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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史话之湘绣之源

2022-10-6 16:5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16| 评论: 0|原作者: 李湘树|来自: 名城长沙网

《湘绣史话》第二章
湘绣之源

一、长沙的山川形胜

湘绣的发源地是长沙。长沙自古为文化名城,也是中南重镇。它地处湘江尾间,多姿而秀丽的湘江纵贯其间,靳江河、浏阳河、捞刀河多条河流在市内汇入湘江,更增添了秀媚。它西倚岳麓山,东北则是浏阳河冲击平原,境内山峦与天府之国四川的山脉相承,江湖密织,山岳连绵,四通八达,就象诗句所形容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山川形胜,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历来为蕴秀滋华之地。

长沙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虞之际。《后汉书·郡国志》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长沙的行政建制,则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江汉之南,楚国兴起,楚威王(公元前339~329年)时,设置黔中郡,辖长沙。在长沙近郊发掘的楚墓里,就发现有许多珍贵的楚文物,如缯书、帛画、毛笔、天平砝码以及长兵器等。伟大的爱国诗人、楚三闾大夫屈原的《怀沙》诗篇,也有研究者就认为是诗人对长沙的怀念与讴歌。秦灭六国,统一中华,划天下为三十六郡,而以原楚国黔中郡的东南部置长沙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番阳令吴芮平秦有功,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长沙国。长沙作为都城,始筑城垣。汉文帝前四年(公元前176年),太中大夫贾谊以《治安策》触怒朝廷,被贬为长沙太傅,居此三年,第一次记载了“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的户籍数,由此可推知当时长沙已是一座有十来万人口的都城了。

古城长沙历来为文人墨客、豪士俊杰的汇聚之地。西汉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精通百家诸子,他在长沙寄居三年中所写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感情充沛、想象丰富而字炼语凝,抒发了作者忧国悯民的情愫胸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太史公司马迁撰《史记》,把屈原贾谊并列,写有《屈原贾生列传》,世称屈贾。今长沙市五一路太平街有贾谊故宅贾太傅祠,唐刘长卿其诗:“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就是这位诗人凭吊太傅祠后所作。著名书法大家欧阳洵,书艺融汇西晋索靖和东晋王羲之等各家之长,在书史上别树一帜。他书写的屈原《九歌》,曾勒石长沙。今天长沙县北五十里的书堂山,便是这位大书法家的读书之地,遗留有“洗笔池”“读书台”等遗址。僧人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颇好笔翰”,他把写秃了的笔用土埋起,自称“笔冢”,又把磨墨取水和洗笔的池子,名“砚泉”“墨池”,专心临书,日不间断,终成大成就,成为“草圣”。其草书气势连绵,自如挥洒,李白誉为“天下独步”,说他的书法是“墨池飞出北暝鱼,笔锋杀尽山中兔”,“飙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评价相当高。大诗人杜甫,晚年客居长沙,写有”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的诗句赞美长沙。他的《清明》一诗,描写了清明时长沙古城景致:“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玄宗时宫廷乐师李龟年,当年宠极一时,后流落江南,在长沙与杜甫重逢,杜甫写下了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脍炙人口,诵颂一时。

唐朝后期,诗人杜甫与“马燧、裴休、沈传师、刘长卿辈”在长沙岳麓山“开舍结庐”,隐居读书,一时“云蒸星灿”。到宋初,始创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洲太守(长沙自隋改成潭洲)朱洞正式开办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宋理学家朱熹、张枝都曾在此主持教事或讲学,盛极一时。朱熹主持书院期间,曾兴建堂屋二层约百间,学生逾千人。书院后由唐李邕撰文书写的麓山寺碑,其文采、书法、刻工均精湛独到,史称“三绝碑”,在碑刻艺术中声誉极高。后起书法大师,如苏轼、米芾等,都袭其法,元赵孟颗甚至“每作大字一意拟之”,可见影响之大。书院门前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应该说是恰当的评价。

