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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文夕大火新考证

2020-9-14 20:0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31| 评论: 0

    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多钟长沙城内发生大火,因大火始于12日深夜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故史称之“文夕大火”。

  大火后长沙流传一副对联:“治湘有方,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张皇失措”这句成语在这场大火中被冠以新的含义,以至于将这场大火的责任归咎于张治中将军身上,就算了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台湾不少保密史料公之于世,而在大陆现存的资料几乎保持原样因此有必要对台湾新出版的史料做一些整理与考证。

  考证“长沙大火”事件前首先必须明白一点,那就是蒋介石与张治中的关系蒋介石对张治中有知遇之恩,对他委于重任由于工作关系,张治中与中共高层多有来往也成为好友,这更多是他很会为人的缘故虽然他的回忆录声称是拥共,那是解放后其身份发生了变化其实也是说辞。

  因为在关键时刻如1927年3月,武汉“讨蒋大会”刚落幕张治中完全可以加入中共队伍,但他选择了悄然离汉赴沪加入蒋的阵营1933年的“福建事件”,张治中一马当先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张治中抵制何应钦的武装解决方式,认为这样将会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也表现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

  知道这层关系我们就不难看出“长沙大火”事件的背后其偶然与必然的结果。

  一、国民政府高层对“焦土抗战”的分歧与执行

  “焦土抗战”的方式政、军、学界均有人提倡,上至李宗仁下至傅斯年然而作为领导阶层的蒋、汪却有不同的理解。

  1938年元月12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在《中央日报》撰文发表《如何使用武力》一文中说道:“所谓焦土战者是因战而至于焦土,绝不是不战更绝不是即使不战也要焦土。”他认为前者产生的焦土可以发生效力形成影响,而后者会影响沦陷区的民生消耗民力,难免结怨于民

  蒋介石对此却另有解释早在1937年11月27日,青岛快沦陷时就发电给青岛市长沈鸿烈,命令“青岛敌人产业接电时应立即根本破坏为要”。其后在广州、武汉失陷后于1938年10月21日,发电给重庆行营张主任(张群)转汪先生修饰的《告国民书》内中明确指示“即非焦土亦成空城”。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蒋介石无视内部的反对意见,坚决实施焦土政策10月25日上午,蒋介石下令对武汉实施爆破要求守军转移。“武汉之爆裂破坏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也”更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对郭忏没有全部完成破坏任务感到不满。

  因此对长沙采用焦土政策是必然之事,虽然关于长沙焦土政策的命令下达只有张治中将军的孤证,但从后期戴笠等人的电文、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命令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下达,是存在的

  二、大火发生后新披露的重要人物资料

  这些新整理出版的史料或许可以解开人们的疑团,从这场大火的发生与处理有个更深刻的认识

  大火发生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11月15日才闻之“敌陷岳阳。长沙昨天大火大概是我方准备撤退,故纵火自焚报纸今日已无长沙电报,大概敌虽未到我方已完全撤退。方秘书叔章、邓参事介松均湘人莫不愤慨万分,骂湘省当局既不死守即不宜纵火。闻前湘主席今内长何键,骂张治中(主席)更为厉害军委会闻即迁来重庆,委员长亦有不日来渝之说大概以湘南、衡阳一带为军事中心的计划,亦难实现了……”

  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世杰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实权极大的官职有关国共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工业、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高级智囊团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最后裁决提供重要参考。同时王世杰还担任中央训练团总教官是位实力派人物。11月13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长沙今日大火我军已显然准备放弃长沙”;11月14日的日记写道:“长沙大火显系我军事机关预定行动。燃烧范围之广中外骇然;即长沙对岸之湖南大学等校舍亦被烧毁,尤为可骇湘人之在渝者闻甚愤慨;至以‘不抗战而焦土’责备守军守军之撤退,或为军略上之必要肆意纵烧,甚至并学校文化机关亦在其列似无可恕”。

  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将军(抗战时军委会四巨头之一)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以来,长沙电话电报不通只知城中大火,据长沙逃出市长席某午后过此称:渠(注:他)见城中大火……”所记载的是时任长沙市长席楚霖所述内容。14日所记“长沙大火昨夜尚未熄据派往查看之参谋回称:张主席现容唐公馆,其左右云张主席原令敌至距长沙五十里时放火,执事者误会提前现长沙已烧去四分之三云云。且云烧死人民很多。果尔则关系尤大蒋先生有似亲往视察必要。又陈辞修(注:陈诚)对放火未商渠颇不怿谓前线平静,后方如此紊乱交通皆坏,万一前线因此发生意外、动摇何人负责?渠住张亮基公馆幸阻未烧(或谓此事戴雨农亦参加,似已取得蒋先生同意者按前次汉口之破坏即由戴(笠)执行之。余于二十四傍晚尚切嘱其再以余意询蒋先生果必行时再执行,当时戴似重余说者不悉何以又有此举,是真不予人民留之生活耶?余确认此等举动与敌无甚损与我有大害也)……”

  从几位政要日记来看对于焦土抗战之必然结果似乎没有疑问,虽然汪精卫、于右任、王世杰、徐永昌等人极力反对敌未到而焚城但丝毫没动摇蒋介石内在的决心,他绕过众人独自指使心腹执行,这也是众人无可奈何之处

