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新河，不应消亡的历史

消逝的新河，不应消亡的历史

杨锡贵

熟悉新河历史的人本就寥寥无几，如今老成日渐凋谢，新河早已消逝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之中，其身世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笔者不揣浅陋，撰成此文，以便铭记新河开凿与疏浚者的功劳与苦劳，彰告那些在新河沿岸生活工作过以及想了解新河的人们。

清朝时的开挖与疏浚

长沙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至清康熙三年（1664）秋，偏沅巡抚移驻，长沙成为湖南省会，其地位更加重要，“官商往来，百倍繁庶”，“商贾贸易，百货云集，咸从此地出入”。而省垣西岸沿江地段湾少水急，滩浅岸远，仍无地泊舟；勉强停泊，每遇风涛暴作，官商船只常有漂溺撞碎之事发生，官、商、民等均苦不塂言，言之而寒心。

以一省首善之区，有如此严重之缺陷，任职此地之官员及其他有志之士自无坐视不管之理，遂有开河通商之议。明有推官翟台，守道金学曾，知府刘昶，知县彭堣、唐源；清有巡抚王艮、王国栋、陈宏谋、陈宝箴、岑春蓂等，在籍绅士前任贵州布政使李元度等，均曾倡议，甚且加以践履。所选开河通商地点有两处，一为南边的南湖港，一为城北的新开河。

南湖港即古之船官，唐代又名东湖，昔通湘江，可以泊舟。据陈先枢先生考证，南湖港原为湘江金盆岭以北东岸的一条支流，与长沙城东浏阳门外的护城河相通，逶迤相接于老龙潭水。南湖港开凿较早，郦道元的《水经注》曾称其为“湘州商船之所以次也”，宋以后逐渐淤塞，明代曾数度疏浚，至清同治年间犹存，惜泊舟无多，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水路运输之需。

新河，原名新开河。因形如弯月，又名月河。过去在城北开福寺后有广袤约二三十顷、周四五里的碧浪湖，俗称黑罗塘，一称黑潦塘，上有九尾冲小溪注入，并可凿通浏阳河以杀捞刀河水势。西与湘江只一堤之隔，掘堤即可与湘江通。若将两端开挖连通，使浏阳河与湘江相接，既方便官商船只停泊出入，且泊舟数量可以万计，被认为是当年长沙省城开河通商的理想之所。

目前所知，首开新河者是康熙年间出任偏沅巡抚的王艮。据乾隆《长沙府志》卷五《山川志》记载，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艮便曾“于城北相度开浚，引大河水从黑潦塘西下，沿新太桥通城外便河，泊舟甚便。”同治《长沙县志》卷四《山川》称当年开挖而成的新河“计长二百七十余丈，宽三十余丈，深三丈五六尺。”奈河身偏窄，岁久淤废。

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九年（1703-1711），赵申乔任偏沅巡抚时，曾对新河加以重浚。

王国栋出任湖南巡抚后，即于雍正六年（1728）向朝廷上《请浚长沙北门旧河疏》，提出若将长沙北门外“淤塞已久”之原有旧河“开挖深阔，可以多泊船只，诚为大便于民之事。不但往来官民船可以避险，其驾小舟以谋生者可以安宿湖港，不致漂泊风波，而且商船四集，来百工则财用足，通百货则生计饶。即肩挑食力之民，有商船往来上下，可以担负累累，亦贫民衣食之薮也。”因“事关为民兴利，似不可缓”，建议于是年冬兴工，所需“工银约费一万四千有奇”，可“先于司库正项内动用”。此次开挖深阔后，因岁久浊泥填壅，舟不能入。

至陈宏谋于乾隆二十年（1755）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两次出任湖南巡抚时，淤塞的新河已“经熊姓重开，为泊舟之用。”但谕令长沙县沈维基前往查勘后发现，“月河一道，上口宽二十丈，下口宽一十五丈，上首之上半截尚有河形，下半截已经淤塞。”陈宏谋并未气馁，在其发布的《墈估长沙月河檄》中认为：“但既有河形，自是可以开河通流之处……如能将下半截开挖深通于湖江之旁，有此百丈之月河与湘江分流间隔，不致有风浪冲击之患。月湖两岸均可泊船，比南湖港气势舒展，泊船较多。”同时决定将月河与旁侧的碧浪湖开通相连，使湖中亦可泊船。陈巡抚深信，长沙省会有此泊船之地后，“运载百货，转移谷米，实为便益”，将会出现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志书记载：陈宏谋“筑分水坝以刷沙泥，开月形渠以畅水势，商民便之”。但至同治《长沙县志》成雕时，新河“旋复淤塞，今但存其名而已”。

咸同年间，曾有两次疏浚新河的动议。一是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因长沙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曾经委员打算重修，“以石多中止”。一是同治四年（1865）冬，有人动议将月河与其旁侧的碧浪湖开通相连，建言于湖南巡抚李瀚章。“公甚韪之，命往勘三次，议且定。有尼之者，遂不果行。”