长沙的这种文化氛围,也带来了艺术、手工艺和其它工艺技术的同步发展,其中绘画成就尤其突出。1973年出土于长沙城东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造型准确优美,构思别致。图上绘有一神态刚毅的中年男子,头戴高冠,身穿广袖长袍,腰佩长剑,手挽缰绳,立于蛟龙身上。蛟龙头高昂,身平伏,尾上翘,有若龙舟。龙尾立扬首仙鹤,龙下游飘动鲤鱼。蛟龙乘浪腾水,人物头顶华盖缨络,迎风吹拂,飞升于云烟缥缈的无际天空。这是一幅描绘墓主人御龙升天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人物的神采风貌,使人不由联想爱国诗人屈原。郭沫若曾为此画题诗一首:“仿佛三间再世,企翘孤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

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是又一幅具有浪漫色彩的龙凤引魂升天图。画面构图分上、中、下三层。主体是中层的妇女,她站在下层大地上,侧身问龙凤而立,身穿宽袖细腰曳地长袍,双手合十,表情虔诚。上层天空中,左边有龙,头朝土,长双目,身躯细长弯曲、作扶摇直上状,妖娇上腾,生动有力。右边有风,圆目长喙,昂首仰天,苍劲刚直,两足奋力,展翅飞翔。龙凤紧相呼应,与妇人声息相通。这两幅画,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帛画,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享有很高地位,反映了楚国高度发达的绘画艺术成就。

手工艺方面,长沙古墓出土的战国、西汉漆器,造型优美,色彩艳丽,花纹流畅,自成风格,在当时已大大超过其他诸侯国同类产品的水平。这些漆器数量竟达数千件之多,包括各种生活用具,如耳杯、盘、勺、豆、酒具盒、工具盒、奁盒等,以及乐器、兵器、丧葬用具。器物造型与花纹图案也逐渐摆脱木工与青铜器工艺的影响,成为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手工业部门。色彩上,突破了红黑两色的传统,增加了黄、紫、褐、白、绿等色,达10余种,分外绚丽夺目。这些漆器,历千余年而不变色,光亮完好如初。

在今天英国牛津大学以及日本、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些釉下彩的中国古瓷器,上面烧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言满天下无过”的题记。这些瓷器,就是唐代长沙窑出产的。

古长沙窑,在今长沙市北25公里的湘江东岸的瓦碴坪。当年窑场规模宏大,产品繁多,尤其在装饰上刻意求新,创造出釉下彩瓷。釉下彩瓷是人们根据实践中摸索到的某类矿物和金属在高温下能生色的原理,先在成型的坯胎上绘上花鸟图案,然后烧制成釉面平整光亮、色彩调和的彩瓷,它具有永不退色的优点。1981年6月,在长沙窑北发现一件瓷壶,壶身呈瓜棱形,平底,短嘴,下有题辞,三字一行共四行。壶身上装饰,证明为唐元和至大中年间,即公元九世纪前半叶的产品。另一件青釉壶,烧有一首春字诗:“春水春池满,春映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诗句简洁、连绵.书法流畅潇洒,由景及物及人,联系壶本身,情趣盎然。这些1.000多年前的古瓷,是现今声誉很高的湖南瓷器的前身,而釉下彩更成为湘瓷尤具特色的传统产品。

在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曾出土了一把钢剑,从剑身中部断面可见由7~9层叠打而成,取样化验分析为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并进行过热处理,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柄钢剑。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精密的天平和砝码,是用于金的称量,这都反映出楚时长沙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达。

此外,楚音激越,顿挫抑扬。楚国音乐,无论高歌低吟都慷慨悲壮,热烈奔放。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是楚国歌曲的名称,说明楚乐的发达。独具风采的工艺品湘绣,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发源、孕育与发展,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二、发达的楚国丝织业

楚国始建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春秋战国之际,受压迫,被征伐的“荆楚”,在大江腹背筑起了宏大无比的纪南城,自力更生,开荒拓林,迅速建成为地域广阔、经济富足、军备坚强的大国。一时,楚歌回荡于神州,楚舞摇曳于四野,造就了以浪漫主义为特质的瑰丽夺目的楚文化。

