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釉下五彩瓷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长沙窑是高温釉下彩的首创者，古长沙的另一瓷品“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则是中国瓷器的另一颗鲜艳夺目的明珠。据考证，长沙窑当时有在白釉下画绿彩的，有在黄釉下画褐彩的，有在青釉下画褐绿彩的，也有在青黄釉下画褐、赭、绿三色彩的等品种。在瓷器的纹饰上，除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外，还大量使用了花鸟、走兽、人物等题材，大量运用了诗词、书法，并直接以绘画的手法来美化瓷器，开创了陶瓷史上的先例，是陶瓷装饰技法的新创造。此后宋代著名的磁州窑和其它北方民窑中的黑褐彩绘，以及元、明、清各代的青花、釉里红这些釉下装饰工艺，都可以说是在长沙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并为釉上彩绘开辟了道路，使我国的彩瓷艺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享誉全世界。1000多年来，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工艺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湖南瓷业的发展，到清末，醴陵瓷业发展成为湖南瓷业的代表。

醴陵位于湘东，自汉代至清末一直隶属长沙行政区划之下，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县。此地与江西吉安、安源等地接壤，水陆交通便利，制瓷原材料丰富，瓷土优良，具有发展陶瓷业的优越条件。据《醴陵县志》记载，从清代雍正七年（1729）开始烧造瓷器，发展到清光绪（1875—1909）年间成为鼎盛时期，全县有瓷厂480多家，窑场主要分布东、北二乡，并形成了以东乡沩山为中心的醴陵瓷区。然而，从雍正己酉（1729）到光绪丙午（1906）的178年间，所有这些瓷厂均只能烧造民间生产、生活常用的粗瓷，其产品是以碗为主打的釉下青花瓷器。

醴陵开始烧造细瓷并创造出釉下五彩瓷这一装饰工艺，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并与近代湖湘一个著名人物熊希龄有着直接的关系。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省凤凰县人。光绪时以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结业后分发湖南。1897年参加湖南维新运动，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校长），次年戊戌运动失败，他被弹劾革职。后得端方（1861—1911）援引，充当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二等参赞。后又任奉天（今辽宁）盐运使。辛亥革命后历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14年因签署解散国会令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旋即去职。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1928年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鉴于当时湖南瓷业生产两百年的落后状况，同时为了抵制以日瓷为主的洋瓷的侵入，熊希龄怀抱着振兴湖南瓷业之志，以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二等参赞官的身份东游日本，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湘后，他又与醴陵县文俊铎等人共赴醴陵沩山等处进行实地调查，总结了危及当时粗瓷生产的9个问题，弄清了发展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这一产学结合的思想和模式，在今天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1905年，熊希龄呈文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要求设立瓷业公司，得到端方的赞助，遂于1906年在醴陵城北江湾创立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学堂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6个月一期）两班讲授，除本省的师资外，还大量聘请江西景德镇的制瓷技师以及日本技师安田乙吉、大凡理吉等为教员。学习内容以专业为主，兼学文化。接着，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厂房，安装机器设备，设立制瓷工厂，成立湖南第一家官办瓷业公司——“官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熊亲自担任第一任总经理。他引进人才，锐意改革，改良工艺，专以制作上等瓷器为目的，促成了醴陵多种金属氧化物的高火性釉下彩瓷颜料的研制。多色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是在这个立学堂、设公司、办新厂、制造高级细瓷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醴陵细瓷先用墨勾线，然后用桃红、海碧、金茶等几十种釉下颜料，采用“平混”“接色”“深浅”“罩色”分水技法彩绘于瓷坯之上，再罩釉高温烧成，烧后墨迹挥发，呈现出白线彩色花纹。色料最初都是从日本输入，1907年后开始正式使用自己制造的颜料，尽管品种有限，色泽也不够鲜艳，但在百年前就能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制成高火性的瓷用釉下颜料，并在颜料品种有限的条件下使釉下装饰效果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也确实难能可贵。因此，当时醴陵瓷很多新产品一出世，就被选入皇宫作装饰品。从此以后，醴陵瓷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始建立现代瓷业生产体系，醴陵瓷遂由乡村发展到城镇，由粗瓷发展到细瓷，由单色釉下花提高到了釉下五彩的新水平，使釉下彩瓷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新境界，醴陵也成为全国重要的精瓷生产基地之一。

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画面鲜艳，经久不变。釉下彩瓷的图画是描绘在瓷坯上，然后再上釉，经过摄氏1300度以上的高温烧成的，彩绘画面从透明的釉层下显露出来，平整光滑，不着人工痕迹，又耐酸碱，不易磨损，晶莹润泽，永不变色。

