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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墓与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

2009-8-2 14:3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05|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梁小进|来自: 名城长沙网

杨树达墓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占地约80平方米。圆顶形墓冢,由三合土堆砌,顶端安放椭圆形石球,墓前立高大石桌。墓围由不规则花岗石垒砌。墓碑三通,嵌于墓围正中。墓前坪台宽敞,由长条形花岗石铺就。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长沙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任职湖南省教育司。次年任省图书馆编译兼楚怡工业学校教员。1913年后任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学校教员。20年代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述宏富,有《马氏文通刊误》、《词铨》等传世。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杨树达年方10岁,受父兄感染,即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当时湖南巡抚吴大  在湘训练士兵,统兵3万北上,不幸在辽东失败。杨树达对此大有感触,数十年后,他在《读吴中丞说书后》一诗中还吟道:请缨未系胡儿颈,为吴大   的壮志未酬表示深深的惋惜。

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一些所谓支那学者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有的学者久闻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前来拜访,杨一概不予接见。有一次,一日人桥川时雄来访,杨树达当面痛责日寇侵略之无理,令此人不敢深辩。他还提醒大家,祖国文化绝不能让侵略者糟蹋,曾在一首题诗中说,百年定有黄金价,勿作倭奴席上珍。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高度称赞杨树达不愧为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气节的语言学家。

七七事变后,杨树达从北京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他一直关注抗战局势,曾在日记中记录了战事进展,当不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时,他为之焦虑,当战局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他则为之喜慰为之大快为之振奋

中国抗日战争虽然进行得极为艰苦,但杨树达对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19398月间,杨树达阅读苏联学者寄给他的《日本论》,对书中提出的结论日本经济力弱,当必崩溃,颇为赞同。

杨树达是海内外知名的语言大师,也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其学问之博大精深和治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宗仰。他的治学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温故知新。19397月,杨树达撰《温故知新说》一文,强调温故而不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有学者解释说:故与新为学问之两端,庸与妄为治学之两病。温故知新,出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南宋大学者朱熹解释说:温故要有新所得,就是说要读书得问,发现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不墨守,不盲从,不武断,从大量资料中论证,建立我之新所得。杨树达又引孔子言解释说: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说:征之人事,有过目成诵,一字不遗,而不能作一寻常简札;与其如此,固不如记诵不丰而属文条理明达。可见杨树达的治学,重通悟重创新,反对生搬硬套、抱残守缺。在教学中,他也以此教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性的思考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的学生回忆说:先生反复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教我们不要注重死记硬背,而要善于归纳分析,找出条例,不要躺在已有的陈说上,而要推陈出新,有所前进。

二是求是精神。著名学者杨伯峻在总结杨树达的治学成就时说: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很多论文见解独到,用心细密,曾解决了多年的疑难,判定了多人的的争论,开辟了研究的道路。为什么如此呢?有人说他看书多,古书熟,用心细,然而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始终不渝的精神。这是完全正确和中肯的。著名学者钱玄同也说,杨树达治学,语必有证据,讲求实事

杨树达治学,重考证,反臆测,不单文孤证。研究语言文字学,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一书是十分重要的依据。但是杨树达也不盲从,他曾说过,树达近年研讨文字之学,于许书不肯过信,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不能决者阙之。其订正许说者,必于故书雅记广求征明,确见其不然,然后信之。若单文孤证,则姑以为假定,不能视为定论也。他论证许氏之非,除引用甲文金文第一手资料外,并引故书雅记多达数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好为人师。杨树达为学博大精深。但于某类专门之学如天文律历等,则少涉猎。但是他并不隐讳,而是非常坦诚地作出说明,更不愿谬为人师。青年学者鲁实先精于律历,其《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纠驳日人之误,于律历尤为精辟。他对杨树达治学之精专,极表倾服,曾多次写信要拜先生为师。杨树达以天文律历非所悉,执意逊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鲁实先来书称师,自称私淑生,以《金乙未元历实朔考》一文为贽,余历法毫无所解,不足以君师,前已再三逊谢,今复有此,终当谢之耳。表现了杨树达之为学实是求是、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杨树达一生乐于奖掖后学。1937年春,他在北平收到素味平生的宁乡青年鲁实先所寄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论文。该文是驳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所著《史记会注考证》之讹的。杨树达读后,叹其精博而大喜。1940年,鲁实先将该文扩充为一书,杨树达欣然为之作序,赞其盛业。1942年,杨树达又将年仅29岁的鲁实先推荐给挚友、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子展,使鲁任该系教授。后来鲁实先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

杨树达的学生周秉均于1946年著《尚书易解》一书。杨树达读后,认为中多胜义,故俟该书修订定稿后,于1950年秋为之作序,盛赞其书。杨树达关爱青年,奖掖后学,确是不遗余力。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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