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费、人事权力、名分的纠缠

（一）学堂经费筹集及利益冲突。根据预算，时务学堂每年所需经费约为15000两。为了这以款项陈宝箴、熊希龄、蒋德钧等人费尽周折，最后得以解决。首先，陈宝箴应允每年从湘省矿务余利中拨款补助，但矿务总局也刚刚创立，连自身经费都靠借款，更无余利来补助时务学堂了。于是，熊希龄和蒋德钧把筹款的方向放在争取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上。因为根据张祖同透露，湘省督销局尚有未收的加价湘省盐厘一项可以想办法，“每年补收此项，应有银一万四千余两”。熊希龄与蒋德钧闻知此情，欣喜万分，随即禀请陈宝箴予以支持。陈对此自然深表赞同。1897年4月29日，蒋德钧与熊希龄经由武汉抵达上海，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拨此款。5月2日，呈送《为时务学堂经费呈刘坤一批》，请求刘坤一：“于湘省东征筹饷部议加增二文内，每售盐百斤补缴银二分，由总局汇收转发，以为湘省时务学堂常年经费。”刘坤一虽对长沙时务学堂的创办“曷胜佩慰”，但其批文则曰：“候行湖南督销局，查明各盐行未缴若干？补收岁得若干？覆候核办。”回长沙后，蒋德钧经与湘省督销局总办易顺鼎交涉查核，果有应补缴之盐厘14000金。而刘坤一不愿将此款全部拨给湖南时务学堂，谓“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只同意拨给时务学堂一半，另一半拟分给江南支应局收用。熊、蒋虽多方力争全拨，刘坤一始终不肯答应，无奈只好作罢。

也就是说，时务学堂的第一批经费7000两，已有了着落，但其缺口仍然很大，只得另想变法。此时，陈宝箴查到1897年四月总理衙门咨复安徽巡抚邓华熙筹议添设学堂请拨常年经费的一个奏折。于是，陈宝箴援引邓华熙设立学堂时动用公款的办法，于1898年2月12日，上奏《设立时务、武备学堂请拨常年经费折》，请准“每年于正款项下拨款一万二千两酌充两处（时务学堂与武备学堂）常年经费”，清廷准予所请。此外，陈并饬由省署提拨公款3000两以充时务学堂开办费用。1898年5月14日，陈宝箴又上《拨盐厘加价款用于学堂备案片》，对时务学堂的经费筹措作了详细说明。至此，时务学堂的经费基本得以解决，即湘省盐厘加价二分之7000两，朝廷正款下拨12000两中的6000两，再加上湘省署公款3000两（学堂开办费用）。

从表面上看，学堂经费主要来源于朝廷与地方拨款，无须相互推诿、扯皮、生发纠葛。然而在实际的经费使用和分配中，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其牵涉及个人实际利益时，难免你争我夺。

其实，早在时务学堂创办动议之时，王先谦、张祖同与陈宝箴、熊希龄、蒋德钧因谈及经费问题，就有了芥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七日，熊希龄在《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中指出：

前年冬王益吾师、张雨珊、蒋少穆与龄议立宝善成制造公司，本有请拨借公款三万两之禀。嗣因老伯批语有“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二语，王益吾师、张雨珊大不满意，以为未办事先受申饬，复改为少领公款。嗣少穆（即蒋德钧）嫌其迹近谋利，乃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

可见，王先谦、张同祖早就打算的是宝善成制造公司的利益得失，而非时务学堂，这一点被陈宝箴一眼看穿，于是对陈宝箴产生了意见。后来，湖南盐厘加价部分的7000两经费落实后，王先谦、张雨珊、陈程初却以时务学堂原本该属宝善成制造公司名下为由，要求掌握此笔经费，但想尽办法都没有达到目的，自然遭到熊希龄等人的反对，“王、张种种设法，无非为此7000金不归私握之故”。据说，当熊希龄、蒋德钧前往上海向刘坤一请拨学堂款项之时，熊希龄擅自在申请经费的请禀上将机器制造公司删除，只以时务学堂的名义请拨，“改窜禀词，专以时务学堂为言”。所以，待刘坤一批准这一方案后，机器制造公司的各位绅董就此发生了分裂。蒋德钧飘然入都，不再回湘。而王先谦等因公司经费紧张，经营无甚效益，对熊希龄所为及把那部分经费全用于时务学堂很有意见，王先谦又诉之于陈宝箴也没有得到改变，于是对陈宝箴也生意见。

