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抗战”和“火烧长沙”的提出

    “焦土”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著名散文家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中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先提出“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是国民党主战派将领李宗仁。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后，又接连发动“一·二八”事变，攻占上海，其吞并中华的野心暴露无遗。面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1933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一文，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又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一殊死之抗战。”

    李宗仁给徐州《国民日报》题写刊头，写的就是“焦土”两个刚劲的大字。

    在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牺牲局部利益而保全大局的故事中，当以“壮士断臂”最为典型。从理论上说，焦土抗战是军事上和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国家抗击强敌入侵的一种手段。

    最早见诸史册的战例是：公元前53年，高卢人举行反抗罗马入侵的大规模起义时，实行“焦土政策”，使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军粮供应发生困难，因而被迫撤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两国在苏联境内激烈鏖战时，苏联也曾采取“焦土政策”，境内的物质财富因而蒙受巨大损失，烧焦了1710座城镇、7万多个乡村、600万栋以上房屋，致使2500万人无家可归，约3．2万个大中型企业和6．5万公里铁路被毁，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拖拉机站遭到浩劫。

    “焦土抗战”的最典型战例是1812年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1812年，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拿破仑率50万大军进攻法国宿敌沙皇俄国。6月，法军渡过尼门河，占领维尔诺。8月18日，攻陷斯摩楞斯克。随后9月7日又大败俄军于波罗金诺，兵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9月14日，拿破仑兵不血刃攻进了莫斯科，面对不战而胜的一座空城，得意洋洋。然而就在当夜，莫斯科全城突然燃起大火。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下令四处放火，法军无法立足，只好自动退出。拿破仑感慨地说：“这是我生平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

    就在武汉陷落的当天，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来到南岳磨镜台，在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公馆建立起中国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坚守长沙的打算，他对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的案例早已胸有成竹。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中山东路何键公馆(今湘江宾馆)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及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关麟征、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湖北省主席何成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等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胜利不是决定于空间的争夺，而是决定于时间的持久。坚守要点的意义，不是要求死守这个要点，而是要求以死守的准备和决心，来延长坚守的时间，扩大敌人的消耗，增强自己的力量。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已有16个月，京汉、津浦两路及沿海大片国土沦陷，但黄河以水代兵挡住了几十万日军的西进，洛阳、襄阳、衡阳西线仍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日寇沿江犯上仰攻重庆，我们首先要在时间上拖垮敌人。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我们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长篇大论援引1812年俄国主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的战例，正是由于库图佐夫通过“焦土抗战”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在日本全面侵华时，大而弱的中国有意效仿库图佐夫，提出“焦土抗战”的战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蒋介石在会上反复讲“焦土抗战”的方针，并确定如果日军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长沙弃守时就举火烧掉长沙。在会上，蒋介石还批评陈诚没有按照“焦土抗战”的方针烧掉武汉。他强调：“弱国抵抗强敌人侵，坚壁清野是以空间争取时间，保存实力，最后取得胜利的要诀。”

    蒋介石转头望着参加会议的粤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问道：“这么多火车头和车皮退到西南，铁路塞满了，怎么办?”何未及答话。蒋介石说：“壮士断臂，还思索什么，都烧掉。”蒋又面对张治中问：“长沙怎么办?”张也未及答话。蒋说：“不要迟疑，烧掉就是。事先把能转运的物资运走，运不走的也要烧掉。公用和民用房屋都烧掉。”一连说了三个“不资敌用”。

    张治中接受蒋介石的焚城军事任务后，原本还想打电话亲自问一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陈诚通报一下火烧长沙的事，但是想到蒋介石没有把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交给军事首脑陈诚，遂又放下了电话。张治中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莫大的信任。

    张治中不再迟疑，11月10日晚上7时许，在南门外陶广住宅磐园召开了一次紧急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省府委员宾步程、易书竹，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的有省府总参议周斓、军管区参谋长滕杰、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市市长席楚霖等10余人。

    张治中在会议上首先讲话，大意是：日寇进逼长沙，难以坚守，但长沙决不能资敌。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要采取“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办法，准备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他说得很坚决，好像不是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传达命令。接着，徐权提出放火的办法说：“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像是日本鬼子烧的。”徐权讲完后，张治中询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当时房子里很沉闷，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什么表情。在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表示烧长沙值得考虑。张看到有人不同意，顿时愁容满面，不得不暗示这是受了蒋介石的指示。然后，通过了“必要时焚毁长沙市”的议案。

    11月11日，岳阳沦陷，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于当日离开长沙。蒋介石等还只到南郊猴子石，日机便飞来“送行”，渡口顿时乱成一团。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湖南省兵役干部训练班会场。张治中严肃地对学员点名训话。

    近百年来，我们湖南常以一省系全国的安危，现在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湖南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而且我们湖南同胞的责任也实在太重了。我们估计，湖南是有三方面被敌人侵犯的可能。今后抗战的重心是在我们湖南，今后支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责任，自然也落在我们湖南同胞的肩膀上。我们湖南同胞要把这个神圣的责任担负起来!

    我们希望大家立定两个志向：第一，要抗战到底，绝对不做顺民!第二，要守住家乡，绝对不做难民!大家就要决心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忠勇之民!敌人没有来到以前，就要尽力支持抗战；敌人如敢入侵湖南，就要拿起枪杆锄头，准备和敌人四处周旋，老弱妇孺只要避开交通线向乡村疏散，就可以避免敌人的蹂躏，不必转徙四方。我们要知道，时至今日，我们是没有路好走了，我们只有守住我们的家乡，守住我们的田地房屋，守住我们的祖宗庐墓，来和敌人拼命!

    治中个人今天也愿意对湖南三千万同胞郑重表示：在保卫大湖南、支持抗战成为紧急任务的今天，一定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努力，来和湖南三千万同胞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躲避责任。

    这时，省府一名机要秘书匆匆来到会场，请他签收一份加急密电。电文全文为：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先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待参。

    展开电报，张治中阅了又阅，一闭上眼睛，仿佛就已经见到全城顿时化成一片火海，火柱冲天，热浪灼人，似乎吞噬着一切。

    毫无疑问，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在蒋介石的密电中，没有命令放火，但是在‘焦土抗战’准备下的长沙实际上已经是国民党的一座弃城。因而火烧长沙实际上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焚城密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证，但至今60多年来，再没有人看见过，在台湾的国民党对此也是讳莫如深。只是采访张治中将军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余湛邦解放以后曾经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据余湛邦回忆，张治中随后又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转达蒋介石的电话：“长沙必须遵照长沙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焦土抗战，彻底破坏，切切。”军令如山，张治中不敢有违，乃于1938年11月12日下午召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徐权讨论纵火烧长沙的事宜，决定由酆悌主办，徐权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