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我的终生老师

我活到五十岁，终于有了一间书房。它不足十平方米，临窗放一张书桌，两边靠墙放四张书柜，而辞书就占了半个书柜。我于辞书情有独钟，因为从那里我得到了许多知识，它们是我终生受业解惑的老师。在这众多的辞书之中，一册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的《辞源》更是我心爱之物，它伴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师。从我有记忆起，就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着两本厚厚的《辞源》。父亲每当备课、改作业、读书遇到了什么疑问，便去查《辞源》，漆布封皮早被磨损得斑斑驳驳。父亲十分珍惜这册工具书，工作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他于语言文字颇肯下功夫，辞书的天头地角留着他用蝇头小楷批的许多文字，有的字他认为部首归类不合理，便写出应放在某部的理由；有的是他补充的内容，如某字的方言用法等。

我起初并不懂得这两本厚书的价值，直到母亲遇到一件事后，我才明白它的重要。那时，我母亲在家乡一所中心国民学校担任三年级老师，一次班上办黑板报，母亲为它题了个“惠中”的刊名，取“秀外惠中”之意。有的老师看了，认为这“惠”字是个别字，应该用“慧”。一时议论纷纷，官司打到校长那里。当时乡间小学任教的多是些旧式知识分子，于新知识虽不多，但对中国文字颇有考究，要是那一位老师写了或读了一个错别字，他们便会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传遍乡村每个角落，使得这位老师在校中站不住脚，甚至因此丢掉饭碗。母亲是省城正规师范毕业生，学历远在其他老师之上，他们很有些为难她的意思。周末回家时她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刻去查《辞源》。《辞源》上正作“秀外惠中”，其下注明“惠亦作慧”。在“惠”字条下的第六款也明白地写着：“惠字通作慧，古聪慧多作惠”。问题迎刃而解，流言不攻自破，母亲得到了校长的嘉许。

辞书的作用，大矣哉！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两本厚书成了神圣之物。

那时，我父亲爱读“三堂”（知堂——周作人，玉堂——林语堂，缘缘堂——丰子恺）的书，我也搬了来读，遇到不识的字就去翻那两册厚书。

父亲见我艰难查找丽收效甚微，便从抽屉中取出一本《王云五四角号码小字典》交给我说：“《辞源》你现在还掌握不了，先学会用这本吧！”他打开小字典，指着扉页上大学者胡适之作的“部首笔划歌”，逐句作了解释，叫我背熟：

“一横二垂三点捺，

四×五插方块六。

七角八拐小是九，

点下带横是零头”。

我很快背熟了这首歌诀并学会了使用这本小字典，通过它的帮助，我读懂了许多当时我那个年龄层次无法读懂的书籍。一次，学校里举行查字典比赛，我带着这本小字典去报了名，居然以满分取得了冠军。而且我花的时间比别人少得多，因为“四角号码”简便省事，只要掌握熟练，可以事半功倍。这件事哄动了全校，高年级的学生都来看我这本当时尚属少见的字典。整个小学阶段它天天装在我的书包中。我的这件珍贵的宝贝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丢失。我至今怀念着它。

当我升入初中的时候，我结交了一位益友。他是我父亲所在小学的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寒假星，我回到父母亲所在的乡村小学，当时我的父母以校为家。学生走了，老师也大都回了家，那位青年教师无家可归，我们很快成了朋友。他爱好文学，读书十分用功。那时他正在自修大学中文课程，邀我一起攻读。他把自己的《古文观止》、《楚辞》、《诗经》等书籍借给我，有不理解的地方，我便去请教父亲桌上那厚册辞书。就这样，在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我自学了大学全部古典文学课程。

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学期时，父亲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下放到农场劳动。书架上他心爱的《辞源》很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两年后我从师范学院出来当了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他见我正用得上这册工具书，便将它交到我手上，我像得了传家宝一样郑重地接过了它。从此，它便摆在了我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下放农村劳动，书籍大都处理了，只留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几本《鲁迅全集》和这两厚本《辞源》。

《毛选》、《鲁选》读了多遍，又无其他书可读，闲时我便漫无目的地翻阅起这两本《辞源》来。我越看越有味，因为以前只是为查某一辞条才去翻它，其他无关的条目从来不曾涉猎，这样无目的翻阅，竞使我增加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知识，而且校正了我过去一些读得不准、用得不当的词语，真是获益匪浅。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的发展，如今这册1936年商务版《辞源》显然已算不上是权威的工具书了，因而使用它的机会也少了。然而我始终不愿将它从书柜中显眼的位置上换下来。闲着无事，我还常常将它搬出来随便翻一翻。每当我触摸着它那发黄的纸页，有如握着故人的手，真有说不出的情感。那些愉快的读书情景又会从书页之间跳了出来，我仿佛又回到了美好的少年时代，那伴我晨读的譬楝树下的石凳，那照我夜读的乡间昏暗的油灯，又历历重现眼前……

（1987年）

来源：杨里昂著《望麓园随笔》199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