若干两，由厘金局备文据实审报，茶政局查照登记，俾局员发售时不至漫无把握。纵使市价低贱，自应以成本为权衡斟酌估价，庶可以保全商体，厘税悠长，而捐票银两尤所乐输矣。

六曰输当。红茶上市同时，到埠同日，争先恐后，人心惶惶。洋商乘而恫喝，以致市价疲滥，流弊滋生。今既特立茶政局，委员督销商茶，即系官茶。应求请旨，饬下嗣后红茶到埠，由该商持本处厘金局申文，并将茶箱投呈茶政局查照，当堂注册挂号，依先后次第轮当，由局布样发售，不许该商私自布样，违者治罪。拟以二十票为一起，设如第一起挂号之茶尚未售脱，则第二起不得发卖。且如第一起茶即令售脱，尚未过磅，第二起茶并不得布样召集，以防积压，致蹈前愆。凡事慎之于始，方无后患。况红茶尤华洋交涉，要件，岂容掉以轻心。矢慎矢公，我行我法，杜渐防微，洋商虽巧计无所施矣。

七曰重订厘章。红茶征取山厘，即如湘省各县亦有异同，究以茶价每串抽取二十文为适中之制。宜责成红茶行户于买茶付钱时即代为照数扣出，一俟茶竣缴呈厘金局核收，但该行户既有经手微劳，自应酌筹薪资。拟请于征收山厘项下每串厘钱酌提六十文赏给行户，以示体恤，以资鼓励。如此办理，则红茶山厘滴滴归原，自然日有起色，永无偷漏之弊。

八曰审订税则。红茶收税，向章每二五茶箱净茶百斤，征收税银一两二钱五分正，近来外加二成。在当日茶务方兴，茶价正昂，准此征收，与洋货见百抽五之例尚相符合。今则不然，茶业败坏以来，卖价较当日低贱过半，而税则照常征收，至有以沽售仅十两内外之茶，而亦征收税银一两五钱，商情未免大困。且以湘茶而论，安化茶常沽六七十雨而税亦仅收一两五钱，似又未免太轻。今既整顿茶政，应求请旨，饬令嗣后茶税由茶政局查照该商人卖价银两，照依见百抽五之税则一律征收，以匀甘苦。如此变通办理，既与立法之初心相合，而于救时恤商之计尤为得其要矣。再查茶税向分省分由厘局征收，今即改归茶政局坐扣，似应仍饬局查照省分，分别解送原省，以符旧制。

九曰正经以示信。红茶交易向由茶栈，弊端百出，事皆不经，年甚一年，猜疑益启。今既立局督销，从整顿红茶起见，欲正洋商先正华商。如有茶不对样，舞弊欺朦，从重处罚。至茶秤应由局较准，洋商自不至压磅。茶银应由局现收，洋商自不得拖延。出以精心，持以果力，遇事公平，以昭大信。应求请旨，饬令开局之日，即查照应兴应革事宜，体察情形，悉心酌定，咨部立案。

十曰应变以行权。近来红茶因外洋土产抵塞，以致精益求精，无美不备。然间有火太过而茶已枯焦，火不足而茶且霉滥。他如船破而沾水，溃舟沉而受水伤，凡兹意久之变，年年有之者也。若亦必概照成本发售，似与轮消之制有碍，适足以滋口实而招外侮。应求请旨饬下，如遇此等红茶，自应行权办理，由茶政局随市随时代为沽脱，其受累折本太重者，请仿盐政章程，准其补运，随到随消，不在轮当之例。至应纳厘税，并求加恩减半征取，以恤商艰而维茶政。

十一曰立公栈以存茶箱。茶船停泊江河，实有风水性命之忧，到埠即应起存，此公栈之所以万不能不立也。然以今日而论，欲饬茶商私建，其力有所不胜；欲借库款公营，于理又诚不合。拟请自光绪二十三年春起，暂由茶商自起自存，但不准再起洋栈，受其卡制。拟俟秋间茶竣，将茶政局用银余款即择地购料兴工起造，限仅光绪二十四年春间华工，存箱起茶。仍查照洋栈每箱抽费若干，定为章程，照额抽收栈费。如此办理，公私两有裨益。

十二曰借小轮以拖茶船。湘茶过湖至危至险，诚得小轮拖带，不惟快捷，且极平安。拟请三五年间即仰局用余款并公栈箱费，购造小轮，绰有余裕。目前应求大湖南北抚督宪咨商两江督宪，除湖北现在公轮酌派拖带外，暂借南洋公轮，以济急需而维商政。或其时茶船太多，拖带不及，自应照依次第，以昭公平。应求札饬岳州厘金局卡妥为照料，挂号轮当，以次拖带。所有公轮煤炭各项应用开消，茶箱应派箱费银若干，概由茶商预备，交纳管带。如此办理，官轮应无小损，而茶商受骏惠矣。

十三曰倡用机器。外洋以器代工，事半功倍，坐致富强，蒸蒸日上，其明效也。中国亟应仿照办理，以与五大洲争自强之衡。惟湘省风气未开，浏阳尤僻处偏隅，暂刻势难照办。拟请先由茶政局购造机器一二副，聘师制造茶饼、茶砖，一面分招各府州县茶行茶商子弟入局学习，一俟学业有成，饬回原籍倡用机器仿办。如此不十年间，将内地产茶之区，皆用机器制造。外洋自乐采买，华茶自然获利。以后一切洋务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天下幸甚，后世幸甚！

十四曰广开码头。五大洲华洋并处，   乎一人一家之势。目前富强首推英吉利，而考其致此之由，皆因广开码头，远涉重洋，以通商务。论红茶一宗水，我中华独擅之利，而为英所攘夺，且于印度等处地方讲求种植，此其志不在小。惟闻其茶味不如华茶之美，故外洋仍重华茶，亟应广开码头，以扩销路。现有钦差大臣驻扎彼国，似可带办局务。应求请旨饬下各省，设立茶政局后，即由局员选择上品春茶，禀请总理衙门分途咨送钦差，就地开办，务使华茶充溢各国。外洋之食茶较便，内地之生计日饶，则万年有道之基立于此。

（原载1898年7月12日、13日《湘报》第一百零九号、第一百十号）

（本文录自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湖湘文库·湖南茶文化》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