楚国纺织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农村主要的家庭副业之一,官府还设立了纺织作坊,生产各种纺织品,以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当时官员贵族都衣着华丽,峨冠博带,佩饰繁多。屈原笔下的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衣饰极其华丽飘逸。没有发达的丝织业作基础,这样的衣饰是难以想象的。长沙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方印玺,上面刻阴文四字:“中织室铢”,这是掌管宫廷纺织事务官吏所用之印,说明楚王宫廷已有专管纺织的机构了。楚丝织技术是相当成熟发达的,能够识造多种品种和纹样的丝织物。长沙广济桥五号战国木廓墓曾出土圆形丝袋、丝带及织锦。丝袋的丝帛经纬密接,异常细腻;丝带以斜纹织成规则的网目空花,织锦上并且织出一种双菱形内夹小花的图案,系用提花方法织造的丝织物品。长沙406号战国墓,还出土了褐紫色菱纹绸片、黄褐色绸片和紫褐色菱形纹、犬齿纹迎光变色的丝带,工艺之精湛,令人赞叹。在长沙左家塘等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一批丝织品,除传统的几何形菱形纹锦外,另有“填花燕纹锦”、“对龙对凤”等三色动物纹锦。从这些丝带织锦物品,我们可以想象屈原当年描写虚构的云中君,其衣着服饰该多么地妖媚绚烂、浪漫多姿。

种桑养蚕缫丝在楚国的普遍,使寻常百姓家几乎都从事这种养丝业。《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边邑钟离的小孩与吴国边邑卑梁的小孩争夺桑叶,从而引起了两家大人的争斗,楚孩的家长杀了吴孩的家长,卑梁大夫大怒,于是率领军队进攻钟离。楚平王针锋相对,随即也发兵攻占卑梁。这样又触发吴王僚发兵攻占了钟离和居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卑梁之衅”。由争夺桑叶的小事而致爆发一场两国大战,尽管这不过只是事发的导火线,但也说明楚国种桑和丝织业的普遍发展程度。

三、多彩多姿的楚绣

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湖南和湖北等地出土了不少麻布、锦、绢等丝织品、纺织品,其中不少是绣品,为我们了解楚国丝绣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958年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廓楚墓出土的绣片,在极细的丝绢上,用辫绣法刺绣着龙凤图案。绣片粘贴在墓棺的档板和壁板上,由于年代久远,大部份实物已经污损,但仍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龙纹绣绢所表现的龙、云飞腾缭绕的景象,气势生动奔放。那幅凤纹绣绢,幅长120厘米,宽34厘米,一只矫健的风,昂首向上,卷尾跷足,飞舞于穿插的流云之中,形象也极其活泼生动。在这样较大的幅面之上安排的刺绣图案,其布局匀称,疏密得当,以十分流畅劲健的“线”表达出画面的艺术效果。这可以说是一幅颇具匠心绣艺精湛的代表性楚绣品。

最有代表性的,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的丝绣品。这是一次神奇的发现,所发掘出土的丝绣品,数量多而且保存好,既有棺罩、帛画、棺饰绢带,又有绢地龙凤纹绣锦衾、绣罗单衣、绢面夹衣、绣绢棉袍等,都形状完整,色泽鲜艳。此外,丝织品的品种多,织造精,包括绢、锦、罗、纱、组、绦等。一次出土这么多精美无比的丝绣,世所罕见。

1982年3月5日,《湖北日报》的发掘报道这样写道:最引人注目的,有大幅面龙凤纹绣绢、神兽纹织锦、龙虎纹绣罗,蝉翼轻纱、花鸟细涤、锦面麻鞋、帛画、绣衣木俑和轻盈华丽的各种衣著,上面神奇对称的纹饰,犹如天空的彩霞、大地的鲜花,神话中的仙人瑞兽,尽收天上人间的旖旎景色,是典型的战国中期图案,不少纹饰是第一次发现。这些丝绸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时色泽鲜艳,灿烂夺目。人们见到这些古代丝绸时,既有象西方人第一次见到“赛里斯”宝物的神秘感,又有做一个华夏后裔、炎黄子孙的自豪感,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说:“骄傲呵,赛里斯!珍贵贵呵,国宝!”(赛里斯即“丝之国”。古希腊人惊叹中国丝绸的华丽,称中国为丝之国)。