大约在同治七、八年间，从云南按察使任上开缺回籍的李元度，赋闲长沙，目睹不便泊舟之状，撰《开浚长沙城北碧浪湖议》，建言重新疏浚新河，南侧接通碧浪湖，东北与浏阳河凿通，西面掘江堤与湘江相连接。并称：开浚新河有征地、施工、刷沙、堆土之便利，有利于商、利于民、利于官、利于地主、利于防守、利于风水、利于舟、利于民田之益处。

但上述动议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时才开始付诸实施。时陈抚与晚清湖南巨商在籍绅士朱昌琳商谋疏浚，因工大费钜，议由官绅合力筹办。朱昌琳首认钜资，力肩斯役，于是年冬间起，兴工开挖。因工程较大，决定采取分年疏浚的办法进行。次年戊戌政变发生，陈宝箴被革职去任，朱昌琳亦以力绵，策应不灵，附近农民又以开浚之后，田高水低，倍费车力，籍端阻挠，导致工废半途，所挖之土，在涨水之后，塌入湖中，旋疏旋淤。三十一年（1905）八月，岑春蓂调任湖南巡抚后，鉴于“马路工程自小西门起，中经平浪宫码头，拟造至新河口止，北门外城河起亦至新河……目下铁路公司亦已购地兴工，将来沿江一带地方既为商埠马路之所经，复为铁路货栈之所集，指日北门外将蔚为繁盛市场，亟应将该河开挖深通，与江连接，俾货舶连樯湾泊，而商务亦籍以振兴”。湘江口至浏河沿湖左近之田地、湖滨房屋及附近开福寺荡地，公平议价，分别“由官给价收买”，又派熟悉工程之统带飞翰水师各营准补长安营游击杨明达、候补知县安骧，对整个工程的土方量先后逐段测量勘估，开挖疏浚新河工程遂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908年10月5日）重新展开。

此项工程，除需挖土三十万零九千一百九十八方外，还需车吸湖内蓄水、培筑沿湖堤岸以及宣泄岸外民田积水，建筑石闸（4座），于渡口凤嘴等处修砌码头、建造剥岸，暨培筑河街基址土石等。因此项工程造端宏大，为确保其顺利进行，岑春蓂特派署巡警道赖承裕、绅商朱昌琳总理开浚一切事宜。整个工程被划分为五段，由补用副将袁熙龙、参将张宝源、守备王定国、千总徐振岱、外委李生盛等分别负责招募民工，查照测量丈尺，按段开挖；派委游击杨明远为总稽查兼监查验收土方、支放工款及催趱工程事宜；设立收支所，分派员绅经理，按照所估土方价值，制定按日验收给钱章程，层层稽查，以杜朦领克扣各弊。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天气晴和；疏浚新河的工地上，每日民工达八九千名之多，“胼手胝足，同心协力，畚锸齐施，群情踊跃”。在克服施工中清理满湖没胫淤泥、开掘湖底坚土砂石等种种困难之后，经过3个半月的紧张施工，新河疏浚工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1月19日）全部告竣。疏浚后的新河，河身长六百六十三丈，河面宽二十二丈至八十一二丈不等，底宽十四丈至六十三丈不等，平均计算下来，宽三十丈七尺，深二丈一尺七寸。

此次新河的购地疏浚，银钱合计，所费共银十九万零二百馀两。其中，地价银四万九千三百馀两，工程项下共银十四万零九百馀两。工程款中，朱昌琳捐银七万两（已缴三万两，尚有四万两及其余工费先由牙厘局筹垫，再由朱氏分年归还），政府筹措银七万零九百馀两。

动用民工近万，工程又如此艰巨，竟然“安静无哗，迅速蒇事，实为始愿所不及”；勘验开坝通江后，“民船含尾湾泊，无复风浪之险，行旅甚为称便”。岑春蓂对此甚感欣尉，并对新河一带可能的发展前景信心满满，“开浚此河，他日于商埠行栈货物转运交通大有裨益，目前商务亦可期日旺。”

在新河疏浚后，考虑到今后可能出现“帆樯云集，商民杂处，匪类不免混迹”的情况，岑春蓂指示：“照省河水警办法，设立巡船两只，归水警总局委员督率，梭巡稽查，以资保卫。”

综上可知，新河的开凿是在康熙二十五年，系偏沅巡抚王艮任上之事。此后屡经开浚，旋复淤塞。康熙时的偏沅巡抚赵申乔，雍正时的湖南巡抚王国栋、乾隆时的湖南巡抚陈宏谋等均曾重浚。咸同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李瀚章等也曾动议疏浚，但未果行。最后一次疏浚是在光绪年间，历经陈宝箴、岑春蓂两任湖南巡抚，时阅数年，始告开浚。

