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

    时务学堂的创办和运作，无疑是湖南新政期间的一件大事，特别是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到来，打破了前此湖南新政囿于实业自强的局面，标志着湖南整个维新变法事业向深度发展的趋势，从而走到了全国维新变法的前列，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然而，由于风云际会的时代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缘，时务学堂开办不久就受到其内部、外部各种不同势力、派别的说长道短，围绕“新旧”、“中西”、“古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甚至相互攻讦，致使湖南维新变法原本“官导于先”、“上下一气”的局面蒙上了诸多神秘的面纱，其中诸多环节着实让学人无法释怀，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和争论。本章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对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期使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晚清湖南戊戌年间的文化思想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行文所述也因而不只限于时务学堂的话题，还会涉及到与时务学堂紧密关联的《湘报》和南学会。

一、时务学堂纷争始末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批驳时务学堂的材料是叶德辉的《与邵阳石醉六书》，据叶氏自己记载，“此书作于丁酉十一月中，为斯事辩难之始”。这封信写就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在信里，叶德辉指斥“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说，以佐其改制谬论”，但语气仍属于学术之争，尚无后来那种攻击之词，还说“梁卓如人尚笃实，信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另有一篇署名为“汨罗乡人”的《学约纠误》文章，写作时间是“丁酉冬”，应是在时务学堂开始放假前后，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十六日前后，其行文已经采用摘录维新派言论加以逐条驳斥的方式，但并没有抓住什么切实的把柄。

而具有真正意义的争论或者说保守派公开攻击时务学堂，应该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因为唐才常在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提到，“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因为此时发生的三件事情可能与“外间攻学堂事”有关：第一件事是三月初八日（3月29日）南学会会员易鼐在《湘报》第20号发表了言辞非常激烈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反响很大；第二件事是三月十五日（4月5日）至三月十七日（4月7日）《湘报》从第26号至第28号连载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第三件事是三月十六日（4月6日）《湘报》第27号发表了署名皮嘉佑的《醒世歌》一文，皮嘉佑乃皮锡瑞之子，文中有批评湘省绅民愚昧不学、智慧难开之意。此三者均能引起外间非议，如《醒世歌》发表的第二天，叶德辉即致书皮锡瑞，对《醒世歌》加以驳斥，说道：“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 在这段时间，叶德辉还给他的学生写了《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对刘、黄两生将入时务学堂学习予以劝诫，“梁启超持论痛诋时文，比于女子缠足之害，而又潜往会试”，“其平时之申民权为无君”。从这封信来看，叶德辉责难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已经透露出明确地把时务学堂作为攻击目标。

（一）学生札记批语风波。这里不能不提及时务学堂的教学方法。如本书第三章所述，时务学堂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教育机构，在教学方法方面一是聘请教习上堂讲授，传播新知；二是师生相互论辩，师长答疑解惑，开发新义，这种教育方式无疑发挥了书院会讲教育的传统优势，明显具有教学民主、思想自由、追求个性的意味。梁启超想使时务学堂具有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分为内课、外课两种，“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文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其具体操作就是学堂教习令诸生札记，师长批答，札记发还时，师生相与坐论。也正是学生所记札记和教习批语，才揭开了当时湖南官绅之间关于时务学堂的纷争，纷争之激烈、复杂、尖锐实属罕见，其影响亦是极其深远的。

这场札记批语的风波，是在时务学堂放年假后发生的。根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推断，时务学堂放年假是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98年1月8日）至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98年2月16日）。究竟学生札记批语有些什么内容呢？兹录宾凤阳等在《翼教丛编》中收录的有关时务学堂课艺总教习梁启超之批语数条，批语后有叶德辉加的案语，案语针对梁启超的平等、民权、议会之说，一一驳斥。

又：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国拜跪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

又：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

案：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

《学堂日记》梁批：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案：三代以后，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顺守。圣清之于前明与国也，扬州十日记之言，明季遗老之言也，不思二百余年之深仁厚泽，而乃执明季一人之言，以为民贼乎？是亦贼民而已矣。