二是安全卫生。与釉上彩不同，釉下彩瓷的颜色是高温焚烧氧化还原形成的，不需要含铅量高的熔剂，因此铅、铬等有毒金属含量少，加之高温瓷瓷质优良，所以，用作食具、茶具十分安全卫生。

三是工艺复杂，颜料质高。釉下彩瓷需经高温方可烧成，因而工艺远较釉上花复杂。一因在素坯上绘画十分困难，二因所用颜料与釉上花颜料完全不同。瓷器花在经过高温下的化学作用才成色，因此烧制又困难得多。古代长沙窑釉下花只能搞3个单色，醴陵釉下彩瓷在初创时使用了黄金等贵重金属，也只有深绿、海碧、茶色、玛瑙、艳黑5种，近几十年来，经过设在醴陵的湖南陶瓷研究所的努力，已可制出浅绿、深蓝、桃红、铬红、钛黄、釉下白等20多种耐高温的色料配方，获得了上百种复色，大大丰富了釉下瓷的花色色彩。

四是装饰工艺大革新。在研制釉下颜料的过程中，艺术人员在瓷器的装饰工艺上也进行了大胆革新。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技艺，一方面吸取釉上彩装饰方法与经验，创造了釉下印花、刷花、喷花、丝网印贴花，以及色釉釉下彩等。在画面题材上也越来越广泛、新颖，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双勾花卉、山水禽兽，而且将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秀丽风景搬上了釉下彩瓷。在表现技巧上还创造了工笔、写意、图案等新技法。

1909至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其质地精良、润泽清雅、色丰彩腴、艳而不俗的艺术特色，先后获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博览会最优奖，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至此，醴陵釉下五彩瓷成为斐声海内外的名瓷。1956年，湖南省工业厅瓷器工业公司陶瓷研究所聘请名师，传授技艺，使停产25年之久的釉下五彩瓷得以一恢复发展。1959年国庆十周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被选为首都北京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馆用瓷，以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瓷。1964年国庆15周年，醴陵又成批精制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国宴餐具和国家礼品瓷。此后，毛泽东专用茶具、餐具，天安门城楼用瓷，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都指定由醴陵生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已成为湖南陶瓷的象征。

醴陵釉下五彩瓷有许多代表作品：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白如玉”的薄胎瓷碗，有各种图案的餐具、茶具，有许多大件陈设品。1977年在广交会上展出的釉下彩满花开窗松鹤莲子花瓶，高2.23米，直径0.58米，重达90公斤，是我国制瓷史上同类产品中第一次制成的无接口大件艺术品。

醴陵釉下彩瓷不仅是人们作为茶具、餐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名贵实用工艺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作为摆设、具有极高欣赏价值的高贵艺术品。

附：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

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

（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熊希龄

窃希龄前条拟推广湖南实业学堂办法，曾蒙钧鉴，许以次第施行。嗣闻张廉访传述钧意，欲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等语。希龄当思前陈各校为湘所无，大皆主创，惟醴陵磁器一宗，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即于四月杪束装前往考察，一切略有把握，请为大公祖详细陈之。

查醴陵磁土最富，产地甚多，如沩山、赤足岭、青泥湾、老鸦山、茶子山、唐山口、邓家渡等，共有七处，而以沩山之土质为良。山又分为上中下三段，窑户六十余家，每家年出磁器价值洋三千余元，六十余家共二十余万元。合他六处统计，该县共岁产磁产洋三四十余万元，买为大宗入款。惟磁器粗陋，仅供下级贫民购用。近年以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推求其故，厥有数因：一、各窑户资本不足，每冢田产不过数百串钱，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二、采取磁土毫无规则，率皆争挖浮土，捷足先得，未能深入，故多杂以黄泥等质；三、磁土未能漂细，每石百斤，只用水洗去一二成，所留八成，实余粗点；四、工价以器之多少为定，故工人贪多贪速，手法粗笨，又因价廉不能购用上等石墨绘画，所烧之色甚暗；五、釉药以糠灰调和，变成黑泥，故烧出磁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六、近窑之山薪木斫伐净尽，所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故磁器成本因之加重；七、窑户因无资本，必向运商预贷一二月购货之钱．运商借此抑勒，每洋一元作价一千二百余文，后因磁讼，乃改为每洋一元作价一千一百十五文，窑户吃亏尚巨；八、江西景镇私规最严，不准工人佣于他省，又俗传景镇承办御窑，可用红绿彩色，他省不准仿办，故醴陵业磁者不敢设法改良；九、因江西萍乡现亦有磁土窑山，制成器皿，销售汉口，近又雇用景镇工人二名加工制造，比醴陵稍精，故醴陵贸易遂为所夺，日见减色。