下面,我们仅以这次出土的锦衾为例,看看它们在技、艺方面具备有哪些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楚墓中用九道锦带捆住的两条锦衾,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大幅战国锦衾。它有许多新特点。一是花纹大。大的经向花纹单位约7厘米,横贯全幅。战国中期能织出这样大的花纹单位,说明当时织机技术已相当发达,是我国织锦技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将我国提花织锦技术的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二是幅面宽。第一条锦衾长3.49米,宽1.94米,衾里由四条白绢缝合,面呈咖啡色。第二条锦衾长2.56米,宽2米,脚端和左右两边都包有绣边。绣边以桔红色为地底,用金黄色为主的丝线锁绣各种纹饰。四边全是夹层,中间白绢内夹着丝棉。三是图案美。有对称的龙凤、舞人、神兽、瑞鸟、花鸟、太阳和黻纹、回字纹、几何纹等,都是典型的战国中期图案风格。四是织造精。如织造提花的对称舞人,高举衣袖,移动双脚,轻歌曼舞,妖媚动人。有些象龙、凤、鹿、麒麟、水鸟、蝴蝶、四脚蛇一类的兽鸟,连风毛麟角和动作神态都清晰可见。五是色泽新。主要有殊砂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棕黄、绛红、粉红等,五光十色,古朴大方,十分谐调悦目。因此,这一楚墓,被人称为“丝绸宝库”,向人们呈现了楚国丝绣高度发达的瑰丽实貌。面对着向人们展示的如此珍贵丰富的“丝绸宝库”,我们的读者是否也到它艺术殿堂的内里去遨游一番,深入地窥探一下它那神秘的艺术特质呢?

四、神奇浪漫的艺术特色

浓烈的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楚”文化特质和巫术神明的氛围意蕴,这是楚绣艺术的首要特色。

“马砖一号墓”的楚绣,“计有绣衾两件,绣衣四件,绣袍三件,绣挎一件,绣袱和几件衣服的缘也由绣品做成。”这些绣品都属实用工艺品,是楚国土以上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楚人服饰的刺绣,都是采用龙凤为主题装饰物,使蟠龙舞凤,蔚然成风,美化着楚人。除龙凤的主题外,楚绣中还有虎、鸟、花卉和各种几何纹配置。这些纹饰,也与先秦和楚国的巫文化有着牵连。如绣龙凤罗衣中的虎纹,就是把虎作为神看待的(先秦四神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选取其威武勇猛的特征,装饰于工艺品上,达到去灾辟邪、降福迎祥的目的。这种虎纹,是龙、虎、凤之间在构图、动态、韵律上的有机组合,具有巫术象征或神明崇敬的意义,没有摆脱楚文化意识范畴。又如白绢面刺绣衣,是以一种形似鸱的鸟纹作主题。它在动物、花草、云彩的转折处,变化为一鸟头状的图案,因而在同一凤鸟的单相中出现数个鸟头的图案,构成一种楚工艺的神秘风格。在花、草纹图案上,楚绣花草纹,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茱黄纹,一种是莲花。茱萸为木本植物,夏季开淡绿色的花,属吉祥草木。莲花,又有芙蓉、茭荷的别称,屈原《离骚》诗“集芙蓉以为裳”,芙蓉也就是荷花。史书称古楚地为“芙蓉国”,毛泽东诗句“芙蓉国里尽朝晖”,就是借用了这一典故。楚绣的题材,就这样自然地与楚文化特质紧密地揉合联结在一起。

再从构图和图案组织来看。楚绣的基本规律是采用左右对称式组织法。有的左右绝对对称,将画稿正反连接而成,有的则将一个单位左右相互倒置,然后在相接处作适当穿插。这样,前者效果稳重、严谨、端庄,后者生动、活泼、优美。如相互倒置的二龙一凤绣品,盘绕成串,错落有致。左右倒置后,使画面结构复杂多变,上下两条大回旋巨龙,形成强烈的节奏感,宛如民间的长龙舞,生机勃勃,呼之欲出。也有的构图别致,如龙凤绣,龙凤左右绝对对称,但凤展翅朝下飞翔,与向上生长的莲花呼应。一凤二龙图案,以凤为主,两条小龙象征性地安置在风头部,好象二支冠羽的变形。往下延伸后,上翅的龙尾,恰好与下面的莲花苞相交叉,使两者浑然一体。凤尾则与莲枝相接,且接得天衣无缝,自然得体,巧妙别致。这样,就使这件以淡黄色平纹绢作地底的绣品,图案旋转流畅,针法致密匀称,色泽鲜艳多彩,一条条金黄色的变形蟠螭(古代传说中一种无角龙)在空间飞游腾窜,一只只纹彩闪烁红中有绿的变形凤鸟,栩栩如生。凤头接着龙尾,四方连续,重复排列,变幻莫测,闪展腾挪,百态千姿。