又：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汝已见到此层，但未鞭辟入里耳。

案：兴民权之速乱耳，安得不亡！

又：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案：“惜君统太长”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时时作乱，然后快于心与？

又：中国萑苻甚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

案：如此言，直欲废中律、用西律耳，是之谓贼民。

又：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狂吠可恨！

又梁批：中国旧论常以能言不能行责人，此最谬论。盖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长，不能相非，必欲以责一人之身，万无是理。

案：时务学堂之设育人材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谬论，则学堂之设，专为若辈言者设矣。他日学僮成立，皆持梁启超之说以教人，岂非误尽天下苍生耶？

据梁启超记载，后来又有“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

如上所述，这些札记批语中包括了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推重素王孔子，并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显然，这些教学内容与时务学堂设立之初的办学宗旨相去甚远。而《扬州十日记》则反映出明显的种族革命思想。这与康门师徒在沪上所订的“教育之方针”相一致，也与梁启超后来的回忆相吻合：“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

也就是说，在这个短短的年假中，时务学堂的学生将这些具有异端思想意味的札记批语带回去后，在社会上很快传播开来，导致家长震动，官府震惊，“全湘大哗”，“引起很大的反动”。的确，在当时话语环境之下，这些札记批语无不惊世骇俗，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这既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亦与传统的湖湘理学文化相抵触。正如蔡乐苏所言：“时务学堂起初受到较高评价很可能由于学堂较封闭，外界不知教学内容有关。当年假一放，学生与外界接触，外泄教学内容，便埋下了祸根。只不过这种思想界的斗争，不同于物质利益的冲突，有一个潜伏酝酿的时期，所以直到戊戌二月还未爆发，但这时候，一旦添入新的刺激，就会像催化剂一样加快事态的发展，南学会恰恰充当了这种角色。湖南新旧党争终于一触即发。” 事实上，时务学堂札记批语的激进言辞，为后来水火不容的湖湘官绅纷争、湖南新政的流产，乃至京城的戊戌政变埋下了伏笔，提供了口实。那么，南学会又是怎么样刺激这场纷争的呢？

（二）南学会的激进讲学。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的南学会，是一个兼学会与地方议会性质的新型政治学术团体，是促使维新派和民众参政议政的一个民间社会团体，是取得政治权力的一个初级阶梯，所以，南学会的创立更接近实质性的制度层面的改革（图28）。其主要活动是讲演、问答和收集藏书。讲演即讲学，主讲者大多是主张维新变法的新进人物，如皮锡瑞、黄遵宪、谭嗣同、邹代钧、乔树枬、陈宝箴、徐仁铸等。学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开讲（标志南学会正式成立），听者达数百人之多，很有吸引力。“讲期每月4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讲学内容大都围绕维新变法与新政之主题。据《湘报》所载有关南学会的讲学记录，总共有13次，演讲者达25人。

南学会最为精彩的方面就是讲学，这不仅仅是场面盛况空前，更主要是因为讲学内容切中时弊，发国人之未发，富有催人奋进的感染力和号召力。陈宝箴在第一次讲学中充分论述了以学启智和群学的重要性。他说：“为学必先立志”，“志何以立？”，首先是“先有耻”，如孟子所言“不耻不若人”，所以，国人应该“当耻我不如人，不当嫉人胜我”，他所说的不如人即指不如西方，即“我政教不如彼，人才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在这里，陈宝箴敢于触及最敏感的“政教不如彼”这一话题，引起人们的无限思考，启迪人们的政治思维。他还对湘人盲目排外，见到洋人就“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认为这种鲁莽行为只会徒增“地方之祸”。

