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

课程可专指某一门学科，也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上的课程，均是实现教育宗旨与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

几千年来，我国古代学校的课程设置，无非是儒家经典、诗词格律及临书习字之类，几乎未曾有过变革。直到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才发出了强烈要求变革的呼声。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在批评旧教育弊端的同时，开始推崇西学教育，主张以西艺、西技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并通过开办同文馆等来付诸实践。但湖南仍长时间固闭守旧，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方幡然醒悟，急起直追。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湘乡士绅改东山书院为东山精舍，仿湖北自强学堂成例，设置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成为湖南第一个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的书院。同年冬，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响应清朝礼部关于变革书院制度，增设“时务”、“条约”、“算学”、“译学”、“格致制造”课程的要求，率先改订书院课目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译学五门，从而使古老的岳麓书院也吹进了西方文明的新风。几乎与此同时，湖南学政江标对长沙校经书院也进行了整顿，如购置洋务或时务图书，添置天文、舆地诸仪器和光学、化学、电学、矿学等试验设备，“俾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为学习新学，江标还在校经书院成立校经书院学会，下分算学、舆地、方言三个分会，算学分会为“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分会研习“测量绘图之法”，方言分会则“专习英文”。随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陈宝箴、江标、欧阳中鹄的支持下，建立浏阳算学馆。算学馆开设的课程，除算学外，“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

如前所述，湖南在时务学堂创办之前，业已迈开学习西方新学的步伐，兴起了一股新学之风，课程改革是其重点。时务学堂紧随其后，学习西方新学的步子迈得更开，走得更快，其涉及的面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在课程设置上的改革“条理严密”，更为明确而全面，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对于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时务学堂的几个重要文件，如《时务学堂招考示》、《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附录《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时务学堂学约》和《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等，均有涉及和不同程度的规定。

在《时务学堂招考示》所附招考章程中，陈宝箴本着“中学为根本”，取西学之所长“补我之短”的原则，曾对时务学堂的功课有过初步规划：

中学：《四子书》、《朱子小学》、《左传》、《国策》、《通鉴》、《五礼通考》、《圣武记》、《湘军志》，各种报及时务诸书，由中文教习逐日讲传。

西学：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算学、格致、操演、步武、西史、天文、舆地之粗浅者，由华人教习之精通西文者逐日口授。

可见，招考章程所设想的课程，既有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而史学所占比重较大；又有西方之学，而以西方语言文字的学习为主。但无具体学习进度、学习时间、学习内容等方面的要求和安排。

事实上，时务学堂教学诸事宜，湖南方面一切“专候梁、李两总教习到湘酌定”。梁启超、李维格两位总教习在上海时就曾经草拟过《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并制订了《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梁启超等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抵达长沙后，对上述章程和分月课程表稍加修改，即提交给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并上报湖南巡抚。所拟办法详细具体，切实可行，得到熊希龄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得到了陈宝箴的首肯，《时务学堂禀词》称“学堂课程、章程，均经宪台鉴定，条理严密”。

在《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曾专列一章“曰读书”，对课程作了总的规划。梁启超在分析“夫书之繁博而难也既如彼，其读之无用也又如此”之后，表示：

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势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

根据这一规划，时务学堂的课程，一方面是那些“有关圣教、有切于时势”的中国要籍，另一方面则“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与陈宝箴《时务学堂招考示》中所定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课程安排，“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已进入到了更具体的操作层面了，这是招考示中所没有的。

《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除采纳梁启超“中西并重”的主张外，对学堂课程也作出了如下原则性的规定：

西文由浅及深，按格而习；中文则照总教习所定课程，读专精之书及涉猎之书。一年后再分门教授，各随其性之所近，令治专门学问。

时务学堂《学约》和《开办大概章程》均只是纲要性质的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课程设置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有了更明确和完整的计划和安排。该功课章程后来刊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898年7月4日）《湘报》第102号。其第一节至第六节有如下规定：

第一节 本学堂所广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

第二节 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尚未有此学，其详别见。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第三节 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颛门之学非尽于斯，特就所能教者举之耳。又，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堂不能大成。现时所教，不过就译出各书略引端倪，学者因其性之所近，自择焉可也。

第四节 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一律并习。

第五节 学生所读书皆分两类：一曰专精之书，二曰涉猎之书。专精之书必须终卷，按日分课，不许躐等；涉猎之书随意翻阅。无论溥通学、专门学，皆各有专精之书，涉猎之书，其目别列。

第六节 每日读专精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六，读涉猎之书约居时刻十之四，二者不可偏废。六个月以后，既普学、专学两者并习，或每日有两种专精之书而无涉猎之书亦无不可。

上引资料表明，时务学堂所设课程分为两大类，共七门功课。其中的溥通学，也就是后来的所谓通识课程，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其中的专门学，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分科课程，包括公法学，含宪法、民律、刑律等内公法和交涉、公法、约章等外公法；掌故学；格算学。同时，对所学课程的进度亦有安排，学生初入学堂，先学习溥通学6个月；6个月以后开始学习专门学，同时仍习溥通学。

由于要求学生所读书目种类过多，梁启超遂又将学生所读之书分为“专精之书”与“涉猎之书”，溥通学中包括专精之书、涉猎之书，专门学中也有专精之书、涉猎之书。专精之书，学生必须认真研读，细细揣摩，须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六。涉猎之书，因范围极广，学生“不过摘举其要者略列一二”即可，将占到每天全部学习时间的十分之四。同时强调二者不可偏废，“无专精则不能成，不涉猎则不能通也”。

时务学堂的学生究竟该专精哪些书，又该涉猎哪些书，且该按怎样的时间顺序来学习呢？对此，梁启超在该章程后面专门“别列”了一份《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

对于分月课程表，除朱荫贵先生在《梁启超与时务学堂》一文中论及稍详外，过去的研究者大多对此不甚注意，往往一带而过，因而后人对时务学堂课程开设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兹不惧冗繁，将发表在《湘报》上的该月课表及其所附说明予以标点，并按现代通行的格式，予以重新排版于后，似可让我们对时务学堂所开设的课程有更加具体而微的了解。

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