（二）学堂人事权力之争论。毋庸讳言，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离不开湖南官、商和开明士绅的努力。又因时务学堂前后存在两年多时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期间牵涉到的人和事相当繁杂，尤其是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往往从各自不同立场、利益、关系等出发，必然会产生人事安排、权力分配、资源调配等冲突，由此而引起的纷争可以说贯穿时务学堂始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秋冬之交，湘籍士绅蒋德钧、熊希龄、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陈程初等一起创办宝善成制造公司，遂有创设时务学堂之议，并向巡抚陈宝箴递交了请求设立学堂的禀书。因陈宝箴早有提倡新学、培植人才的打算，故接到禀请之后，“惊喜叫绝”，于当年十二月批准立案，亲自“命名时务学堂” 前述学堂经费由朝廷与地方政府出资，时务学堂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机构，这样一来，时务学堂虽由王先谦等人动议创办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之下，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官办机构，不过，在名分上仍是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开局之初，刊发关防，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学徒，俾通制造。”当时除王先谦外，还有熊希龄、蒋德钧、张祖同、陈程初一同受命负责，熊希龄因有他事，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到任，蒋德钧、陈程初参与过二、三次会议，唯王先谦、张祖同主持其事约年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刘坤一批准学堂经费7000两后，王先谦、张祖同等人则以擅改禀书对熊希龄产生意见，学堂人事旋即发生变革，蒋德钧离湘入京。在此情况之下，熊希龄则以避免责成不专、相互推诿之弊为由，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于是立议各认一事专办，以轮船推归汤（聘珍）、朱（昌琳），继复推归雨珊（祖同），以制造推归王益吾师，而龄独办学堂”。此举虽合“少穆（蒋德钧）避谋利之名之意”，后则“函告王益吾师，已蒙允准”，而熊希龄独自主持时务学堂、王、张等绅董被排除在时务学堂之外已成事实。

熊希龄掌管时务学堂以后，遂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一到长沙就向陈宝箴力荐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同年（1897年）十月廿日，梁启超、李维格与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从上海抵达长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梁启超离湘后，三月又添欧榘甲、周大烈、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据唐才质所说，还有西文分教习王史。另据《汪康年师友书札》所附《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和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所记，杨守仁和杨自超也曾担任过时务学堂分教习。需要说明的是谭嗣同一直没有在时务学堂任职，只是给时务学堂极大支持。

据贾小叶考证，由于时务学堂的激进教学和学生札记批语风波，陈宝箴渐渐产生了调换学堂人事的想法，并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证据，以邹代钧代替熊希龄，辞退韩、叶、欧三教习。由此而卷入此事的还有陈三立、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汪颂年、邹代钧等，从而导致了原本就有维新变法倾向陈宝箴、陈三立、欧阳中鹄、汪颂年、邹代钧的逐渐中立，甚至与熊、谭、唐关系的紧张与疏离。可见，时务学堂人事关系的微妙变化，随时都能引起新旧双方势力的消长与走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日前后，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因病暂时离湘返沪。同年五月中旬，陈宝箴委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官，委汪颂年为时务学堂总理绅，以接替熊希龄之职，同时批准时务学堂韩、叶、欧三教习之辞呈。随后，谭嗣同、熊希龄、黄遵宪等被保荐纷纷离开时务学堂入京。值得注意的是期间还有陈宝箴、徐仁铸、陈三立、欧阳中鹄、邹代钧等中间势力未任职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的许多事务都曾参与决策谋划，与时务学堂的总理、教习等关系十分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王先谦、张祖同等地方绅士，一直游离于时务学堂之外，成为边缘式人物，难免油然而生失落之感。特别是在经费问题产生不满情绪后，熊希龄似乎与他们分道扬镳，渐渐疏远了他们。熊希龄专办时务学堂，不愿意其他绅董插手。开始之时诸绅也同意熊的提议，但是熊希龄在学堂凡用人、招生、考试等事一律秉公办理，丝毫不理熟人请托。如张祖同提出具禀请办学堂的绅士6人，“应每人占额4名各有情面之子弟”不通过考试就进入时务学堂，熊断然拒绝。故王、张在学堂开办之初就有不满。又如，当初办轮船公司、宝善成制造公司和学堂是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朱昌琳、熊希龄等共同商议禀呈的，后各人分工，张祖同曾数次递条子要求熊希龄照顾徐嵩立等人，而“龄皆不取，故亦衔之甚神也”。 另外，张祖同本不满学堂为巡抚主持、熊独办之独立学堂，曾要求另再设立宝善成公司工艺学堂，分享学堂经费及利益，并且划归公司掌握，熊希龄等对此敷衍而已，不屑一谈。凡此种种情形使得张祖同等怀恨在心，由欲掌握学堂而导致不得不产生对抗学堂及学堂总理熊希龄之心。基于上述原因，在针对时务学堂接下来的纷争之中，王先谦、张祖同等不断有辞退、排挤梁启超、熊希龄、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人的呼声，直至时务学堂的终结。

