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墓与地质学家丁文江

丁文江墓位于岳麓山后山，山下为中南大学校区。墓下有石阶，前有四柱三门大石坊，中呈拱门形，侧两门为平梁门，4根方形石柱下顶石圆球，造型庄严而雅致。墓地约200平方米，呈正圆形，墓坪由条孤形花岗石铺列成若干个同心圆。墓坪正中为半圆形石冢，墓前立石碑和拜台。

丁文江墓2005年全面修复，并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留学英国，先后入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学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回国，先后任教南洋公学，任职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主持创办地质研究所。1918年，到欧洲考察兼充中国出使巴黎和会的会外顾问。1922年发起成立地质学会，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次年参加“科学与玄学”论战，为“科学派”主要代表人物。1926年，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曾长期担任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多次赴西南考察地质。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因煤气中毒在长沙去世。有《动物学教科书》、《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等传世。

丁文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士绅家庭，自幼深受科举教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丁文江13岁。时长沙府攸县人士龙璋任泰兴县知县，听说本邑有一神童名丁文江，乃命丁父带子去县衙面试。龙璋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龙璋的大力促动下，年仅16岁的丁文江赴日留学。此时留日学生群体爱国热情高涨，在这样的氛围中，文江过了两年“谈政治，写文章”的生活。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受吴稚晖来信的激发，转赴英国留学。经过几年中学阶段的学习后，1907年他免试入读格拉斯哥大学，并于四年后顺利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双科证书。在英期间，丁文江关心时政，兴趣广泛。他大量涉猎各类书籍，尤其对维多利亚王朝以来的英国思想家属意有加，并将之与在专业训练中获得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与方法相融合，最终内化为其身和行事的基本准则。在英七年间，丁文江锻炼成一个“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1911年，丁文江回到国内，于家小住后，第二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讲授地质学入门。1913年1月，他的教学引起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便邀请他到工商部工作。2月，丁氏到京，就任地质科科长。当时西方科学技术虽已传到中国，但儒家的偏见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地质学这类专门之学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丁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应商人的请求，由请求人供给旅费，曾作过短期的调查。”

丁文江入掌地质行政之初，千头万绪，百端待兴。他在权衡后决定从培养人才入手。1913年6月，他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由农工商部出面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改称研究所），首批学员很多就是他在南洋中学时的学生。他在教学过程中倾注了无数心血。他不拘一格网罗师资，还在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中创造性地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式，聘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为顾问。不久，研究所的工作走上正轨，丁文江即辞去所长一职，接手刚刚起步的部属地质调查工作。研究班学制为三年，而首届毕业的学生大多留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逐渐成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

1913年12月，丁文江借农工商部总长张謇推行棉铁政府之机，会同一些学者赴河北、山东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填绘分幅地质图。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野外地质和地质填图的开端。次年，他又转赴云南调查，并绘制地质分图多幅。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众望所归，被推任为所长。他于莅任之始，“先扎硬功夫”，“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格的，仍不用他们。一切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调查所日常事务的处理，文江也是亲力亲为，始终坚持和提倡“案无留牍”、“今日事今日毕”的精神。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地质调查所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进而发展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

丁文江一生拳拳于中国地质学的开创，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问题也颇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丁文江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为争取中国的权益而出谋划策。1922年，他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第二年，他又参加了著名的中国思想界“科学与玄学”的大辩论，是“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925年，江浙战争爆发，一些江苏人发起“救援江苏运动”，他受人委托，奔走于岳州、杭州之间，劝说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出兵反奉。孙早有反奉之心，一直积极备战，因此应允于适当时机出兵。他对丁文江的才能颇为看重，极欲罗致麾下，而丁文江也表示了同意。

1926年2月，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代表之一，南下上海，与英国派出的“卫灵敦中国访问团”进行磋商。在这次行程中，他接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5月3日，孙传芳由宁抵沪，次日自任淞沪督办，并公布督办公署组织大钢，以丁文江为总办。5月，孙在上海总商会招待沪上各界的茶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找得来帮我忙的丁总办，不是我的私人，他本来是为英国庚款委员会的事来的，我相信他不肯谋自己的私利，相信他能实行我的政策，我才肯找他来，他赞成我的政策，他方始肯来。丁文江协助孙传芳的初旨，原是希望创办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将军人集团改造成有责任心及能力兼备的建设性力量，而孙看重的则是丁的声望和才华。但是丁文江却从此背上投靠军阀的恶名。

1935年12月，丁文江在湖南考察煤矿时顺便游览南岳衡山，诗兴大发，急草数章，其一《麻姑桥晚眺》云：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没想到这竟成为丁的绝笔诗。1936年1月5日，正值盛年的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气中毒，救治失当，于长沙去世，结束了亦学亦政、为人众说纷纭的一生。“出山要比在山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又有多少人呢？这位“长沙的弟子”最终长眠于长沙大地，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命中的注定？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