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县史志档案局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撰的《长沙县通史》，今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湖南迄今为止第一部以县级行政建制为对象的通史著作，是长沙县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湖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历史、善于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一系列重要讲话的一个具体行动。这部通史，洋洋100万言，内容上启旧石器时代长沙县境最初遗迹，下迄2012年，蔚为大观。全书按照通史体例，史论结合，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长沙县的发展历史。我由衷地钦佩中共长沙县委、县人民政府这一决策的历史眼光，也为通史编撰者们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所感动。著史不易，编通史尤难，而编著一部县域通史尤其难。掩卷沉思，有以下几点可以作为我阅读这部著作的几点感想，亦可视为此书的思想和学术特色。 其一，以长沙县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地位来考量，长沙县需要一部“官修”的历史。长沙县为湖南首邑，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长沙的名称早于湖南。二千多年来，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湖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才辈出，引领三湘。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湖南地位的突显，长沙又时常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核心。新中国建立后，长沙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发图强，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两翼”的经济转型，到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从“领跑中西部、进军五十强”发展战略到“大步走前列、进军前十强”的快速跨越，长沙县不断在新的起点上锐意创新，开拓前进。从湖南首邑一跃成为享誉中外的“中西部第一县”。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对长沙县悠久的历史和人文积淀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揭示规律，总结得失，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沙县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就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今年2月26日，习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指出:“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编撰《长沙县通史》的初衷，就是要让阅读者从历史中进一步认识、了解和热爱长沙，从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把长沙县的历史优势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实优势。 其二，从目前县一级历史编纂的整体情况看，通史编撰是一项开拓性质的工作，而《长沙县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南省的一项空白，在全国(就容量和质量两项)也属少见，为开展县一级通史编撰探索了路径，提供了成功范例。由民国并往上溯，县一级编修地方志基本形成制度，清末民国随着西方思想理念传入，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人士也开始大量编写乡土资讯。新中国建立后，征集和编撰党史、革命史逐步形成一个高潮。这一系列的工作对于收集地方文献资料、汇集地情县情，科学决策确立发展思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从事地方志工作近三十年，从专业的角度一直在考量，在一些大县、一些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老县，在适当的时候是否可以开展县史编撰的尝试和实践？《长沙县通史》的出版，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这部著作的框架来看，它没有局限于我们一直熟悉和沿用的党史范式或者革命史范式，而是把长沙县的经济社会向前推进的历史脉络作为叙事主线，力争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它写成一部真正的通史。党史也好，革命史也好，它只是整个历史的一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长沙县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历史进程按照通史的体例写入历史，让它自然而然地彪炳史册、永垂青史。通过<长沙县通史>的编撰，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我相信在长沙县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县份来做这项工作，县史的编修会有新的气象。 其三，《长沙县通史》的编撰人员，一部分是湖南省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沙县的专业史志工作者，他们精诚合作，集省内外研究湖南地方史之大成，在长沙县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进一步拓展，有新的超越，反映了当前对长沙地方历史和区域文化研究所达到的最新水平。从体系和基本观点看，《长沙县通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一方面，以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主线，清理出长沙县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构成长沙史的体系和框架，并且按照唯物史观，在全国和湖南的大背景下阐述长沙的各种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及思想，高瞻远瞩，纲举目张，为通史奠定了科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能立足长沙，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阐明长沙历史发展进程，具体地去评估有关人和事，注意和分析差别，不削足适履，有血有肉，写出了县域的地方特色，也就更增强了这部通史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就内容而言，《长沙县通史》的全面、丰富是目前同类著作所未有的。第一卷，不仅第一次从远古最初人类遗迹到1911年清王朝统治终结，对长沙古代数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而且对于具体问题，也都是首次得到系统全面记载和论述，多有独到之处，显示了自己的特色。第二卷从1912年写至1949年，为民国时期的长沙历史，则远远突破了过去有关论著以革命史为主的框架，大大加强了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的内容，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长沙县在民国时期近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兴衰变迁，同时，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文化思想史和教育发展史，并设立专章开拓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第三卷从1949年到2012年前后，是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写到搁笔之前，一气呵成。这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名副其实的长沙县“通史”。在资料的收集和征引方面，通史编撰者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因此资料翔实，处处言之有据。第一卷，从先秦典籍、正史、杂史、笔记，以及方志、族谱等文献中，收集了不少难得的文字资料，同时大量地征引和运用近数十年来考古界所发掘整理的文物考古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此外，还多处运用了历史地理学、文字语言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在第二、三卷，大量地运用了长沙县志、年鉴、党史、报刊杂志、政协文史资料，为避免过去已收集整理和引用的多为政治、军事史的资料，而有关经济史、文化思想史、教育史的资料较少，也很分散，社会生活史更是一片空白的情形，编撰者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不少笔记手稿和口碑资料。我个人认为，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高的，立论是公允的，基本上做到了秉笔直书、实事求是。 当然，这部著作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比如因为建置的多变，市县概念和记述内容有时比较混乱，或者归纳不严谨。在农业社会里，长沙国也好，长沙郡也好，但事实上与长沙县是难以区分的，因而对不同历史时期长沙县的阐述会出现一些差异。又如第三卷对新中国建立后六十多年的记述，大多数的甚至写到通史的搁笔前止，许多事物还处于发生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与过滤，根据以往史家的惯例，是不宜过度载入历史，何况是通史？这是这部著作留下的一个遗憾。总之，这部《长沙县通史》，是县史编修中的成功之作，也是县级通史的开拓之作，它将会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鼓励和引导民众学习历史，充分运用和借鉴好历史，让历史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委员、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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