而黄遵宪的演讲则是更加慷慨激昂，更有叛逆精神和鼓动性。他大胆的揭露封建官僚政体的弊病，抨击封建官僚与民相隔、不问民生疾苦。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提出应该“去郡县专政之弊”，“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如此中国就会“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黄遵宪还欣慰地评价自己的演讲“誉之者曰开民智，毁之者曰侵官权”。其讲学可以说是有胆有识，令人惊羡。同样，谭嗣同、皮锡瑞的讲学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很大触动，其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述及。

南学会每次的讲义都刊载在《湘报》上，其中激进言辞，民主色彩，民权学说，如素王改制之说，随着报刊的发行而广为流传，影响日益扩大。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1898年3月29日）在《湘报》上刊载了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文章大谈“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合种以留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为中国以弱为强之策， 如此激烈的思想言论在当时自然会遭到保守派的严厉责难。叶德辉斥之曰：“如余邑易生者，始则为合种、通教之说，以迎合长官，后作《湘学报》，又谓西教与西政无涉，以盖前愆，可谓无耻之甚。” 

针对叶德辉（图29）等保守派的指责与攻击，维新派给予有力回击，并大力赞扬易鼐撰文之勇气。这年的三月廿一日（4月11日），《湘报》刊登了《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借回复欧阳中鹄认为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之机，赞扬易文“实有忠君爱国之忱”，“其言虽激，其意则诚”，设其不畏“物议哗然”甚至“杀身成祸”，“尽言而死”的话，则“虽死犹生”。表现出维新派敢于任事的勇气与决心。

闰三月二十日（5月10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载有易文的《湘报》后，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斥易文，措辞十分严厉：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教正。至祷。妄言祈鉴。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

《湘学报》由湖南学政主管，同一天，张之洞还致电徐仁铸，指斥《湘学报》“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重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决定从此不让该报在湖北发行，还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令徐仁铸自己审阅。

几乎同时，闰三月廿三日（5月12日），有人联名函告湘籍京官徐树铭，谓“陈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事情，不能不先事预防”。另外，此信还牵连到黄遵宪。不久，徐树铭便根据信中内容上下班奏弹劾。

陈宝箴接到张的来电后，就决定对《湘报》进行改造，并回张之洞电说：

……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诫，进来始无大谬。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

在保守派势力的高压下，《湘报》、《湘学报》就失去了原来的激进色彩，再也没有刊登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对于《湘报》，陈宝箴除了进行改组外，甚至有过封馆的打算，熊希龄得知消息后曾想将报馆移到南学会，“且拟改名《湘会报》”。而保守派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步步紧逼，欲逼陈宝箴非停办《湘报》不可。王先谦致函陈宝箴说：

报馆一事，前面谈时，尊意拟即停止，后唔少穆，知系暂停，复启将牌示馆门，非经钧览，不准付刊，立法至善……此事无论公私，皆难获利。《湘报》题尤枯窘，公费弃掷可惜。揣知近日，必有以风气甫开、有举莫废之说进者，盛意遂不免回旋。然值熊君决裂之余，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诵，莫不以停止为宜。

接着，到闰三月廿九日（5月19日），叶德辉刊刻《<輶轩今语>评》，将徐仁铸的《輶轩今语》逐条批驳，又将诋毁南学会和《湘报》的书牍刊刻印发,广为散播。

对此，陈宝箴左右为难，只好在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寻求妥协。

承上所述，南学会的创立得到了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和参与，非常引人注目，加上南学会之设立隐寓“议院规模”，“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于地方重大兴革事宜加以讨论，提出方案供官府参考。可是，如此重大新政举措不见王先谦的身影，以王之士林地位和在前期新政中的表现，竟把他排除在外，显然不合情理，其不满情绪可以想见。故王先谦在南学会的活动，仅仅出席了第一次讲学，此后自然不肯再苟就，拒绝邀请，“辞以难”了。可以说，此时的王先谦已由前期新政的组成力量蜕变成后期新政的反对力量了。

至此，保守派对时务学堂的发难只是时间问题了，王先谦与聚结在他身边的一批士绅，包括叶德辉，汇通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维新派之间形成不可调解的对峙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