楚绣这种高度成熟的图案变化,我们可以在形式美方面归纳出几个明显特征。

抽象形变化手法。楚绣里的这种抽象,是针对如实模拟客观的相对而言,又区别于纯几何形抽象,属于写实与几何的折衷。以龙凤绣为例,本是想象性图案,无模拟自然的可能。然而在商周青铜器里以及西汉时期的龙风纹,都具有一个完整的、可以独立存在的单相。而楚绣上的龙风纹,往往与花草、几何纹相互参差、揉合,无法单独分离开来。如六、七个龙凤形图案,盘缠穿插为一个整体。初看象是缠枝花卉,有藤有蔓,有花有叶;细看又由许多龙风组成,枝蔓、花朵与花叶,既是龙凤躯体—一身、翅、爪、尾,又是卷章式图案。其中有的双凤共一头,有的龙身首尾各有头,成为双头龙、双头凤,奔腾翻滚,宛转自如。这种花即是龙,叶即是凤图案,如真非真,似假非假,真假朦胧,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时代特征明显。这种巫史文化的交融,天上与入间的结合,理想和现实的凝聚,浪漫与写实的综合,甚至可以说是屈原《离骚》、《天问》、《九歌》等诗词的直观图象反映,统一在楚文化艺术的意识与形象里。

再如凤鸟单相绣品,仅仅是一侧面的、姿态雄健的飞凤,周围并无云彩、枝蔓盘缠,简炼而又清爽,也属于具象型变化。但在卷曲的弧线应用及翅羽的变化上,同样浸透着楚人的审美情趣,即双翅、爪、尾巴的处理手法,都不是自然(孔雀雉)的真实反映,更不符合鸟类的生理结构。这种源于自然又不受自然对象形态限制的处理手法,正是图案形式美的重要原理。直到今天,许多民间及少数民族刺绣的鸟类图案,还保留了和继承了这种传统手法,它也是中华民族图案装饰民族风格的体现。

追求形象完整。 楚绣无论龙、凤、虎及花草、几何纹,每一单相都非常完整。在处理手法上,表现为尽量不使丰富的装饰题材重叠,把各种对象统统置于一个平面上,同时又相应地用匀称的空间安置图象。为克服画面缺乏层次,常采用主大宾小,粗细相间、色彩对比的方法,同样使作品丰富多彩、活泼生动。大家熟知的汉代的画象石、画象砖的主要艺术特征,也是在继承着战国漆器、刺绣等传统装饰手法之后的发展。

重视对比统一法则。楚绣艺术已能用娴熟的手法表现形色彩、线条对比统一形式美法则。如绣龙凤罗 衣,彻幅用弧线组成满地式的衣料。作者利用不同的弧条,表现对象的不同个性和形象。最典型的是那只昂首吼啸的猛虎,条夸张得体的长尾,弯曲成后大前小的S型,既能和虎的躯体律动相一致,又充分显示出刚劲挺拔的威武感,感到浑身上下无穷的力量。加上那几根全用直线描绘的虎须、尽管面积很小,但由于直线的视觉心理而使人感到严肃与挺拔,加强了虎威,与弧线起了对比统一效果。再如莲风纹绣,就是以直线形为主,穿插也没有龙凤绣繁褥,美学特征为刚中有柔,柔里见刚,刚柔比例十分恰当。一枝苍劲向上的莲花,端庄秀丽,左右各两个45的斜生花苞,更象如虎添翼,使力量向四周放射。凤也是如此,从头到尾是一根垂直线,双翅也是45°直线,与莲花的美感相仿佛。在莲凤的基本形体中,又结合了各种度数不同的弧线,分别表现花叶和羽毛,既使人感觉内在力量的横溢,磅礴的气势,又有清鲜秀丽的感觉,实在是艺术造诣极高的一幅佳作。仅从图案设计的角度看,楚绣艺术也可以称为艺术形式美的宝库,标明楚国艺人其艺术审美能力已是相当的成熟了。

绣艺上,以锁绣(辫绣)为主,个别地方间以平绣。配色则有朱红、绛红、金黄、浅黄、蓝、绿、棕、黑、褐等。龙凤虎纹绣禅衣,由两个对称的花纹单位组成菱形图案,图案的四边用褐色和金黄色丝线各绣一龙一风,中央绣对向双龙和背向双虎,虎身斑纹红黑相间,极具庄严神秘感。绣品正面所绣花纹,从反面甚至难以看出施针线头痕迹,绣艺极精。令人叹为观止的江陵楚绣,表明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能力,是中国古代刺绣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

