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自传

（这篇《六十自传》，是徐特立同志1937年在延安时，应他的战友们和学生们的要求写的。当时延安各界曾集会庆祝徐老的六十诞辰。）

    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不过也有很可羞耻的，就是只能随着社会前进，没有更站在前面，突向前面去。现在把比较有价值的生活写下来，以告诉我们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

    一、在学习方面：从九岁到十五岁，是在蒙馆念死书时代，全不了解内容和字义，先生和我一样不了解。十五岁时因没有钱读书，脱离了先生的束缚，得到了自由，开始脱离儒家经书的束缚而读最粗俗的农民能读的劝世文、歌本，最迷信的}、卦、算命、堪舆等书籍，给我以了解字义的机会，并且由劝世文进到看佛经，从禅宗的语录得唯心派的哲理，发展了我的思考力。    

    二十岁开始读八股，因为没有先生的束缚，把八股乱读一顿。在一年之中从考秀才用的官僚用的八股，进到明朝亡国时汉奸的八股（投降的项水心），反满清的民族英雄的八股（金声和黄淳耀在明末死难）。我在八股中发现了汉奸阴谋的言论，如项水心在其《心不正》的题目上说：“身不正窃恐有人窥我也，心不正窃恐有人疑我也。”这里可以看汉奸的假面貌，他们的道德和漂亮的言论，只是卖国烟幕弹。又在八股中发现了民族英雄的言论，黄淳耀在《见义不为无勇也》题目上写到：“畏祸深，则中情回惑，反并其可以获祸者而蹈之。”金声在《井有人焉》题目上写到：“不避万物之怨者，乃能任万物之德，不畏物议之讥者，乃能求一心之安。”这种表现他们为国牺牲的精神，给我以很大的刺激，使我增加反满清的情绪。明朝亡国时的八股表现他们愤慨的，悲哀的，投降的三种精神，比较官僚时代的八股有声有色，因此使我反对考秀才用的八股，同时使我得不到秀才，使我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很大的痛苦。教蒙馆十年，总共只得到二百元左右。开始教书的第一年只得三串钱，合大洋还不够四元。但在半教半读中对于学习上却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学古算术得到较大的收获。

    中国的古算学，不用阿拉伯字演草，或用筹码，或用中国的小数字。我的数学不成一家，就破除了一切成法，反对把算术和几何截然分开，反对教几何从离开立体的平面起，而使点线面成为纯思想的东西。罗士琳的《比例汇通》，认为比例是乘除及开方乘方的一个过程。华蘅芳把微积分认为是算术的加减乘除比例开方乘方一直发展上去的。《周髀算经》说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把方圆统一起来。我接受了这种理论，就粉碎了学科学的教条。我快乐得很，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在乡下教蒙馆。二十八岁进宁乡县速成师范，学过四个月。但这时我的科学已远在教员之上，不过过去所学的都是旧的，在四个月中一切科学知识却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学说方面，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

    三十三岁又到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学过单级教学法四个月，这时我已教过中学四年，是由教员转变为学生。我没有得到毕业证书，因为我好活动，到处参观学校，参观运动会和展览会，没有很好的念书，但我所得的较实际。这就是我由科学教员转到教教育科学的开始。本年赴日本参观小学校，得到日本的《小学校事汇》及其他的教育书，把书本上的东西针对日本的教育实施，考察了两个月上下。回国后即任教育科学教员，曾一人出了半年教育周刊，以学校为名叫做《周南教育》。

    过去我爱读唐翌修的《读书作文谱》，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和张之洞的《輶轩语》，我的自学，即根据他们的方法，而参以己见。又从日本得到新的东西和教蒙馆以来的经验，因此讲教育就不是空洞的。

    四十三岁到法国去留学，是半工半读，一共四年。在比国半年，德国四个月，学的自然科学。读过法文的《通俗资本论》，一点也没有了解，读过考茨基编的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因我不赞成议会制度，不愿意读它。这时我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感觉得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问题，找不到出路，就埋头研究自然科学和地方自治，这是我的苦闷时期。

