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事业造成的恶劣影响

    长沙大火之前，广州、武汉失守，全国舆论和国民党统帅部都预计日军的下一个“中心目标，当然在夺取长沙”。于是，蒋介石作出了放弃与焚毁长沙的决策。大火发生以后，11月14日，中央社发出了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讯，曾正面评述道：

    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可是，大火之后，前线安稳如故，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国内外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湘籍知名人士，如辛亥革命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多人，湖南旅黔同乡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王造时等，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国、美国的驻华使馆接到在湘英美侨民的报告后，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国民政府，要求处分张治中。

    向来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大火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日报》发表讲话，说什么“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不知论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并为其叛国投敌制造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还以批评“焦土抗战”为名，大肆攻击蒋介石的抗战：

    一个是丢，一个是烧。转移阵地等等字样，是丢的文章词藻；至于烧的文章词藻就更多了。广州是丢的最著之例，长沙是烧的最著之例，扩而充之，于是及处，丢得越快越好，烧得越光越好。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他们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

    同时，由于大火不仅没有起到阻敌困敌的作用，反而使广大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因而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愤恨。长沙城乡怨声载道，咒骂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长沙这场大火，使亲者痛、仇者快，使蒋介石一度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其时，抗日战争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作为领导国民党抗战的最高统帅，抗战还是比较积极和坚决的。张治中作为一位著名的抗战将领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在主持湘政期间，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发动民众，在一年的时间内，使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又为即将来临的湖南抗战准备了较好的基础。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作为全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切都使他面临非常艰窘的局面，先是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最后只得被调离湖南，而他所组建的湖南省政府也予以改组，他所苦心经营的湖南抗战事业变成泡影。长沙大火的发生，确实对我国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对湖南的抗战阵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应当指出，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表现了十分可贵的精神和品质。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发表讲话，指出：“要警惕有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而周恩来迅速赶回了长沙，参加善后救济。面临复杂困难的局面，他一方面严肃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焦土抗战”方针，另一方面，他又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深刻地指出：

    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

    周恩来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长沙大火事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说对消除大火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内容摘录于《1938：“11·13”长沙大火》，梁小进|陈先枢/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作者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