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录于《1938:“11·13”长沙大火》,梁小进|陈先枢/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作者或名城长沙网。)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半年多时间里,日本军队占领我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春,战局继续恶化,日军又展开对我华中、华南的进攻。6月,国民党指挥抗战的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西进。汹涌的黄河水,从炸决的堤口奔腾而下。但黄水南泛,淹没了豫、皖、苏三省5.4万平方公里土地,44个县1250万人受灾,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随即,中国军队与日军举行空前规模的武汉大会战。双方出动兵力共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激战4个多月。 10月下旬,会战进入尾声。24日,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撤退。25日,武汉失守,而在这几天前的 广州、武汉的陷落,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湖南骤然临近战区,从抗战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方。省会长沙,则成为日军争夺的要地。这时,云集长沙的工厂、学校、团体和大批的难民、伤兵已经开始迁移。从武汉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向长沙开进,又转移到衡阳一带。 蒋介石决定坐镇湖南。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武汉会战使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了,然而武汉作为“九省通衢”,是继南京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它的沦陷,对民族抗战心理,对民众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北平失守,南京沦陷之后,国人即有“国破家亡”之感,现在战时中心武汉再次失守,于是“亡国之兆”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一班投降派、恐日派们大肆鼓吹:“武汉失陷,等于马德里的失陷。马德里失陷使西班牙亡国,而武汉失陷,必将使中国灭亡。” 然而,武汉会战以后,日军战线太长、兵源给养不足的弱点也开始暴露,他们已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因为东南半壁江山沦陷,也没有余力组织反攻,中日战局呈现一种胶着状态。武汉会战期间的英、法、德的“慕尼黑阴谋”,也使日本幻想绥靖政策在中国舞台上演。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近卫文麿,一手策划,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日本的少壮军人更加狂妄地叫嚣:“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人鞘?” 当时,近卫文磨发表声明,狂妄叫嚣:“大日本皇军,仰赖天皇陛下,一举攻陷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已降为地方政权,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顽固执行抗日政策,则在该政府被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 为安定人心,《中央日报》 然而,武汉日军分水陆两路继续南下向湖南进犯,其第六师团溯长江而上,第九师团沿粤汉路而下向南推进。这种情形下,那些重复多次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已经不再起多少鼓舞士气的作用。相反,人们认为连重兵把守的武汉都沦陷了,再说这些大空话实在无济于事。 随着日军铁蹄的逼近,人心惶惶的局面日甚一日。尤其是那些从日本屠城中逃难出来的中国人,亲眼目睹亲人悲惨地死去,痛苦的记忆永远烙印在脑海之中。 武汉、广州迅速陷落,“使全国、全世界惊异”。全国舆论几乎都认为,日军进攻湖南不可避免。长沙的命运顿时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新华日报》指出“广州、武汉既均入于敌人之手,则敌人侵略战争的进一步企图,便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线。” 《新中华报》在长沙大火发生前两天的“时事分析”专栏中指出:“武汉敌人,现在以其主力继续南下,中心目标当然在夺取长沙。” 长沙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下,日军打通粤汉路南北对进之企图昭然若揭,湖南骤然由抗战后方变成前线,一时短暂的战时繁荣消失了,立足未稳的大批机关、学校、工厂又纷纷迁往西南。 大西南已经是中华民族最后的战略堡垒。在东北沦丧、华北失陷,东南又落人敌手以后,中国海上交通全被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惟一争取外援的交通命脉。国民政府的中枢由南京至武汉再至重庆,已退无可退。 长沙,中南襟要之地。欲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国民政府军委会由此指出:“敌如攻陷此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事实上,中日双方都对湖南战场给予了高度重视。 (以上内容摘录于《1938:“11·13”长沙大火》,梁小进|陈先枢/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作者或名城长沙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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