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2年，日寇犯湘，我家在逃难途中又遭抢劫，母亲只得把8岁的我和姐姐、二哥送进了1941年夏在攸县六轮陂建立的湖南战时儿童第四保育院。由于难童的年龄、文化不一，老师按完全小学分班后,还増开了五岁以下的幼稚班和对文盲速成教学的特级班。除文化、技能知识外，保育院特别重视爱国教育。岳飞、孙中山和 “八百壮士”，深深揳入我们幼小的心灵，使我们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志向。在攸县，难童患“闹疮子”、“癞子脑壳”多。我从头顶到脚丫全身是疥疮，又痒又痛又发烧,老师用红药水、硫磺膏为我搽,搽一次要一个多小时,她们不嫌脏，不怕累，终于使我露出了健康肤色。 1944年5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 6月18日，长沙失守。21日，湘四院院长李融中带领500多名师生和湘二院院长齐新带领的师生共一千多人,分别从攸县、茶陵,经桂东黄家村于1944年除夕前到达汝城土桥、马桥。难童背负衣物，在崎岖山路上，日行六七十里，不断传来老师“快走”的呼唤和孩子们疲惫的啜泣。头天，我走不动，丢了衣物空手走，想到今后要穿，又折回，抱着衣物啼哭，王岳生同学找了根树枝，帮我抬着走到了宿地。在战争环境中，500多师生口粮，只能每人早晚各一勺稀饭。饥饿使我们无法自控,沿途摘菜、挖薯、打野果，只要能充饥就“顺手牵羊”。在桂东黄家村，王岳生下半晚叫醒我，他燃着纸楣子，跳进菜园摘菜，让我在外打望。当时当地有老虎，我既怕人来，又怕虎至，吓得瑟瑟发抖。难童们饥不择食,瘟猪肉、死牛肉、菜帮子都吃。老师看到孩子们两眼深凹、满脸菜色，也禁不住潸然泪下。途中不少同学染上了痢疾，一天拉十多次。饥饿已使难童羸弱不堪，痢疾更是雪上加霜，加上缺医少药，前后七十多位同学葬身荒丘。到达桂东，进入了“人到郴州打摆子”的地域。途中，我患疟疾，在饥饿和疟疾的折腾下，我昏睡了三天三晚才苏醒，瘦骨嶙峋，头发脱光。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汝城后，第九战区司令官夫人口谕:“要保育院儿童吃几餐饱饭后，解散！”更使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幸得齐新、李融中院长坚持不离、不弃、不散，反而在土桥、马桥复课，安定童心。在祠堂里恢复朝会后，每天第一件事由老师检查“虱婆子”。男孩脱上衣看，女孩查头发，发现一只，全班重来。左老师在我袖腋下查出一只，在众目睽睽下，我无地自容，回去烧开水，烫衣裤，再检查时才过关。从中深感老师怕我们再染疾病的良苦用心。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们欣喜若狂。11月，全院复员返长,步行到衡阳后，等民船回长沙。在街上看到投降的日兵坐地进食，我们用憎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侵略者，真想揍他们一顿。到长沙后，我们在河西黄家大屋复课，还开了英语课，为我们升学创造条件。1946年春，保育总会下文撤销战时儿童保育院。湘四院对难童采取护送回家、帮助升学、转院保育、联系就业四条安置途径，使难童一个不少地各得其所。 1946年下学期，我考入了长沙市广益中学，惜别了师恩如山的湖南战时儿童第四保育院，泪别了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伙伴，告别了烽火岁月的苦难童年。而湘四院的经历，使童年的我在深重民族灾难的逆境中，得到弥足珍贵的教育和锤炼，这是我终身受益永志不忘的。 原载：2015年09月30日《长沙晚报》 作者：陈漱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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