五、一脉相承的马王堆汉绣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迄今2,100多年的西汉女尸,并出土了一大批具有极高艺术水平、技艺精湛的帛画、漆器、丝织品和绣品,再次说明了楚地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和楚国艺术家杰出的创造才能。尽管这批物品属西汉时期,仍然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楚文化痕迹。

在说刺绣品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说一说著名的帛画和令人惊叹的丝织工艺,它们是刺绣艺术不可须臾离开的组成部份和物质条件。

这次发现的“T形”帛画,绘在单层细绢上,长2米多,上部宽近1米,下部宽0.5米。画面布局对称,线条流畅,描绘精细,色彩绚丽。帛画上部画着人首蛇身像,人首的长发蓝衣和红色蛇身,环绕盘踞,下面是两只相对的飞鸟以及兽首人身的动物骑在兽身上飞奔。右上方是硕大的红色太阳,太阳中间为一金色飞鸟,边上扶桑树的枝叶间穿插着8个小太阳,构成九日图。一条长龙飞舞其间,情态生动。左上方为一新月形月亮,月上载蟾蜍玉兔,月下一女乘云飞腾,就像嫦娥奔月,托之以有翼的飞龙。帛画中部由龙、禽、人物等图象构成。在华纹、鸟纹构成的三角形华盖下,两条赤色和青色的巨龙交蟠于谷纹璧中,将画面自然分成二段。上段描绘墓主人拄杖缓行,后面3侍女随从,前有两人跪迎,捧进盛食品的案几。下段绘有宴餐或准备飨祀的场面,7个男人分左右两侧,拱手对坐,前侧后侧分别陈设鼎、壶、食案等。帛画最下部绘一力士手托代表大地的白色扁平物。力士赤身裸体,脚下横跨一条大蛇,首尾蟠于从画面上部垂到两下角的龙尾,两脚分别踏着两条红鳞青色大鱼,两侧又各有一个口衔灵芝的大龟,龟背立着鸱鸮。这幅画,既有现实主义内容,又极富浪漫主义想象,揉天上、人间、地下于一体,融传说,神话,现实为一炉,是我国美术史上极为罕见的杰作。

我国古文献上记载的“轻纱”、“雾毅”,一直没有找到过实物。这次出士的素纱禅衣,是首次见到的实物。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边和袖口镶着5.6厘米宽的袂层绢缘。素纱为平纹方孔纱,即所谓假纱罗织物,经纬密度为每厘米各62根经纬绒,线缕在13个但尼尔左右。纱孔清晰,方正,大小一致,且利用拈回方向的不同,使纱面具有毂绉的感觉。这件素纱禅衣的重量,只有48克,不到1市两重。真所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了,令人啧啧称奇!

一号汉墓加上随后出土的二、三号汉墓,共出土各种华贵纺织品和服饰17大箱,约150余件。这些纺织品,年代早,数量大,品种之多,花样之新颖,保存之完好,与湖北江陵楚墓一样,同为世界考古史罕见。纺织品颜色绚丽,花样精致,有几何图案、动物和花卉纹样,表现手法有刺绣、彩绘和印花,组织结构有平纹、斜纹和罗纹,品种有绢、纱、罗、缭、绮、绵、绣、布,颜色多达20余种,运用了涂染、浸染和媒染等工艺技术。如印花敷彩纱,图案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纹样,由枝蔓、花穗和叶组成,外轮廓略显菱形,四方连续,错综排列,通幅共27个图案单位。图案的枝蔓部分,线条婉转。交叉处的明显断纹现象,很可能是用镂空版印刷,也有可能是用雕刻凸版印刷。蓓蕾、花穗、叶的笔触特征,为描绘而成。是在织物上印好枝蔓后,再用笔逐步描绘。步骤大体是:1·朱红绘出花穗。2.重墨点出花穗子房。3·绘浅银灰色的叶片、蓓蕾与纹点。4·绘暖灰色调的叶片、蓓蕾苞。 5·绘冷灰色调的叶。6·用粉白勾绘加点。这样加工出来的织物花纹,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格外生动,表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染色工艺上,马王堆织绣品色彩绚丽。据对一号汉墓织绣品的粗略统计,有浸染色象29种,涂染色象7种,共36种,其中以绛紫、烟色、香色、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是通过多次套染与媒染相结合染成的。这种套染法,与《礼记》、《尔雅》和《考工记》等书所说:《一染谓之源,再染谓之桢,三染谓之缥”、“五入为纸,七入为缁”的记录一致,也与《山海经》和《淮南子》中“以涅染紫,则黑于缴”、“用矾媒染”的说法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红色菱纹罗丝棉袍,朱红染料的主要成份为硫化汞,即朱砂,颗粒虽大,但染得匀透,遮覆良好,罗孔清晰,无堵塞现象,反映出2,000多年前,我国的染色技术,在运用植物染料和矿物染料方面,已取得很高成就。彩绘印染虽然不是直接的刺绣,但它为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与基础,高水平的彩绘印染丝织技术,决定将产生同样高水平的 刺绣工艺。

