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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时珍:陈云章与“时务学堂”

2020-9-15 21:1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727| 评论: 0|原作者: 姚时珍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2002年10月13日。我和儿子的父亲,在儿子的诱惑下,走进了世纪老人陈云章老先生的府上,也就不知不觉走进了中国一段辉煌的历史。
历史是由单个单个的人组成的,一个世纪老人,也就是一部活的史书。这位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原湖南省政协常委、原全国政协委员,是益阳天成人,出生于1911年10月。1949年,军统特务、反共老手、湘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潘佑强在益阳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时任参议员的陈云章策动省长程潜及时撤掉潘,改由蔡杞材继任。蔡于这年3月,由陈老介绍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见面。
经思想教育,蔡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为益阳、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同时,陈老与清朝废除科举以后的第一个学堂—时务学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与陈老没有预约,但对我们的到来,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儿子是第三次与他见面,是儿子在《潇湘晨报》首次独家报道了陈老和时务学堂旧址。我和儿子的父亲与陈老是第一次见面。他老人家吩咐侄孙女拿水果、点心,倒茶,还要侄孙女把所有珍藏历史文物的大门去打开。在陈老连着卧室的客厅里,我们全家三人访问了这位与辛亥革命同时诞生的老人。陈老亲自作导游,将中国的历史一一道来。

三贵街15号文物琳琅满目

陈老住在位于长沙市中山西路的三贵街15号,这是一条颇有历史的老街。最早是清朝嘉庆皇帝的宰相(大学士)刘权之的住所,刘权之有三兄弟,因此这条街被称作三贵街,附近的几条街也分别被称为连升街、接贵街和吉祥巷。戊戌变法时创办的著名时务学堂就办在三贵街15号,陈老在这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在陈老的引领下,我们全家三人跟随陈老走进了珍藏历史的每一张大门。三贵街15号的大门是双页门,铜环配在漆着深红色的门腰上,泻出了历史的痕迹门楣上悬挂一代词人夏承焘的手笔“天倪庐”三个大字,更显示了它的历史的年轮。这里就是清末孕育维新变法的学府“时务学堂”旧址。陈老现在住房的面积,只有原时务学堂旧址面积的八分之一。
院子呈长方形。右边是陈老的住房“思默庐”(陈云章字“思默”)。正对着大门的是陈老怀念父亲的纪念堂—“天倪堂”。陈云章的父亲陈天倪为著名学者,历任沈阳东北大学国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湖南大学第一任中文系主任等职20余年,还曾与著名音韵学家曾运乾教授同任湖南省官书局编撰,合著“中国通史”,在史学界颇有建树。天倪堂,红砖墙,绿色琉璃瓦挑出的门楣,门楣左边镶着历史学家周谷城的题字—“天倪堂”。天倪堂大门上挂着一幅陈天倪自作的对联:“一代宋欧联史席,千秋班马是前身”。横批“高山仰止”。此幅对联是他借史学界的泰斗宋祁、欧阳修、班固及司马迁以自况。天倪堂内供奉着陈老的父母、兄弟、亡妻的灵位,摆设一些名人题字、纪念文字和纪念物。其中有孔德成、李锐及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分别题写的墨迹“天倪堂”;有蒋介石的秘书马鹤龄(现任台湾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父亲)题写的对联“云开海峡一老飞来盛会文坛弘大道(指陈老于1995年重游台湾),章著湘成群仙仰止长留史馆树高峰”。有清末湖南高僧海印的遗像,有清末民初学者、著名诗人王湘绮,书法家黄自元和江苏学政、岳麓书院及城南书院的院长王先谦三人的合影。据陈老介绍,这三位大学者能相聚长沙拍下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绝版。当时长沙只有一家照相馆(在现在的五一广场),三位老先生拍照时已是年过半百了。后来,很多书籍中都采用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天倪堂”里,我们全家三人都惊慕陈老的记忆,他将众多海峡两岸学界与政界名人的题词、字画、书信、照片的来龙去脉介绍得淋漓尽致。我们不时地询问、插话,而陈老的思绪总是清晰流畅。琳琅满目的文物,真是令我们眼花缭乱,活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一堵绿色琉璃瓦盖顶的高墙落在院子的右边,它是整个房子的中心。伫立在“天倪堂”与陈老的住房“思默庐”之间。墙身镶嵌四块碑刻:梁启超手书的“时务学堂故址”,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所书的“时务学堂题记”,李况松的跋及陈云章写的题记。碑文四块一溜排开,显示着这块地方不寻常的历史,1946年,正值壮年的陈云章用1.2万元买下了有8亩面积的时务学堂旧址,成立了中原建筑公司。从此,他与时务学堂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时务学堂旧址掩藏老街

