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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纪录片《长沙文夕大火》解说词

2020-9-14 19:5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833| 评论: 0



第三集 火变之夜

在湖南省的版图中,长沙以北方向有这样两个地方,一个叫新墙河,是距离长沙120公里的一条河流,一个叫新河,是距离长沙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一片水域和陆地的地名,这两个地方相距100多公里,名字却只有一字之差。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也许就因为这一字之差,长沙遭受了灭顶之灾……

1938年11月12日午夜,长沙全城戒严,按照省主席张治中的指示,他要在13日凌晨4点检阅鄷悌等人为焚烧长沙所做的预习准备。晚上12点,由警备二团和社训总队组成的100多个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燃料到达了准备位置,可是一部分队员却开始将燃料浇在了房屋上,长沙变成了一个汽油库。此时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纵火队员都在焦灼地等待。在等待中,市内传播的“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让他们惊恐不安,埋怨政府没有安置他们的家属,担心会遭到与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命运。

在恐慌中焦灼地等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现在人们不得而知。可是长沙却没有在这种等待中安然渡过。在距离张治中检阅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的时候,,南门方向突起大火,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火起,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窜向空中,大火开始在全城蔓延,长沙成为一片火海……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却变成了正式的焚城行动,这中间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凌晨两点在南门首先燃起的大火,显然是导致全城大火的首要原因,可是按照许权所起草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举火要有四重步骤: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听警报,四是天心阁上有火炬。而南门并不是发布点火信号的地方,为何会导致焚城行动的提前呢?那么是不是当晚情况有变,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张治中与鄷悌等人直接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呢?

《长沙市火变一日记》是当时张治中在大火过后记载的实情实况,文中记述了他从11月12日上午9点到13日凌晨四点的日程活动,在起火前的几个小时里,张治中的活动如下:

12日晚11 点,他在从武汉撤到长沙的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讲话。

13日凌晨1点多,张治中由以前的城南寓所磬园搬到了城东的唐生智公馆。
约凌晨1点至2点之间,他打电话找市长席楚霖,询问搬运军需品的800个民工是否找好,此处与席楚林的回忆吻合。

将近凌晨2点,张治中就寝,刚入睡,副官来敲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张治中披衣起床,看到已有三、四处火起。再过不久,约凌晨3点,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

之后,张治中接到鄷悌的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

从张治中所写的这篇文章以及火后的调查,可以看出张治中在当晚并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那么长沙警备司令鄷悌有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呢?他那天晚上又在做什么呢?

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在后来写的《长沙大火纪实》中,可以看到,当晚8点钟,鄷悌在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队长王伟能开会,传达完张治中的指示之后,便回家睡觉去了。

由此可见,鄷悌当晚也没有直接下达放火的命令。由于起火的南门属于警备二团徐昆所管辖,而徐昆又是举火行动的正指挥,那么会不会是他下的命令呢?由于在大火发生几天后,徐昆即被逮捕,执行了枪决,所以他是否直接下令放火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副处长史说后来所写的一篇回忆《长沙大火见闻录》中,似乎可以把对徐昆的怀疑排除在外。

在这篇回忆中,史说写了这样一段话:“睡下去不到一小时,我的勤务兵惊慌地推醒了我,说省府东北西三面都起火了,我急忙起来,办公室里电灯还冷清清地亮着,摇电话给徐权和张治中都摇不通,总机报告通往外面的电话线都断了。我弄得莫名其妙,难道日本兵来得这样快?起身坐上我的小汽车,想到外面去看一看。将出大门,碰到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骑了一匹马到省府来,他看到我的车子,下马扳住车门,问我,‘徐处长呢?’我说,‘我正要找他,外面怎么回事?’他哭丧着脸说,‘我……我……我也不清楚怎样烧起来了。’

从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徐昆对于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也是相当意外,由此可见,徐昆当晚应该也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既然这几个焚城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直接下令放火,那么这南门的第一把火究竟是如何燃起的呢?