以上种种困难，磁业情形危险。从前，粗花大碗每十个成本售钱八十文，运至汉口售钱一百文者。今则醴陵跌至六十八文，运汉跌至八十文。而运商复于议价时以洋元兑交，每洋作价钱一千一百一十五文，货若低次者，又于实价扣成八折。窑户仰屋而嗟．工人辍业以待，倘再因循不改，将恐此粗货一宗，亦将尽归萍乡商人之手，数千人所仰赖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

希龄以次往沩山与文绅等宣布德意，窑户工人皆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所经过之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似人心见解，豁然贯通，实可为之因势利导也。

惟就希龄在日本所考察之磁业与醴陵两相比较，其不同者有二：一、窑式。日本母窑八穴或九穴，而柴料从第一穴燃起，以徐达于第九穴，高至六七尺，所烧之器，均用炼土制成之皿或四柱盛之。醴陵窑仅五穴或六穴，高不及二尺，柴料于各穴陆续增加，磁器每十个层累一套，无盛之者。二、釉药。日本有先上釉而后画者，为栗田烧，有先画而后上釉者，为普通烧。然其本地谓初次用土制成之器，必先入窑烧至四点钟，取出绘画．方上釉也。醴陵则画与釉均只一次，并无分为两次入窑者。以此不同之故，希龄虽携带日本釉药颜料至彼试验，尚未出窑，不悉能否合法。所幸该处窑户有廖姓者，近由景镇购得釉药一块，施之醴陵土质，制成器皿，色极洁白，与景镇窑无异，不过器式稍粗，由于手工之钝，而其磁质可以造画、造色，固确有把握也。原器两件谨呈钧览。

此种磁业若能发达，不独太湖以南销场甚广，而西通云贵，南入粤西，皆将为我市场，比购之数千里之景镇为廉。且与日本磁业相较，我之成本尤轻，盖磁器重在土质人工，日本漂净之泥，每百贯中得纯土四十贯，每纯土一贯价钱六仙，合中国钱六十文。每贯百两，十六贯为百斤，合值中国钱九百六十文。醴陵沩山磁土均系庙产，而田民人承租，各为顶户，各窑户又向顶户租用每辘轳一具，年收租钱一千文，不论取土之多少，可谓极贱。又据窑户估算，每原土一石，约需工本钱三十六文，漂净后纯土一石约需工本钱一百二十文，若照日本漂法，亦不过加倍而只至二三百文，较彼每百斤需钱九百六十文相去甚远矣。又日本人工，上等工资每人每日工钱五角，次则三角，画工加倍，醴陵工人成素地者，以挑计算，每挑大碗二十八个，中碗二十二个，小碗三十八个，每人每日可成六挑，每挑工钱四十五文，中、小各碗以此递加，是尽一日之力，亦只得工钱二百七十文。今改为细磁，不过所成挑数较少耳，价则如故也。画工粗者每挑工钱十文或三十文，稍细者每挑工钱六十七文，每碗平均推算，仅值画工钱二文数厘，易以新法，自当加倍。总之比日本为最廉也。前阅日本明治三十六年关税册载，该年输出售于我国之磁器，约值洋五十五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元。又亲见濑户窑厂所制青花小碗，均仿中国器式，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销场极大，故景镇磁利为其奇减。华人不知美术工绌，喜用吉利花样之物，故彼以粗糙之器而得我重价也。我若有成本最省、运本最轻之货，其必能抵制输入，可无疑矣。

