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话麓山秋雨

    去年7月，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设坛论道。此前和此后，有几家媒体垂询，我都明确表示欢迎余先生讲学，但不宜在此开讲。不过语焉不详，仅仅表态而已。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朋友编辑《余秋雨现象批判》，约我写稿，因当时正在研究一个课题，也谢辞了。任它“余”波不断，我只波澜不惊。然而，4月28日余秋雨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重提麓山讲学旧事，说“当地几个文化人的反弹”云云，自知在劫难逃，也在“几个”之列。有些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反对余先生在岳麓书院讲学呢？”更有一些青年朋友，把我说成是脑后只少一根拖长辫的卫道士。于是，我想趁现在手头空闲，交代清楚。

    “几个文化人”，大概指的还有何光岳、李元洛、朱正、余开伟、王开林诸位。他们对余的人品文品比我了解，对余的莅临书院，都发表过一些深刻的理论色彩很浓的高见。我自问难望诸君项背。兼之余先生居上海龙华里，我住长沙德雅村，我僻居一隅荒寂书斋虫声唧唧，余则周游天下名山胜迹行脚深深；我之所以持反对态度，与诸君不尽相同，是有一段情结在胸的。

    我出生在岳麓书院进门右侧的平房中，童年时的月夕花晨摩挲遍及忠孝廉节堂的石碑石鼓，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学富五车的老先生出入经过忠孝廉节堂，都是蹑手蹑脚，轻言细语的。年岁稍大一点，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八百年前“朱张会讲”的地方。这是一方学术圣地，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和以后的学术泰斗杨树达先生也未曾在此开讲。可以肯定地说，章、杨主观上表现出了一种后学的谦逊。“文革”后期，岳麓书院还被关闭，当时我在河东一间小厂做工，曾由围墙的缺口潜入。我站在布满灰尘的忠孝廉节堂，望着朱熹坐过的那张椅子，觉得有一种神圣的精神在对自己进行洗礼。无论生活的道路多么坎坷，只要一心向学，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就永远是心中的圣殿。近百年来，这里没有作过演讲，却向千万学子和游人展示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实质上，这里天天都在作无声的演讲，任何庸俗的、含金量很低的“讲学”恰恰会亵渎这方圣殿。

    如果说，余先生开讲前，我是担心夹杂期待，开讲后则是失望加上忧虑了。余先生讲演的学术含金量是绝对不高的。不错，湖湘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兼容并蓄，当年朱熹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以后历代山长也有外省的大学问家，湖南学子还不照样热烈拥戴、虔诚听讲吗？问题是岳麓山下学术报告厅多得很，为什么非要选在忠孝廉节堂呢？要知道，此地是人类大智大慧相撞击引得起雷鸣电闪的地方，绝非一吟花弄月之地：而且镁光灯闪闪，对作为“礼之重器”的国家文物，也是一种损蚀。总之，要来此堂讲学，必须要能够带一些有重大学术创见的东西来，所讲必须是严肃的学术。这里来不得一点商业炒作，来不得一点扭捏作秀。真正的学术是不需要“推销”的，千年学府更不需要炒作。湖南学术界素以厚重扎实、有骨气著称，此地的“几个文化人”是绝非几篇漂亮的散文便能“征服”的。

    当然，从去年遭遇秋雨后，忠孝廉节堂又陆续请了很多人来讲演，而且以后还会有很多。事实已经证明我是不合时宜的。但我直到现在仍然认为，忠孝廉节堂的滥请“名人”，是在精神上自毁圣殿。到其将来已不成其为圣殿之时，是否主事者还会记得当年愚直的书生之言呢？

    对于我的观点，早就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批判，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属于一个人“志”方面的问题。请理解我的固执和陋劣。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