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妙甲天下”的湖南茶器

湖南是我国最早产茶地之一，也是茶文化孕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湖南不仅产茶，茶具的生产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许多辉煌的业绩。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茶具”一词最早在汉代已出现。据西汉辞赋家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我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唐代时“茶具”一词在唐诗里触处可见，陆羽《茶经·二之具》把采制茶过程中所用的工具称作茶具，《茶经·六之器》把饮用中所要用的器皿称之为茶器。至现在我们所讲的茶具，通常是指人们在饮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具。茶具同其它酒具、食器一样，其发生、发展也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分用到专用，从粗糙到精致的演变过程。湖南最早的有实物可证的茶具可追溯到西汉时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光彩奕奕的彩绘漆器，其中一部分就是茶、酒、食共用的茶具。古代湖南茶具有中华茶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以湘阴岳州窑、长沙铜官窑最为出名，两窑均系我国古代制瓷名窑。9世纪初唐诗人刘言史在洛阳所写<煎茶诗>中就有”湘瓷泛轻花”之句.

 近年在湖南发掘的长沙窑中，出土茶具中茶碗最多，据统计有数以百计的一模一样茶碗，其有两款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字，此实物尤为可贵。一款为圆形敛口碗，釉下褐彩青瓷，唇沿较厚，玉譬底，碗心书酱色“荼（茶的古体字）埦”二字，外罩青黄色半釉。很明显这是专门用来用茶碗用的。另一款为圆形敞口碗，圆唇外侈，腹斜收。底粉上书“岳麓寺荼（茶的古体字）埦”五字，通体施草黄色薄釉；底沿无釉，墨书“张惜玉充供养”。由此为题记来看，此碗为佛教徒赠送唐代名刹岳麓寺充供养的礼佛茶碗，可能是成批制定生产的。比较这两款茶碗，从前款“荼（茶的古体字）埦”题记看，年代稍早。总之，这两款出土的茶碗，为长沙窑茶具提供了实物标准器具。其他类型的碗数量不多，造型却有不少变化，其装饰方法也有多咱。从茶字还书作“荼”字来看，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因为，茶字由荼下式统一改作茶字，是陆羽《茶经》问世以后的事。这说明唐肛前期，湖南虽然饮茶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但在茶具的发展上不只是处于只是和酒具、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其它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唐代陆羽（773-804），唐复州竟陵（今中国湖北天门市）人，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生性诙谐，以嗜茶名于时，后世誉为茶对。他不仅写下了世界早第一部茶学著作，而且还专门创制了一整套凡28种烹饮茶叶的专门器具，后经简化定为二十四器。茶具从此与其它饮食器具开始分离，走向专业化。正如唐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可见陆羽精心设计的整套茶具的基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代盛行煎茶，烹者茶具主要有铫、铛、鼎、灶等，这些在长沙窑茶具中时有出土，且均为陶瓷质民间用品。另在湖南古丈白鹤湾楚墓群出土的茶壶、茶盏、茶灶、茶井等茶具茶器。

宋代湖南的金、银、铜、铁、锡、铅、丹砂、水银等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均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其经营方式主要为官府垄断和官私合营。主要由官府在各地置矿场，派官吏管理，实行官府垄断。也有一些坑场采用召募私人开私人与官府分成的办法。潭州所出矿产以银、铜为主，最著名的矿场为浏阳的永兴场。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坑冶上》记载，浏阳永兴场在熙宁七年（1074）产银16673两，4 年后增加到28757两。潭州在元丰年（1078）收铜107.825万斤,居湖南之冠.炼铜的方法已推广先进的在当时称作为以药化铜的胆水浸铜法，宋哲宗（1086-1100）末年，全国有胆水浸铜工场11处，永兴场便是其中之一。南宋绍兴、乾道（1131-1173）年间，该场生产胆铜64万斤，每年输胆铜3414斤赴饶州永平监铸钱。宋代潭州炼钢技术也趋成熟，已普遍采用“灌钢”冶炼法，即把生铁与熟铁杂合而炼成钢。

矿冶业的发展，刺激了湖南地区金属器皿制造业的兴盛。湖南衡州咸宁监，每年铸钱20万贯，需铜40万斤，铅20万斤，炭100万斤，规模很大。在长沙出现了一批冶制铜器为业的铜户、铜匠。如潭州乌山一带有铜炉46所，麻潭鹅羊山有铜户数百余家，能制造“甲天下”的长沙金属茶具。宋人周辉所撰《清波杂志》载：“长沙匠者造莱器，极精致。其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以侈糜相夸，初不常用也。”宋代周密《癸辛杂识·长沙茶器》也载有如下一段话：长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镂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宋理宗）大喜，盖以院内之工所不能为也。因记司马公与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纸为帖，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曰：‘景乃有茶具焉？’蜀公闻之，因留合与寺僧而归。向使二公相见此，当惊倒矣。”南末时，战乱频繁，湖南矿冶业遭到破坏，长沙一带的销炉、铜户因缺铜而毁钱铸器，致“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清嘉庆《长沙县志》卷十十八《拾遗》亦载，早在宋代，“长沙茶具有砧、椎、铃、碾、匙、瓶等目，精妙甲天下。一具用白金三百两或五百两，又以大镂银盒贮之。”另外，清代潘永因辑《宋稗类钞》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周密文中所说“赵南仲”系南宋名将，曾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赵南仲（1186-1266），名葵，字南仲，湖南衡阳人，其父赵方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为儒学大师张栻的高足，官至刑部尚书，赵葵早提从父亲抗击金兵入侵，屡立战功。南宋绍定四年（1231）平定李全之乱，诏授淮州制置使兼知扬州。在扬前后8年，垦田治平，备边益饬，淳佑二年（1242）进大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四提授同知枢密院事，封长沙郡公。九年进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封信国公。其时淮蜀两地将领，多出其麾下。赵葵致仕后，居长沙“南门外王家塘”，即今天的心区青山祠,人称赵相府.

赵葵所置造茶具“以黄金千两为之”，完全可以与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法门寺地宫里发现的一套纯金茶具媲美，一代名相为湖南的茶具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宋以后，饮茶器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皇宫贵族对茶具在功用、外观、造型上要求严格，而且在质地上也由陶或瓷发展成为玉或金、银器，日渐奢华。另一方面，唐宋时期，因为饮茶习俗的普及，各个阶层的人都尚饮茶，金玉器过于贵重奢侈，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制得起的茶具，因而社会上还兴起一股家用铜瓷，不重金玉的风气。据《宋稗类钞》说“唐宋间，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瓷）”铜茶具相对金玉来说，价格更便宜，煮水性能好。陶瓷茶具盛茶又能保持香气，所以容易推广，又受大众喜爱。再之，唐宋以来，这还与唐宋陶瓷工艺生产的发展直接有关。一般来说，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开始出现飞跃发展，隋唐以来我国瓷器生产进入一个繁荣阶段。总而言之，这种从金属茶具到陶瓷茶具的变化的大趋势和对金、银、玉制茶具的精致追求，从侧面反映出，唐宋以来，人们文化观，价值观，对生活用品实用性的取向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唐宋文化进步的象征，而茶具的“高档化”一方面体现的当时的陶冶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这只是达官贵族追求奢侈的方式。

明清两代，又相继出现了玻璃茶具和长沙窑所产的广泛流行的民间的包壶大碗茶具。其时醴陵瓷器的生产已有一定的规模，清末民初，湖南茶具交易繁盛，成为全国主要的茶具交易巿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