惟考察既有把握，则办法须有次第。一、立学堂。即照前日条陈办理。盖醴陵磁工虽多．可者，然其心手不灵，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且釉条若何调制，杂质若何涤净，均须教习试验，日求精美。二、设公司。此须由龄等招商承办，集资本三万元即能成立。因醴陵窑户均无殷实之家，成本不足。则难言进步，必先设公司以为之倡。股额可留一成为该县绅商及各窑户之入股者。三、择地。醴陵沩山距县城二十五里，虽道路平坦，然购采柴料极难，加以脚力价复增昂，又制成之碗运至江湾，离县城五里，滨临小河，每石大碗十六筒，每筒力钱六文八毫，每石力钱一百零八文八毫。今就地势，必须将各学堂、公司建设江湾地方，易于购采柴料，省去运费，且即以运碗之脚力改为运土费亦相等。另于沩山设一漂泥厂，将土制净再运江湾，尤为省费，且地既滨河，学堂需用机械不难登岸，制成之器上船亦甚便也。四、均利。学堂既设，宜于各窑户中挑熟娴工作者数十人为速成科，又于各窑户工人中之子弟择其年在十五岁以内，文理清顺者为永久科，学成之后，听其各回本厂自谋改良。惟公司资本既巨，则不免近于专科，今请分为次第交换之法。醴陵现在所制粗磁器皿便于贫民购用，不能概行改为细工，初二年内学生技尚未熟，只能模仿景镇之式，公司亦须就与本国相宜而便于人民嗜好者参酌制造。迨各学生学成回窑，改烧景式，则公司专制西式各器，抵制外货之输入，使各窑户得以余剥。至五年之内各窑户如有进步，能仿西式，则公司精益求精，专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如日本森村组、西京锦光山、大阪蒌明山工场办法，或能为中国收回利权，此其成效当在五年后矣。如此交换之法，即可卵翼各窑户，使之逐渐改良，无失其固  有之利。而公司、学堂对于醴陵人民亦无负开化之责任也。

惟学堂延访外国技师，经费甚巨，必须先为筹措的款，乃克有济。兹请分为两项：一目开办之款。查此项学堂机械如水簸场之除水器，调制室之椭圆皿成形机，素地土捏机，釉药粉碎器，原料粉碎器，湿式材料粉碎器，机械运动辘轳，石膏型室之小物压榨成形机以及锅炉等件，皆须备置。其尤要者则为标本陈列室，须将各国新式磁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办，以便仿造。又建筑学堂及实习工场亦与他项学堂不同，约需经费银一万七八千金，须请提拔公款以资商办。查醴陵现在粗磁每年出数至少以三十万串钱计之，照厘局抽厘例，每碗价钱五十文，抽厘钱一文二毫，每百文应抽钱二文四毫，合计当有七千二百余串之入款。窑业若衰，即此亦不足恃，倘改良制成精器，其所收厘金必有二三倍于此者。公家此后所获之益可预卜也。今即由公款提拨一万七八千金，无异民间之贷借，五年以外，本利加收矣。二日常年之款。一、醴陵江湾向有碗行，由文、张两姓请领牙帖，近为运商所持，时生龃龉。该两姓有自愿缴为学生经费，每年提二百串文为该两姓贴费之意。拟为变通办法，暂于运商所定洋价一千一百一十五文之内提出十五文缴归学堂，作为常年经费，俟后磁器改良，窑户运商公平交易，将所勒定洋价议销，再改由牙行抽取行用，即将此十五文罢免。二、醴陵自设萍潭铁路以来，不知者以为此埠必日见兴盛，实则铁路以支干并设，交通最多，收利最广，小民沾益亦最均。若仅于僻壤建一支路，只便开矿而已，本地人民实无所益。醴陵自此铁路兴办，购去地皮约值租谷二万余石，每年即少收获之利息。又从来萍煤多用醴陵小船装至湘潭，约有数百千号，今株洲既通铁道，此项船只顿失生业，苟非速将工艺振兴，不足以救此困苦。查日本因有战事，新增税课有所谓通行税者，系于汽车、汽船、电车之乘客票价中加收税额，定为三等：二百里以上者，一等洋五角，二等洋二角五分，三等钱四十文；二百里未满者，一等洋四角，二等洋二角，三等钱三十文；百里未满者，一等洋二角，二等洋一角，三等钱二十文：五十里未满者，一等钱五十文，二等钱三十文，三等钱十文。日本每里合中国六里，萍潭铁路即为日本五十里之未满者。昨闻由萍乡至醴陵一路每月所收乘客票费约数千元，株洲告成，每月统计可入洋一万余元。查此路专为运煤而设，搭客所入乃其格外赢余，而此中乘客又多醴民。拟请仿照日本通行税则，每乘客票费按照等级加抽数文，由铁路局代收，每月改为陶器学校常年经费，以弥补本地人民所失之利，而铁路亦可长资保护之益，实为一举两全。况此路均由本国公款建设，自有主权，与芦汉之贷洋款者不同，加收经费，并无有从中难阻。拟请由钧座据情咨达铁路大臣，立案施行，以昭永久。希龄为振兴磁业起见，是否有当，理合仰恳大公祖大人批示祗遵。不胜悚惶待命之至。治侍生希龄谨启。

原载1905年7月9—11日上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