民国时期新河一带的历史状况

新河，是清代长沙历史上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到民国时期是什么状况呢？

重新开通的新河呈东北西南走向，两侧分别筑有南堤和北堤，居民主要住南堤一带。2015年7月21日，笔者曾访问过的靳银华（87岁）娭毑的娘家当年就住在新码头一带的新河南堤。东北入浏阳河，形成了新的津渡，名为新码头，居民可由此过浏阳河去其北面。南侧与碧浪湖连成一片，西侧入湘江。

共有四座石闸，其中往浏阳河方向有一座。靳娭毑说：当年“我家面前有一口水塘通新河，两者之间有一个管眼”，她说的“管眼”，据其描述，实际上就是一座石闸。入湘江处也有一座石闸，那次同时受访的彭开亮（82岁）爹爹还和我提到他年轻时在涨水季节经常下到外河湘江去堵石闸的往事，他说：“新河与湘江相通，出口处有管眼，至今还在，是作为排污出口保留下来的。大概有5.5米高，两边砌有麻石，装有石门，未涨水时，门是开着的。管眼的石门可以自动关闭，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时门就关了起来，外河水位低于内河水位时门就自动打开。外河涨水时，石门虽会自动关起来，但留有一条较宽的缝，外河水仍会从那个缝隙灌进新河里面来，需要有人下到水里，用棉被堵塞缝隙后，才能阻断外河水的进入。由于外河水大流急，外坡斜且滑，搞不好就会被洪水冲走，不仅要小心谨慎，还要掌握适当的技巧。得先用一根一头削尖的长竹竿插入河中，插稳插牢后，抓住竹竿试探着下到水里，靠着竹竿站稳，再将递过来的棉被塞进去。因家里在老磡凼作有水田，我的水性又好，经常去堵缝。”

但清末疏浚的新河，并未产生如主议者所预期的效果。志称：“未几又淤。盖湘江漕泄，每岁水涨，泥沙雍淤，水口日益增高，浏河不能通过，仍为塘形。既无停泊之利，遇水涨流接，则北道多一小河，反为交通障碍。”

清末新河虽然效果不如预期，但曾在短暂的时间里，起到过避风防险的作用，同时也利于装卸货物，方便商旅，对新河一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随着北门外一带被划为商埠区，新河火车站及后来三角洲新河机场的修建，新河一带清末及民国时期曾呈现出可观的发展前景。

因新河的疏浚，一块低矮的陆地被湘江、浏阳河与新河圈成了三角洲。据建国后所修《长沙市郊区志》记载：民国7年（1918），48户农民在那里筑圩成垸。因紧靠新河，故名新河垸。该垸堤身标高不到34米，面宽1.5米。居民在垸内进行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但遇洪水则淹，收成不保。

新河地区曾建有火车站。粤汉铁路湘鄂线分长武段（武昌至长沙霞凝）和长安段（长沙新河至安源），新河车站是长安段的起点。该站有着可堪记录的革命斗争历史：1921年3月，因反抗警兵殴打车务工人举行罢工；同年10月，又参加了长武段机务工人职员的联合罢工。1922年9月，郭亮等领导粤汉铁路长武段工人举行全段大罢工，毛泽东亲自领导新河站工人响应，成为当时罢工的有力支柱。罢工斗争胜利后，新河站正式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为中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工会之一。

新河凤嘴以北地区曾建有长沙最早的飞机场。据《长沙市郊区志》记载：民国15年（1926），北伐军在北郊新河大园洲（按：疑即三角洲）修建机场，面积300*300米，设备简陋。民国20年（1931）5月1日，湖南航空处在新河机场成立，配备飞机3架，为长沙机场有民用飞机之始。1933年5月，欧亚航空公司开辟广州—长沙—汉口—襄阳—西安航线，为长沙第一条通向外省的定期航班；1937年3月，增辟长沙至汉口定期航班。日军占领长沙后，新河机场被毁。辜天祐编《长沙县乡土志》（成稿于民国37-38年）记载：长沙飞机场民国35年（1946）后改建，“就旧四十九标、五十标协操坪地址扩充至北站为机场，间作升降之所，尚未开辟航路，其新河机场作废。”

清末新河开通后，这一带随之出现了市街、码头和行栈。民国时期，新河成长沙北门外一个货运、商旅、工厂、学校、官署比较集中的地方。当年长沙的市街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偏僻街巷四等，新河一带逐渐形成了老新河街、新河正街、长庆街、凤嘴等4个三等市街。全市十余家转运公司中（大多集中在小吴门外），有设于新河的裕顺转运公司；14家华洋堆栈中，有设于新河的裕顺堆栈，系由华商开办经营。全市3家较大的制革厂中，开办于新河的有岳嵩制革厂；1915年，左彤轩、陈友梧等集资在新河创建湖南第一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湖南面粉公司），年产面粉16万余石。全市9个邮务信櫃，其中一个设新河；设于各交通要道的41个邮筒中，新河车站设有一个。设于新河一带的学校有：佛教慈儿院，刘国逸、僧开悟等于民国10年（1921）7月创办，收无告儿童教养之；私立平民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于民国12年（1923）秋创办；私立晨光学校，设于新河制线厂，彭一湖等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