时务学堂,创建于1897年,是清朝废除科举以后的第一个学堂。也是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与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议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比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前身)还早一年成立。曾任中华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成为第一任校长(当时的称呼为“提调”),梁启超为总教习,康有为的弟子、广东学者韩文举、叶觉迈被聘为中文分教习。学堂第一期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蔡锷,还有中国第一个重工业家范旭东,著名语文学家杨树达等。时务学堂的选址,原择定长沙北门外侯家塘,因未动工,暂设长沙小东街(即现在的中山西路)刘权之的旧宅。刘权之是长沙人,为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的进士,在乾隆及嘉庆年间为官50年,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务,而且是四库全书校订者之第一人,70岁时告老还乡,荣归故里。刘宰相从京城骑马坐轿到汉口,后改乘船沿长江过洞庭到湘江,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上岸。宰相回乡,在当时来说算一件头等大事,长沙的乡亲们沿路欢迎,把路过的街道全部取为吉祥如意的名字:太平街、一路吉祥(现改为吉祥巷)、接贵街、连升街(连着升官之意)、三贵街(刘权之有三兄弟)、福兴街、福盛街,小东街(皇帝是大东家,宰相是小东家)。小东街大都是刘家的房子,几十年过去,刘家家道逐渐破落,房子几经易手历经沧桑变迁,卖给了益阳人周桂午(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族祖父),而熊希龄是周桂午的同榜进士,因为要办时务学堂,熊希龄找周桂午租下小东街的房子。
时务学堂的办学经费,由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捐白银7000两支持创办新式学堂外,还有绅士捐集用开矿利润盈余等。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中写道:希望湘人士“仰体时艰,深维图治之本”,“以添设学堂为己急务”对学堂寄予厚望。他还认为湖湘“人文极盛”,而“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湖湘文化在洞庭、衡岳之间蕴积日深,故在国势危亡之时,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开课,并制定了严格的招考制度。教学内容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政学为主义”;二是强调“中西并重”。梁启超对湖南的维新抱有极大希望,他说“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也。”故梁启超在亲自拟订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中说“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如“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等学问。同时,梁启超在讲学时常藉“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他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今日中国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时务学堂的名字,也体现了办学的宗旨,“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梁启超1898年1月生病去上海疗养,同年2月到北京,3月被介绍给光绪皇帝,4月当编译馆馆长。梁启超离开时务学堂后欧甲、唐才常担任讲习,亦以政学教育为主旨,阐明中国经世致用之学,使学生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任之志。7月戊戌维新运动失败,8月5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北京菜市口。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学堂从开办到停办,仅仅只有半年时间,但其播下的维新、政体改革的种子,却有燎原之势。
时务学堂为维新变法输送了大批志士,唐才常、林锡圭、秦力山、蔡锺浩、田邦璇、李炳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跟随梁启超赴日本继续学习,以后其中一些人跟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唐才常与谭嗣同为刎颈之交,谭公被戮,唐才常极为悲愤,庚子年(1900年)夏历7月15日,唐才常决意在武汉起义,倾覆清政,部署既定,而海外接应不至,屡次改期,以至失败。与唐才常同时殉国的林锡圭、李炳环、田邦璇、蔡锤浩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后来,梁启超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演讲时回忆说:“在时务学堂虽仅半年,所得高材生甚多。自我亡命赴日,一班40人有11人随我俱去。
后唐先生才常在汉口实行革命,11人中死难人!”梁启超还曾说“新旧之哄,起13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可以说,时务学堂既为戊戌维新培养了人才,又是戊戌维新的重要舆论阵地。

