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 浴火重生 1938年11月17日，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的第5天，周恩来在长沙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所属人员做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道：“一定要向受灾人民讲清楚，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要鼓舞人民振作起来，重建家园，稳定后方……” 1938年11月20日，长沙文夕大火案审理结束，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张治中等人革职处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火案在两天之内便匆匆结案了。 案件审理结束后，社会上流传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 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此时的张治中已经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11月20日，张治中发表了一篇《省主席引罪自谴》布告，在布告里，他除了对起火的原因，即军警误信流言，惊慌失措以及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以致引发大火，作了与其它官方文告相同的说明外，还特别表述了自己的内疚之情，他说道：“目击灾民荡析流离，深痛用人失察，遭此巨灾，神明内疚，罪戾实深！” 1938年11月16日，在文夕大火发生的第4天，周恩来与政治部三厅的部分人员返回长沙，开始组织领导救灾工作。实际上，11月13日凌晨，大火发生的当晚，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逃出火海，来到湘潭后，在当天下午，他们就曾经返回长沙附近，但是大火熊熊，根本无法进城。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返回长沙，约同张治中、陈诚、席楚霖等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同时，他还发出电报，命令已经抵达衡阳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四支演出队和一支抗日宣传队共计123人也即刻返回，与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司令部共同办理大火救济安抚工作。 在文夕大火惨案发生的危难之时，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面前，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表现出了精诚合作、积极善后的态度。 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及社会各界人士近60人组成的班子，主要领导火后救济工作。主任委员由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尹任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中共党员田汉及原长沙市市长席楚霖担任。 救济委员会成立之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在长沙市及周边县城，救济委员会设立了10多处收容所，用来安置和疏散难民。与此同时，市区清除街道和恢复市场与交通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曾经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当时身为长沙青年会总干事的张以藩以及他的爱人朱铁蓉夫妇也参加了当年的救灾工作。在救灾期间，他们借住在一个外国朋友家里，在那里，他们又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些有关长沙文夕大火珍贵的照片就出自于这位美国朋友之手。 这个为现在留下了许多珍贵历史镜头的美国人中文名叫沙一二，后来改名叫了肖约，他所拍摄的这张几万人聚集的照片反映的就是12月9日，在长沙教育会坪给难民发放救济款的情景，当时国民政府为每位灾民发放了法币5元的救济金，折合成光洋大概有3到4元左右，可以买大米100斤或者是高级香烟两条。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少。 后来据统计，在整个救灾期间，国民政府及湖南省政府等机构，先后发放救济款92万元，救济灾民12万4千人。 11月19日，大火后的长沙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一个市场，其中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紧接着，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前也出现了一列露天摊贩。 11月21日，省邮局开始在市内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邮政业务全面恢复。 11月29日，长沙火车站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 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12月22日，大火一个月后，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文夕大火过后，长沙成了中日主力部队交战的主战场。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日军三次大举进犯长沙。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三次会战日军均从长沙败退，长沙成为抗战时期阻击日军长达五年之久的城市，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 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人数达到30万，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对不断丢失城池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时，此次大捷也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首开胜利的记录，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 如今，当年抗击日寇我军所挖的战壕，现在还依稀可辨，那些守卫长沙城的官兵，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在城郊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军全团仅仅剩下50人生存，最终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英灵永远留在了这青山苍翠之中。 随着日寇三次进攻长沙的失败，华中的战局相对稳定，大批逃难的长沙人又回到了他们眷恋的乡土。尽管这时的长沙城还是一片断壁残垣，但长沙人民仍以罕见的顽强意志和勇气，重建家园，支援前线，帮助和接济兄弟省市。 当时广西、云南等地涌入了大批难民，人口猛增，粮食紧缺，而长沙在遭受了文夕大火之后，仍然向这些地方支援、运送粮食。大火过后，湖南每年支援前线及兄弟省份的粮食为1000多万石；棉花70多万石，棉布500多万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支援抗战前线的粮食远远超过了5000万石，名列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此外，在八年抗战中间，全国一共征兵1300多万，其中湖南就有200多万，占征兵总数14%以上，与其它省份相比，湖南输送的兵源是最多的。 在文夕大火发生的30多年后，国际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被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现在，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文夕大火的记忆，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转变成了一种学术上的争论。那么文夕大火到底有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长沙的作用呢？现在说法不一。 翻开当年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到，在1938年11月26日，蒋介石主持了被载入史册的南岳军事会议，除国民党数十位高级将领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张治中等人参加外，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五个，其中重要的两个议题，一是确定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二就是对长沙文夕大火事件做出检讨。 对于文夕大火，蒋介石作了以下训示，他说：“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事件上可以得明确的教训。”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番检讨还是诚恳的，但是同时他也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政权、集团、个人的事业，而是一项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事业。 1938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完全赞同在必要的地区上，用坚壁清野的方法来打击敌人，即使蒙受重大的物质损失也在所不惜！但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的、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火焚”办法，这种办法将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 如今，当人们再次回首长沙文夕大火时，人们除谈论它在战略上的对与错，物质上的得与失之外，还应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2005年11月4日，一座纪念“文夕大火”的警世钟雕塑伫立在了长沙市天心阁公园内，雕塑由两个巨大的断壁残垣造型和一口大钟组成，钟高2.7米，重为2.8吨，距离地面1.4米。雕塑之下是仿古麻石地板，四周围有砖块和砂石，反映了当年被大火烧后的场景。 八天之后，也就是2005年11月12日上午九点，在文夕大火发生的67年后，警世钟发出了第一声宏亮的钟声，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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