如果时务学堂的人事权力之争，仅仅使得王先谦、张祖同等产生了不满和意见，那么，与时务学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的南学会，则是这场纷争的转折点，其中的人事权力之争更为突出。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举行首次聚会，“观者二百余人”，皮锡瑞、黄遵宪、乔树枬、谭嗣同、陈宝箴先后发表讲话。此后，学会每七日开讲一次。南学会的筹组和成立后的历次讲演，都没有邀请知名绅士如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参加。即或被邀，叶德辉不一定会接受，但王、张却不同，他们分别是湖南新办实业的负责人，对成立时务学堂和聘用梁启超为总教习均表示赞同，俨然是新政的领袖人物，他们参与南学会，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却被排挤在外，顿失他们原在新政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怨望之情，是不难想见的。王先谦碍于陈宝溉的情面，出席了南学会第一次聚会，以后便裹足不前。两个月后，熊希龄、谭嗣同等才想起他，邀他到学会讲学，但他没有答应,“辞以难”。

熊、谭等筹备南学会，没有将王、张视作同道，是有一定理由的。他们打算将南学会发展为“议院”、“国会”的规模，以达到兴民权、湖南自立的目的。这里所说“自立”，似非指反清革命。当时正值德国借曹州教案染指山东、列强纷纷效尤争夺在华权益的时期，瓜分危机，一触即发。从这个历史背景去看,自立之说,不必另含深意,而是指湖南面对这个瓜分危机所能作出有利将来自存的准备工夫，也就是谭嗣同所谓“亡后之图”的意思。熊、谭诸人结为同志的，都是彼此相熟而对中国政局、对湖南前景抱有相同看法的维新分子。跟王、张、叶等“久住省垣,广通声气” 的大绅士相比，他们一般年纪较轻，思想较开放，社会地位较低，影响力较微。如谭嗣同虽然是湖南人，还是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但平日居住省外的时间较多，在长沙官绅社会中谈不上有深厚的根底。其他如梁启超等非湖南籍康门弟子，更不消说了。他们的活动主要靠巡抚陈宝溉、学政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但当这些来自外省的官员也受到总督张之洞和省垣绅士诘责，不能坚持时久，维新派的阵脚便马上动摇。

王先谦、张祖同在南学会的事上受挫，他们的不满情绪也随着他们在官绅中的活动和影响力迅速传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难将原来对新政态度模棱或根本反对的人士联系起来，形成一股敌对势力。正是这样，叶德辉遂摇身一变成为他们最得力、最勇于任事的伙伴。南学会的筹备工作还在密锣紧鼓之际，他们已开始给皮锡瑞施加压力。皮氏是湖南人，著名经学家。他秉性敦厚，为人随和，和新、旧两派都有一定的联系，是一位理想的缓冲人物。这是熊希龄、谭嗣同、梁启超等决定聘他为南学会主讲的原因，也是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等向他入手，游说他抵制南学会的理由。学会成立前两星期,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赴唐鲁英饮席，叶焕彬(德辉)、汪镜青在座，皆守旧党，劝我勿入学会，恐不能久”。南学会首次开讲后几天,皮氏又写道:“诸公多不以讲学为然，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均以余主讲为可惜。” 从皮锡瑞1898年初几个月的日记看，可知叶德辉的态度也在南学会成立前后起了变化，从对新政人物客气周旋和容忍,转对他们作出尖刻的批评,从对皮表现友好,转对他不停的挖苦。

（三）有关时务学堂人员的名分之争。承前所述，时务学堂之设，本由六绅禀请，王先谦领衔具名。学堂甫成，六人俱名列绅董。办学之初，诸绅董亦颇热心，总教习梁启超等人初来之时，王、张等礼情周到，宴饮谈说。即使是叶德辉，对梁启超入湘亦表示欢迎，且酒食往返，关系融洽。据熊希龄说，叶德辉还曾带领弟子石陶钧去拜访梁启超，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从而学之。” 不管这些情况是社交礼仪，还是官场客套，说明双方都在照顾彼此的面子。可是，时务学堂在熊希龄的独立主持之下，逐渐脱离其他绅董的管辖，除初时欢迎梁启超和叶、韩两教习由绅董具名下关聘，规定学堂季考绅董到堂外，以后各项事宜其他绅董皆不参与。又如前述绅董的人情条子也毫无用处，至此，绅董对于时务学堂真可谓名实俱无。梁启超离湘返沪，竟然连“礼尚往来”也不懂，未作任何辞行之别；其手下之分教习韩、叶、欧三人名义上由诸绅董受聘，平日也不往拜唔。这些事虽属小节，但往往与人心之转变大有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梁启超、熊希龄等激进派身处名利是非之中，不懂妥协周旋之世俗学问，一味凭热情和公益任事，欲速则不达也在事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