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故离开长沙。 随着梁启超离开,攻击时务学堂的流言蜚语开始在长沙知识界散布,或谓陈宝箴对梁启超已有意见,或谓陈宝箴将调王先谦取代熊希龄出任时务学堂总理,由叶德辉出任总教习,或指责熊希龄不该聘请广东人出任分教习,更不该同意梁启超让学生读《春秋公羊传》,散布康有为异端邪说,“议论纷纷,是非莫辨”。 流言蜚语对时务学堂构成相当负面影响,再加上梁启超已不在长沙,学堂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对谣言传布极为愤怒,相率辞职。后在唐才常再三挽留下,勉强留了下来,但心中不满并没有平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批评黄遵宪、徐仁铸,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和梁启超。他们强调,湖南民风素来淳朴,本为一安宁的世外桃源,不料黄遵宪到湘后,提倡什么民权之说,民风为之稍变;而自徐仁铸来后,肆意传播康有为异端邪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自熊希龄力邀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梁启超大畅师说,鼓吹什么孔子改制,什么新学伪经,深刻影响湖南学子,改变了湘湖文化原本纯正的学风。 在这封具名的检举信中,宾凤阳等人还指出,梁启超等人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他们搜集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读书札记上所作批语,专门挑选那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文字提供给王先谦,请求王先谦利用自己在湖南知识界影响力,出面要求湖南行政当局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辞退梁启超,另聘品学兼优者。 其实,王先谦早已对梁启超传播康有为学说有所不满,所以当他收到宾凤阳等人检举信后,大为震惊。他强调,清政府鼓励开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采纳西学,但并不是让中国人去信奉西教。西教流行,在中国已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真西教。其言平等,则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权,则西方国家或有君主,或有总统,也并不是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域!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学,似觉远于事情。且康、梁之说,无异叛逆,此岂可党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学堂败露,尚敢自号为新党乎?” 在王先谦看来,梁启超在湖南鼓吹康有为异端邪说,就不仅仅是思想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大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社会稳定等。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谦联络湘籍士绅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刘凤苞、蔡枚功、汪概、黄自元、郑祖焕、严家鬯等人,于6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了一封联名信,并附上宾凤阳等人写给王先谦的检举信,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这封信除了控告梁启超,还涉及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及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他们请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斥退主张异学诸人。 王先谦等人检举义正辞严,似乎应能获得陈宝箴同情和支持。无奈在这封检举信送达前,陈宝箴已获悉在长沙街头到处流传着署名宾凤阳等人的揭帖,此揭帖内容除了王先谦等人检举信及所附宾凤阳信件外,还有不少对时务学堂的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学堂教席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性鸡奸”等,这就有点捕风捉影、不负责任了。结果,待王先谦等人信件送达时,陈宝箴大为光火,觉得此揭帖“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陈宝箴批示:此等下流污蔑之语,对于被诽谤学堂、教席毫无所损,但其根本用意是为了解散时务学堂,阻挠新政,既违背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陈宝箴指示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查明此事,彻底根究。 陈宝箴不仅没有同意王先谦等人辞退梁启超等人的要求,反而借此机会要求追究宾凤阳等人造谣惑众的事情。王先谦闻讯后极为恐慌,立即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声称遍询诸人,均未见长沙城中有此揭帖,他认为此揭帖可能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痞徒”乘机播弄是非,有意向宾凤阳及岳麓书院栽赃。他还向陈宝箴保证,宾凤阳是岳麓书院“品学俱端”的学生,决不会有此“造言恶习”。他甚至流露出自己的委屈,有意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职务。 收到王先谦这封辩解信后,陈宝箴心中的愤怒依然没有缓解,他在回复王先谦的信中指出,此揭帖中的下流污蔑之语虽不能遽然断定为宾凤阳等人所为,但也不能不令人怀疑。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之词,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于心不安,即使不顾及受诽谤的人与之为难,亦当考虑用什么办法进行辩白,有以自处,而宾凤阳等人却选择了持续沉默,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他劝王先谦相信事实总会调查清楚,既不要过于偏袒自己的学生,更不必因此而辞职。 收到陈宝箴复信后,王先谦第四次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而陈宝箴再复书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陈宝箴还是给王先谦留足了面子,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陈宝箴为王先谦留足了面子,但王先谦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梁启超的攻击,他以岳麓书院山长身份联络城南、求忠两书院,以三书院学生名义邀请全省士绅出面订立《湘省学约》,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等人: 声称湖南开办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而起。但学堂用人不当,竟然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出任中文总教习、广东人韩文举、叶觉迈等为分教习,他们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知之徒,翕然从之,其始在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改。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更为严重的言论如谓何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臣民平权,君统太长等语。似此异端言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光天化日之下,魑魅横行,是湖南之不幸,学界之大患。 王先谦等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以纠正康、梁学说对湖南知识界的影响。 康、梁学说在湖南确实已有相当影响力,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这个势力面对挑战决不会不战而退,而是进行了顽强抵抗。当《湘绅公呈》送达陈宝箴后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湘籍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向陈宝箴呈递“整顿通省书院”请求,针对全省书院积弊,提出从七个方面进行整顿: 即一、定教法,聘请纯正博学、兼通中西者编定教法章程;二、端师范,书院不再由庸陋绅士占据山长位置,聘请明正通达之士担任; 三、裁干修,即将那些挂名的山长或出工不出力的山长,或不称职的山长,统统裁撤,废除他们所领取的干薪; 四、定期限,规定书院山长不能任意决定到院时间,凡山长住院每年以十个月为度,不得视书院为传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致负朝廷殷殷教育至意; 五、勤功课,厘定各书院课程,规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新式学堂那样中西并学,亦须令学生每日必呈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不能再托人点窜; 六、严监院,改革书院内部管理制度,废除由学生选斋长的办法,改为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绅士充当,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 七、速变通,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若听其主持书院,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应仿江苏另延山长办法,将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筹款项,邀请博学者主讲,以免旷时驰业,致误学生前程。熊希龄等人这些建议切中湖南各书院弊端,其预设目标就是岳麓书院,而岳麓书院院长就是王先谦。 时务学堂人事调整,大致平息了因梁启超异端言论而引发的所谓湖南新旧冲突,湖南知识界大致恢复到时务学堂创办前的均衡。湖南维新势力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据邹代钧致汪康年信: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嗣同、熊希龄为深仇,谭虽得保荐而去,熊则仍居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以计较。学堂事熊虽交出,费尽许多心血,实一言难罄。 邹代钧与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原本都是很好的朋友和维新的同志,一个湖南时务学堂的成立与解散,却使他们变成路人,变成仇人。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长沙文库 | 长沙文史网 ~ 名城长沙网旗下分站 ( 湘ICP备08005393号 )
GMT+8, 2024-12-6 06:11 , Processed in 0.099326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