  三、日记中的证据与内情

  接下来看看一些调查情况与亲临者的记载对此场大火有个整体认识。

  到了11月15日大致情况收集得有些眉目了,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道:“长沙大火在十三日晨三时,由各街口烧起(据魏盖三云同时四十五处火头并起),宪兵、警士事先预知由很有条理的穿某便衣者,用统制汽油统计发火据为章云(为章今晨归)(为章即刘斐),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治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到韶关时,接辞修(陈诚)电话谓张无故放火,寻陈又电话谓已悉张当时亦不知,并谓伤兵被烧不可胜计。人民数字更惊人(余不忍写亦恐不确),军用器材无算呈请辞职与派员彻查,且谓同将继烧湘潭及其某一处(即敌能到之处皆要先烧)。蒋谓恐系共党所为林、刘(林蔚、刘为京)谓共党何能指挥宪警。似系戴笠所为蒋先生决其不能,或谓系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所行因蒋先生郴州命令张文伯,曾转酆令其准备也(放火日张尚叫某某厅,电限三日将应运出者办完)。”

  16日徐永昌日记提到责任追究时,“健生(白崇禧)云张文伯(治中)电谓放火者似另有系统。敬之(何应钦)谓系指酆悌。哲民午前即云系将张文伯的预备命令给提前实行了。五时许蒋先生亲如长沙视究放火事”。

  1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又写道:“周恩来云,长沙放火约在夜二时半渠三时惊起,附近火头已多放火兵士持汽油浸透之棉花,先叫门喊避遂即点火,亦有一面喊敌人已来而火早已点着。人民究竟听见与否或全喊到没有,不得而知周于急遽中询何事,谓奉令放火周于晨五时离长沙,全城似有二分之一起火只见沿途被烧伤兵在爬喊并云火势午间已止……”

  1938年的陈诚日记缺失但他的家书(11月20日、11月21日)分别谈及长沙大火,一是酆悌死得冤枉二是质疑蒋介石为什么把放火的事交给地方,而不交给他(军队)

  戴笠在长沙的活动主要是监督执行(本人原有文专述)从他留下来的文电稿中可知,这场大火是有计划安排的但发生的时间,是偶然失误造成的

  其实不难看出这场大火是必然发生的。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认真履行其职责,对焦土抗战是没有异议的为了保证在长沙不出现武汉、广州等地的焦土策略“失误”,他做了周密、详尽的安排由于在操作层面的管控不到位,导致这场大火提前发生给长沙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平心而论对于民居、商店、标志建筑物等的损坏,只是早晚问题谁也改变不了。

  四、事后处理点滴

  11月14日下午钱大钧受蒋介石命令,前往长沙视察飞机场之破坏程度一面并考察长沙焚毁实情。钱大钧日记中记载:蒋介石言“并谓此乃行政长官应负之责警备司令酆悌不负责任,应予拿办等因”只好连夜从韶关至坪石,然后换乘汽车返衡(阳)于上午1时出发,经乐昌、耒阳于晨6时抵达衡阳寓所。在当天(15日)日记中写到“此次长沙之行殊难复命,因易得罪朋友也”

  钱大钧16日凌晨一时从衡阳出发早上六点半抵达长沙,立即前往唐公馆面见张文白据日记上记载:“长沙纵火问题,据文白言12日前后,得蔚文(林蔚)电话及委座限一小时到之电报,即召集会议规定敌占汨罗后,纵火焚烧……”下午见到陈诚后再次证实“委座确有命令准备”。晚8点蒋介石赶到长沙,询问了钱大钧所了解的情况

  17日上午九点蒋介石召集文白巡视全市,旋招樵峰、辞修、文白、蔚文、慕尹(钱大钧)等商谈如何对外宣示一事,蒋介石提出是汉奸纵烧遭到陈诚反对,最后协商统一口径是不良分子乘间纵火……关于惩治一事,初欲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后改为就地办理。

  18日对长沙案之审询,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钱大钧担任,蒋诉心副之当天恢复了电话电报。钱大钧日记中写道:“下午六时起审询酆悌、文重孚、徐崑三人彼等尚不知危险已极,供时尚侃侃而谈也每人约审询一小时,至下午十时始竣事”令法官连夜拟妥判决书,19日交委座核判虽然文白一再活动,祈求挽救酆悌性命然蒋介石坚持将三人判处死刑。

  在蒋介石的文档里没有其安排长沙焦土命令的相关内容,想来因是个人行为为“避嫌”而没有记载。13日所记“长沙城发火焚毁甚惨,闻之心痛地方人员不力,殊为浩叹如武汉非由自我主持至最后一日,出此意外更贻笑中外,幸而武汉撤退秩序整然更觉自慰也”。

  16日记曰:“自恨平时不能信赏必罚痛绝愚懦而所以遭此不测之灾也。”

  17日记曰:“辞修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至能代人受过之将才更无其人也。”

  19日酆悌等三人判处死刑,蒋在日记中记曰:“只有安置其家属聊以慰私而已。”

  五、结论

  长沙大火让长沙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并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民国政府档案》(中部各省灾害救济)记载:“长沙原有房屋31,884栋全毁20,838栋,半毁299栋剩存10,747栋,全毁栋数约占原有65%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死亡人数依发掘掩埋尸首计算至少639人。”

  这场大火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忠实执行的结果。可以说这场大火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而已。

  从众人的日记来看张治中将军确有失职之处,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无人指责是他下令放火。事实也是如此起火之时,陈诚、周恩来、戴笠等要人均未得到通知而负责具体实施的酆悌也在睡觉,可见绝非张治中下令此等谣言可以休也。

  蒋介石坚决判处酆悌三人死刑也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缓和“焦土抗战”反对派的杂音也算给长沙乃至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从钱大钧11月15日日记中就可以发现蒋介石此时已经把替死鬼酆悌锁定。

  一副对联让张治中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或许就是当时长沙人民对统治者的控诉以致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有意无意把矛头指向张治中将军吧

作者:任理

来源:《文史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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