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长沙人。幼习经史，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辞官归里，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还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将他所著的《尚书孔传参正》等4部书籍奏上，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终其一生，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创办以后，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历届山长都由著名学者担任，而其中撰述最为宏富的，就推第五十三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王先谦。王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94—1903年）聘掌岳麓书院讲席长达九年。他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篡校刊《荀子集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人称“《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门，门庭广大”，“尤有功于楚学”。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清宫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国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后又增修咸丰、同治二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材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西文化的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王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苦编篡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   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盗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在语言文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正》，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之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诂、词汇、音韵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