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了40余件绣品,以绣地和图案作区别有6种,分别为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茱萸纹绣、方棋纹绣、云纹绣、信期绣。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中记载分析,该绣品“花纹图案单元较小,内容为穗状流云和卷枝花草,用朱红、浅棕红、深绿、深蓝和黄等颜色的丝线绣成,针脚般长0.1~0.2厘米。图案主要特点是通幅5个半单元,穗状流云仅有两朵,上面一朵为浅棕红色,下面一朵为朱红、深绿二色,而两朵流云周围的卷枝花草,基本为深绿色,间以若干朱红色的叶辫。”

信期绣是随墓出土的《遣策》中记载的名字。现已清楚,发掘报告中称为“穗状流云”的图案,其实是一种变形燕子图形。因为绣品上绣了许多燕子,燕子为候鸟,每年总是信期归来,故称“信期绣”。这种变形厉害的燕子图形和茱萸纹绣舒卷流畅又互相纠缠的纹形图案,与江陵战国楚绣的变形图案特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难看出其师承演变关系。信期绣图案单元小,线条细密,做工精巧,针法细腻流畅,是当时的高级刺绣珍品。据记载,当时一匹信期绣的价钱至少在万钱以上,真是价比黄金。有一块信期绣刺绣残片,绣在烟色菱纹罗绮上,这种菱纹罗本身织有粗细不同线条组成的双层菱形、虚实两行,相间排列,菱纹罗本身呈半透明状,在这种菱纵罗上再刺绣以燕子图案的信期绣,菱纹与绣纹交相重叠,错落穿插,加上富于变化的各种色彩,构成琳琅满目、富丽庄重的特殊效果,充分显示了刺绣艺人们的艺术匠心。

乘云绣与长寿绣。乘云绣图案的主要内容为带有若干朱红(紫灰)、浅棕红(棕)、橄榄绿(草绿)三色叶辫的浅绿色云纹,单元一端中央有带眼状的桃形花纹,构成隐约可见的神兽头部。这种飞光溢彩的祥云及神兽,称为乘云绣。长寿绣的图案也为变形的鸟状和怪兽图纹。这两种图案花纹,单元较大,为信期绣的3倍左右,线条比较粗放。这些鸟纹和兽纹,加上成束的卷草,成丛的簇环,旋转的云涡,构成了一个无限神奇的天上人间的境界。

绣品中,有不少相当明显地保留着绣制前用细线条勾画图样的痕迹。对比绣成的花纹和原画图样,可以清楚地看出绣工的高下。技艺高的绣品线条洒脱,不受图样局限,技艺差的绣品则拘泥于图样,线条较为呆滞,甚至有漏绣之处,它说明了当时从事刺绣的绣工,数量不会是少的。

针法上,这批绣品有辫绣和铺绒绣两种,以辫绣最多。辫绣针法虽然简单,但绣作技术条件要求很高。如绣品中的茶黄菱纹罗地“信期绣”丝棉袍,细黄谦地“长寿绣”和黑菱纹罗地“信期绣”残片最为精工。有经验的湘绣老艺人指出:“绣这种细线小针脚的辫绣,最难的是针脚匀,弧度一致,如果没有二、三十年的工夫(即工龄),作不了这样的好活。” 这批辫绣中,还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一个是细黄谦地“长寿绣”残片,作者为了使花纹的尖端更细,除了改变绣线的丝缕之外,在最尖端使用了类似接针的绣法。这种接针在甘肃武威东汉墓中出土的刺绣品上,可以看到已经成熟的例子。另一个是拓黄谦地绣方棋纹残片,作者使用了单针的辫子股绣法,其中部分单针辫子股的针线运动,与后来的打籽绣针法非常相似。虽然还不能说这就是接针和打籽针,但完全有理由说它们是接针和打籽针的前身。