文夕大火发生后,人们对于大火的起因一直众说纷纭,不过那个“日寇已杀到长沙近郊新河”的谣言,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关键原因。

当时,日军实际上还远在长沙以北120多公里的新墙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已调集兵力,决定与日军在此决一死战。而长沙近郊的新河则距离长沙3公里,两个地方的名字仅仅只有一字之差。那么日寇明明是在新墙河,却又是怎么被误听为新河的呢?现在流传于世的说法,大致有四、五种版本:

在那个被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夜晚,这个谣言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当南门方向刚起火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便判断是“失慎”,也就是意外失火,当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时,文重孚竟说:“警察局都撤走了,消防队也撤走了。”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火起,许权判断是放火,但是此时救火已经不可能了。就这样,一次焚城前的预习检阅变成了一次正式行动。

那么南门的第一把火又是如何意外发生的呢?从当时长沙已经成为一个汽油库这个情况来看,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有可能造成火灾。

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究竟是不是引起第一把火起的直接原因,现在已无从考证。在大火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

文中说道:“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此文在经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修改后发表,之后所有的官方文告对长沙文夕大火的说明都如出一辙。

其实不管是纵火队员缺乏基本常识,还是自卫团员丁森等人出于义愤,自焚其屋,长沙文夕大火的发生都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突变。但是,由于恐慌,警察擅离岗位,湖南军政当局因为疏忽造成指挥失控,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对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起因,后来张治中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道:“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士兵,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然而大火过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湖南籍知名人士,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人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底查清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美驻华使馆接到湖南英美侨民的报告后,立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要求处分张治中。

而一向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趁机兜售他“再战必亡”的无耻论调,还以批评焦土抗战为名,大肆攻击蒋介石的抗战方针。针对汪精卫的言论,在延安领导敌后抗日的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要警惕有些人借长沙大火事件攻击蒋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人以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日军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充满了奚落与挖苦。

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到11月12日已经疏散90%,可是如今长沙全城焚毁殆尽,于是,社会各界要求严惩纵火责任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8年11月13日,也就是文夕大火发生的当天,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给蒋介石拍了一个急电,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而是地方长官轻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重大,至恳委座亲临处理。”

11月16日,蒋介石抵达长沙。

蒋介石一到长沙,就将张治中、鄷悌痛斥了一顿。接着,在张治中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到市区视察。沿途所经之处,无不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焦土一片。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视察完之后回到寓所,立即就叫人将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收押在了容园。之后,蒋介石下令军法分监立即组织会审,审办大火事件。

11月18日上午7点,张耀宸等三位军法官对鄷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进行预审。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两人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鄷悌则供认,大火的起因是由于他在布置工作时的疏忽所引起,愿受国法最严厉的处分。

第二天,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蒋锄欧担任。

经过一天的审讯,钱大钧、蒋锄欧等人维持了初审的结果,仍然判处鄷悌20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徐昆5年徒刑。之后,便将终审的判决书呈送蒋介石。

得到蒋介石的批示后,张耀宸等人重新拟定了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渎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当判决书再呈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批示:文官叫渎职,武官叫辱职,就亲笔将渎职殃民,改为了辱职殃民。之后,军法官们连夜又重新拟了“辱职殃民、各处死刑”的判决书。就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案仅仅在两天之内就匆匆审理结束了。

文夕大火结案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向社会公布了对大火相关责任人的全部处理结果,结果如下:

一、 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二、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 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 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 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0日早晨,鄷悌、文重孚、徐昆三人被压赴刑场,今日长沙繁华的侯家塘就是当年执行枪决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片丛山野岭,在赴刑场的路上,鄷悌低头垂泪,一言不发,文重孚、徐昆则高声谩骂,直到临刑前尚未绝口。如今这三人被分别埋葬在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桃江县黄土仑村和新宁县的庄姜村,现在坟墓上已经杂草丛生,几乎难以辨认。60多年来,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座坟墓的墓主是谁,也几乎从未看见过他们的后人来这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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