梁启超题词失而复得

1922年,梁启超应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邀请,重返长沙,住在教育司(现青少年宫旁边)。李肖聃是李淑一的父亲,曾经当过梁的秘书,赵请他陪梁到时务学堂的旧址重游。当时时务学堂的房子已经被湘潭一位姓言的老板租用,开办了一家“泰豫旅馆”,旅馆在当时来说,可算是长沙一家像样的旅馆,用现在的话来讲,算得上星级宾馆了。言老板听说赫赫有名的大学者要来旅馆,备好笔墨恭候,当场请梁启超书写了“时务学堂故址”几个大字。梁启超重游学堂,当他走到蔡锷曾住过的宿舍时,睹物思人,潸然泪下。
106年悠久的历史,使时务学堂见证了岁月沧桑,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战时火烧长沙,千年古城付之一炬,“泰豫旅馆也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而梁先生的题字躲过了这一次大劫难,言老板收藏起梁启超的题字后,于抗战前夕带回了湘潭,墨宝得到了上苍的保佑。
1940年陈云章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教书时,从报纸上得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拟在湖南增办中等学校若干所,其中第九职业学校设在沅陵,分水利、土木二科。经当时的湖大校长胡庶华推荐,陈云章于1940年回到湖南创办这所学校。1945年10月,陈云章将校务委托教务主任徐立代理,自己到长沙筹办中原公司,买下占地8亩的时务学堂旧址,在废墟上兴建三栋房子作营业之用,中部一大块地方准备建筑中原大厦,从中原公司开创到1949年7月宣布停业,实际营业时间为两年多一点。
陈云章与言老板的儿子言泽坤是同学,他得知梁启超题字在言老板死后传给了其儿子,便用40担米从言泽坤手里买下,拟在筹建的中原大厦前坪,建筑“松坡亭”,将梁启超题字刻石树立其中。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章先后在北京水利部任参事,南京水利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无论到哪里,他总是把梁启超的题字带在身边。在湖南大学工作期间,陈云章住在原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大厅侧的一个小四合院内(原为十彝器堂,现为陈列室)屋子非常潮湿,他怕题字发霉毁坏,就把它寄存到湖大图书馆保管。这一明智之举,再次救了这幅梁启超的墨宝。文化大革命中,陈云章家里多次被抄,损失了不少文物,而梁启超的题字却因此而避免了遗失。
文革后期,湖南博物馆馆长蔡季襄陪同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参观湖大图书馆时,看到这幅题字,提议藏到湖南省博物馆有恒温恒湿设备的房子里保管,当时湖大图书馆张馆长不知道字幅是陈云章寄存的,觉得如若损坏,他负不起责任,就立刻让蔡季襄带走。梁启超的题字就这样被存放到了湖南省博物馆。1976年,陈云章去湖大图书馆询问,怎么找也找不到梁启超的题字,当时经手的馆长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没有人知道题字的下落。陈云章以为题字再也找不到了,文革中抄家失落的文物不知道有多少,到后来都是查无对证,更不用说寄放在公共图书馆的东西了。就在他几近失望之时,意外的机遇使他重新发现了梁启超墨宝的下落。
有一天,省博物馆的一位王副馆长的女儿找到陈云章,要了解一些文物的情况,她告诉陈云章说,很早就从博物馆的一幅梁启超的题字上知道了陈云章的名字,陈云章大吃一惊,没想到找了这么久,原来题字藏在省博物馆。陈云章马上去博物馆交涉,要求落实政策,把题字还给他。当时的文化厅的人事处长彭国华,具体负责文化界落实政策的事务,彭国华在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把梁启超的题字还给了陈云章。陈云章一直觉得题字的失而复得是个奇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而这个题字经历了近70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居然能够保留下来,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80年代中期,美籍华人王立平出价2万美金,要向陈云章买下梁启超的题字。
陈云章坚决不卖,他毅然把这一国家级文物捐献给湖南大学。陈云章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他的一生与湖南大学有解不开的缘分,他父亲陈天倪是湖南大学中文系的创办者,中文系的第一任主任,曾在湖南大学执教3年;陈云章自己也是湖南大学土木系的学生,读预科2年,大学4年,并在湖大教书8年陈云章的两个儿子都在湖大读书。梁启超的题字放在湖大保存是最合适的。
陈云章在湖大读书时的老同学,泰籍华人罗武子,为湖大的建设捐出2万美金,其中一部分作为奖学金,他拿出七千美金在岳麓书院建了一座“时务轩”,把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炸毁的唐朝大书法家李北海(李邕)手书的“北海碑”(当时湖大校长胡庶华把残碑一块块拣起来,用水泥拼好,立在岳麓书院废墟上)和梁启超题写的“时务学堂故址”两块碑联在一起,立在“时务轩”中,从此,“时务学堂故址”墨宝,在千年书院之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陈老回顾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情动于衷。陈老觉得自已有义务为恢复时务学堂故址作出努力和贡献。谭恒岳是谭嗣同的嫡系后代,也是陈老的好友,于1994年在台湾创办了中华仁学会,专门纪念和研究谭嗣同他对恢复时务学堂故址也非常关心。湘籍画家黄永玉,对时务学堂的历史也十分关注。陈老告诉我们:他与谭恒岳、黄永玉都有个愿望,恢复时务学堂旧址,使这里成为长沙的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将谭嗣同和时务学堂的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在陈老家里聊天和参观整整3个小时,要不是担心陈老的身体健康,说句心里话,真不想离开陈老,因为在他心中装有太多的人物故事了。
离开陈老时,我们三人心里默默祝福陈老健康长寿。同时深信不久的将来恢复时务学堂旧址会成为现实。

来源:《时务学堂故址与陈云章先生》陈先枢 选编
出版: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长沙市图书馆
时间:201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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