内棺外面装饰的铺绒绣锦,以烟色绢为地,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线绣成。使用平针满绣,针脚整齐,绣线排列均匀,不露作地的织物。图案为长宽各4厘米左右的黑色斜方格,内填红地烟色花纹。绣线较其他绣品要细得多,直径仅有0.1毫米左右,不及头发丝的一半(其它绣品的绣线,一般直径为0.5~1毫米),这样精湛高超的技艺,即便在今天,也堪称一流。特别应该指出,这种平针铺绒绣,在西汉和西汉以前的朝代,是第一次完整地发现,(江陵楚绣只在个别地方间以平绣)表明马王堆汉绣,在当时,技艺水平是走在前面的。

马王堆汉绣与湖北江陵的战国楚绣在风格、题材乃至绣艺等方面,几乎如出一辙,这是不奇怪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他所著《美的历程》一书中论及楚汉文化时说:“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两汉宫庭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江陵和长沙都为昔日南楚故地,这种连续性和继承性就更为明显和直接。因此,江陵楚绣中的龙凤茱萸、大鸱猛虎,与马王堆汉帛画和汉绣中的九日龙蛇、飞鸣鸱鸟、托顶巨人、飞燕怪兽、祥云卷草,都十分明显地与楚辞中《远游》《招魂》篇章中的形象气氛相关联,构成一个人神杂处,寥廓荒忽、怪诞奇异、猛兽众多的世界。我们把这两地的绣品视为一个整体,应该是不错的。再加上长沙出土的其它战国刺绣残片,可以说已经为我们清楚地勾勒出了一个几千年前楚地刺绣艺术高度发展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肯定是空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绝后的。像马王堆菱罗纹信期绣丝棉袍这样的大型绣件,由手艺最好的绣工制作,也需要300多个工才能绣成。这是它艺术上趋于极致价比黄金的原因。《美的历程》一书中论及汉代精美工艺品时说道:“它们在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上,都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包括后来的唐、宋、明、清的工艺也无法与之抗衡。所以能如此,乃由于它们是战国以来到西汉已完全成熟,处于顶峰状态中的奴隶集体手工业(世代相袭、不计时间、工力,故技艺极高)的成果所致。象马王堆出土的织锦和几两重的纱衫,象河北出土的企图保持尸体不朽的金缕玉衣,象举世闻名的汉镜和光泽如新的漆器,其工艺水平都不是后代中世纪的官营或家庭手工业所能达到或仿效,这正如后世不再可能建造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工程一样,作为以巨大长期的世代奴隶的集体劳动的产物,它们留下来的只能是使人瞠目结舌的惊叹”。

随着马王堆汉墓丝绣品的出土,必然引发起一股“湘绣溯源”的热潮。在这种溯源热中,也有的人依据史书记载,认为织造与刺绣,北方较南方发达,并以王充《论衡》中“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来推论整个马王堆绣品是墓主人利苍受命南下时,随身携带或从京城采购而来。其实,随着江陵战国楚墓大量丝绣品的出土,这种推论应该更加缺乏说服力了。两地(江陵与马王堆),包括长沙其它古墓出土的绣品,在造型、图案特征、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方面所显示的浓厚的楚文化特质,充分说明了它不可移易的特定的地域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方刺绣见于记载者少,但大量带有地域特征的实物出土,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田自秉教授在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染织史》中指出:“湘绣的历史,过去一般都认为创始于清朝末年,最为晚出。但自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绢地长寿绣、‘绢地乘云绣’、‘罗绮地信期绣”等精美汉代刺绣后,对于它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这样说,湘绣是在清代后期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田自秉教授的论述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与实际的。辉煌灿烂的楚绣与马王堆汉绣,不但是中国刺绣史上足资骄傲与自豪的一章,也是湘绣顺理成章的最初发展之源。

作者:李湘树 
原载:《湘绣史话》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8月
来源:名城长沙网
编辑: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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