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取与，一准于义”的贺长龄

贺长龄（1784—1848），字耦耕，又号耐庵。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入翰林院，简放山西学政。道光以后，先后充任江西、江苏、山东、贵州等省地方官。累官至云贵总督，为清朝廷掌管西南之重臣。

贺长龄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入学岳麓书院，“从罗鸿胪典受业”。罗典是岳麓书院著名山长之一，他的人品和学问对贺长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长龄不仅学术上师承罗典，而且在人品上也以罗典为师。罗典专攻《易经》，贺长龄也以此为学；罗典之品行时有“廉峻正直”、“诚朴”、“性严正，不可干以私”的评价，贺长龄秉承师志，立志“生平取与，一准于义，陋规多所屏却，其于中朝权贵亦无所馈献”。岳麓书院代代相传的湖湘学风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贺长龄身上有突出的体现。贺长龄官宦四十年，勤勤恳恳，修身立言极为讲究。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力图整治。虽然历史的命运决定他无力回天，但他却在任上作了一些有益于民族和人民的好事。

贺长龄宦海生涯四十年，其政绩主要是以发展文教、兴利除弊和安定民生为宗旨。作为一个儒臣，贺长龄对发展文教事业极为关注。他每到一地，总是亲临督视，兴办文教。在贵州任上，他便以兴学作为政事活动的重要内容。贵州本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贺长龄对此极为感慨。他说：“黔地贫瘠，文教未兴，或连数厅县，无一义塾。”有的地方即使有书院，由于当局的不重视，也徒有虚名，膏火不继，书籍缺乏，学额极少，房屋多已虫蛀，毁坏不堪。视此情形，贺长龄一反过去旧吏习规，而以兴学为要。首先，他拨出官帑修复省城书院，以此为榜样，带动全省。他把省城书院分“上”、“内”、“外”三舍，以成绩高下分等编次，并参照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的办法，在书院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学生每日功课，必须填注簿册以备考查。不仅如此，他还分身政事，以普通教师身份亲往书院督察和主讲，或令诸生背诵，或向诸生摘问，或定诸生升黜，不论事之巨细，他都过问。在他的影响和督饬下，府县官员纷纷效法，捐资建校。经过努力，“气候”大变。“贵阳、铜仁、安顺、石阡四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四厅，黄平、普定、天柱、永从、  安、清平、兴义、普安诸州县，皆建书院义学。”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贺长龄是作出了贡献的。

在学术上，贺长龄同样也是有贡献的。他在贵州任上兴办文教的同时，对学术也很尽心。他不仅刊行了许多经籍，以供后学之用，而且整理和辑录了一批经籍，如《望溪先生左传义法举要》、《劝学纂言》等，便是他在公务之余辑录的。除此以外，他还襄赞编撰地方志，为《遵义府志》、《思南府志》、《清平县志》作序。在他离任之时，对贵州的文教事业尚萦心际，放心不下。为此，他给后任留下数箱书籍，并遗书信一封，嘱托说：“仆每思黔省为天下极苦之区……边氓僻陋，贫不知学。往年饬所在官吏，筹谷建仓，设立义学，足下踵而行之，千万留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贺长龄主持了“风行海内”的巨著《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文编》一书为煌煌巨制，内容极为丰富。全书收辑了清王朝从顺治到道光初年会典、通志中关于政治、刑律、边防、钱粮、赋役、教育和工程等方面的奏折、记述等。分十二大项，包括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项，共120卷，收文2014篇，300多万字，收录的作者达540余人。此书问世以后，不仅风靡国内，有“一时纸贵”之誉，“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 矱 ”，达到“几于家有其书”的程度，并广泛流传于日本。这部巨制虽然主要是贺长龄同一母校——岳麓书院学生魏源具体负责编撰，其功卓著，但魏源是贺长龄所聘请，而且贺长龄为此书编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各方面的条件，所以贺长龄的功绩也不容抹煞。可以这样说，没有贺长龄的主持，《文编》的编撰是很难进行的。因此《文编》应是魏源和贺长龄共同完成的。

纵观贺长龄的一生，还值得一书的是他的政绩。道光之初，漕政成了清政府的严重问题。由于江淮连年水灾，漕运受阻，京师粮食难以调入。道光帝试图恢复元代的海运办法，但时过境迁，“悉以为难”。而勇于任事的陶澍、贺长龄则深服其议。贺长龄对海运的得失与利害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民生、海商也；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也。”利和弊二者比较中，利在国家，所以他主张实行海运。他和陶澍、魏源等反复商议，并与陶澍亲自到上海，对影响海运的事宜作出妥贴安排，以合理价格四方收雇沙船。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漕粮160万石的运送任务，既节省了时间和避免了粮食损失，又解决了清王朝用粮的燃眉之急。事后，他为了总结经验，更是为了使海运事业发展下去，汇编了《江苏海运全集》。尤为难得的是，他从整顿漕政一事得出了“百废可举”的结论。他说：“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事可知也；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废可举也。”事在人为，只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勇于“祛人心之积利”，最大的困难也可克服，也有所作为。这既是贺长龄为人的自述，也是针对当时对海运“悉以为难”而言的。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现了贺长龄办事认真勤恳和勇于迎难而上的精神。

（本文录自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麓山名人谱》，陈先枢、梁小进/编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