    五十一岁到苏联学习，一共两年没有研究教育，只学革命理论，同时我也不是专读书，在第二年我的中心工作是参加斗争，如写壁报，做过一年GPU的工作。我认为学习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五十二岁开始学游泳，也得到初步的成功。四十三岁开始学法文，曾经刻定时间来学，以试验我的智力。两小时学一字，在开始时期还没有可能，至多一日只能学到三个生字。我决定三年成功，假使每日学生字一个，一年可学三百多个，三年可学千余生字，这时我还不过四十六岁，如果可活六十岁，还可有十四年能读外国文书籍的机会，较之不学落在青年后面，总要好些。这是我的决心，后来我学德文和俄文就很容易了。

    二、我的职业和事业：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中学、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

    我私人创办过两个高级小学和一个初级小学，其中有一个高级小学办了十三年。创办一个二百人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只办了三年，遭着大革命失败，停办了。创办一个男子师范，有四百学生，因没有能力支持下去，交给长沙县办。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公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

    1、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

    2、小学不收费用，师范收费减少到一般私立学校之下。改良教法，自己做刻苦的模范，这样来发动教员和学生爱校的情绪，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和人力上物质上的一切帮助。

    三、我的革命工作：我二十三岁时遇着戊戌政变，给我一个非常的刺激，因为丁酉年我自见省政府办的工厂，看过《湘报》，亲见八股的废除，忽然抚台撤职了，学台撤职了，一切复旧，六君子或逃或杀，我的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但这时我还是康梁的信徒，不是孙文的信徒。    

    二十八岁时来到长沙城，才得到了《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等等革命的刊物，就从康梁的信徒转为孙文的信徒，利用周南女校做我们鼓吹革命的机关。

    二十九岁时做过反对铁路国有以反对满清的运动，发动了全省城的学校罢课，我断过指写过血书，借以激励学生反对洋人的侵略。

    三十四岁，正当辛亥革命在湖南胜利了，我希望民主共和国实现。我就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运动当议员，结果当选为临时省会议员，并选为副议长。我提出知事民选案，引起了议会内激烈的斗争。议长熊兆周和我成为不两立的形势。他和官厅勾结，把通过了的知事民选案搁置不交政府。但议会多数议员还是继续发展反对政府的斗争，结果议会被武力解散了。我希望的民主共和就成为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我讲教育又讲历史，常借王莽、董卓来骂袁世凯，常把《史通》上及其他子书上骂尧舜的事来骂一切皇帝，开始了对过去的圣人怀疑。但是没有办法改革现在的恶劣政府，宣传鼓动和教育的力量十分微弱。一直到四十九岁，大革命开始，才打消了过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到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办过农村师，范附设农运讲习所，兼在省农民协会任教育科长。    

    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因反对白色恐怖，我赞成暴动，想上山当“土匪”，同贺龙同志到湘西去。贺龙同志在南昌暴动时说：“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结果南昌暴动失败了，他也只剩一双空手。他愿回湘西去干，我和他同到了汉口，因为交通来信太迟，失了联络，我没有赶上，改变到苏联去学习。两年后回国到江西工作。

    我在湖南对学生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政府方面和绅士方面，完全没有地位。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县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不两立。一九二四年我由欧洲回国，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我办长沙女师，他们就做了我的支柱，如牺牲了的陈章甫、罗学瓒，下狱的曹典琦及廖锡瑞、毛际科等。这时我不了解共产主义，但非常赞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积极，不争权利，完全为社会工作。我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是在大革命时代，农运的推动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习。我加入共产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月，这时我已五十一岁了。我想不到共产党还要我这样的老古董，我实在高兴得很。我觉得我还不落后，还能加入革命的政党。我素来忿恨社会的不平，我赞成历史上的游侠，我喜欢《史》、《汉》的《酷吏传》，因为酷吏是锄豪强的，但共产党却不用游侠的、酷吏的办法，而铲除了社会上最大的不平。    

    在大革命工农运动中表现了，尤其是在江西苏区实现了历史上没有的东西，因此在红军北上时，我忘记了我的年纪，在二万五千里行程中，我徒步二万里上下。

（《全民周刊》1卷12号，1938年2月26日）

来源：1980年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