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

甲午之后，维新变法思潮勃然而兴，求新变革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随后，维新变法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尤以北京、上海、湖南最为突出，走在前列。在一批地方官绅和维新志士共同努力之下而开展的湖南新政更是风生水起，而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运作是所有新政举措之中重大而关键的内容之一，具有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学术争鸣等意义。《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载：“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1897-1898）期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时务学堂由王先谦、熊希龄、陈宝箴等人创办于长沙小东街。随即在《湘学报》上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 《时务学堂招考示》，阐明宗旨、招考学生。梁启超受聘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后，逐渐偏离了湖南官绅创办时务学堂的初衷，认为时务学堂要培养学生“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他因而分时务学堂功课为溥通学、专门学两种，从所开设课程和学习时间安排来看，时务学堂在当时全国各学堂之间也是走在前列。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致力于把时务学堂塑造成宣传维新思想和培养维新人才的主要阵地。据后来梁启超本人的回忆，“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甚至在与学生批答之中涉及排满革命思想，“窃印《明夷待访录》 《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梁启超等人的所作所为，引起湖南官绅各派之间激烈纷争。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停办，之后历经辗转，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并在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实际上，无论是研究戊戌变法，还是探讨湖南新政，时务学堂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般而言，以往学界所认知的湖南时务学堂，是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时务学堂的形制与教学有别于传统的书院教育，促进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时务学堂聘请了梁启超来湘讲学，宣传西学的民主平等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学堂宣传民主思想，引起了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的强烈反对和攻击，最后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办；等等。应该说，这样的认知并非不正确。然而，它离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亦即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时务学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茅海建在谈到过往戊戌变法史研究时说：“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 茅海建说的这一情况同样适合湖南新政以及时务学堂的过往研究。所以，重建对时务学堂的完整认识，显得尤为迫切。职是之故，这既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课题组的初衷，此缘起一也。

其二，1897年11月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不仅仅是湖南新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同时，还是当时全国维新变法的重要举措。梁启超说：“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 基于时务学堂这种有别于传统教育的首创风格，不只是开启了湖南乃至全国近代化教育先河，更为重要的是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运作标志着湖南新政由此前的洋务实业转变为文化变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维新事业向广度和深度的迈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所以，时务学堂的研究视角，若能从此切入，必会拓展探究空间，开阔思路，加深对时务学堂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亦能更加凸显其历史地位。

其三，尽管时务学堂到1898年11月改为求实书院，只维持一年，但以此为中心而牵涉到的人和事相当复杂、繁多，其中诸多事情的是非曲直，个中原委和人际交往、思想动态，至今仍如雾里看花，难以定论。就以时务学堂引起的纷争来说，如何梳理清楚其中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及其思想倾向？如何界定这场纷争之中的“新”与“旧”、“新派”与“旧派”？为什么一直主张维新求变的陈宝箴在纷争之中，其态度总是游离于纷争的两派之间？纷争中王先谦这个关键人物为何由“新”转“旧”？纷争之中的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保守势力当时冒着直接与皇帝及其在湖南的代表——巡抚作对的政治风险而大肆攻击、甚至怒骂维新人士和维新举措，为何如此大胆？这场纷争的性质到底是政治事件（政治利益）还是文化事件（学术之争）？抑或其政治意味与文化意味孰重孰轻？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依然见仁见智，仍有进一步诠释和讨论的空间。恰如人们所说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真相的，它只有不断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所谓还原历史，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理想而已。《时务学堂研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宁作抛砖引玉，不作锦上添花。

其四，时务学堂理所当然是戊戌前后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产物，但是，它毕竟发生在湖南境内，尤其是与时务学堂有关的人和事，与湖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渊源甚深，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湖南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在近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又是怎样实现其近代转型的？从历史个案切入，以加深对湖南地域文化的认知，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一般性常识。杨念群在研究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时，专门讨论了时务学堂与区际学人之争，认为时务学堂纷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域文化的冲突，是不同知识群体对同质的儒学在西学背景之下认识所构筑成的不同文化心态的表现，所以，他指出：“时务学堂之争作为近代文化冲突的宿影，颇能反映出这种不同心态下知识群体的思维轨迹。”这也就是说，时务学堂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罗志田也认为：“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倾向究竟是趋新还是守旧？这是认识戊戌前后湘籍士人心态、观念与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 被称为湖湘文化的湖南地域文化，可以说源远流长，内涵深刻，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从史学的角度，对此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只能说为《时务学堂研究》找到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如要见之于行事，真正进入历史场景，还必须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与研究路径。回顾和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戊戌变法史和有关时务学堂的研究，其中奏稿、文集、日记、电文、报刊等史料的发现、整理和出版，为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方便，居功甚伟。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学术史回顾中将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这里仅以陈宝箴史料的面世为例，说明给研究带来的便利条件。

陈宝箴作为湘省巡抚，是时务学堂的关键人物，留下的文字包括文章、奏稿、电文、书信自然不少，是时务学堂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全面而真实的陈宝箴史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3年、2005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由汪叔子、张求会主编的《陈宝箴集》上、中、下册，本书搜集细心，汇录各说，是重要的史料。此后，刘经富撰写的《陈宝箴集外诗文钩沉》和《陈宝箴集外诗文钩沉续》两文分别发表在2011年第1期《文献》和2013年第4期《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提供了陈宝箴有关生平经历、人事关系的新材料，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关于陈宝箴的部分档案，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已由许全胜、柳岳梅整理得以刊布，如《陈宝箴遗文》在2001年《近代中国》第11辑上刊出；《陈宝箴遗文（续）》在2003年《近代中国》第13辑上刊出；他们还整理了《陈宝箴友朋书札》，并分四部分在《历史文献》第三至六辑上连载。这些自然是时务学堂当事人陈宝箴研究的珍贵史料，可想而知，亦对时务学堂的有关问题解读大有裨益。例如新近出版的茅海建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就利用张、陈档案材料专门写有张之洞与陈宝箴的关系及湖南维新运动一章，其中论及到了不少时务学堂的人和事，冰释了一些前疑。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或基础，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学研究者，如果缺少了对研究对象材料的充分占有，其研究自然是空中楼阁，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也一定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所以，近年来有关时务学堂研究史料的大量整理和出版，为此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解读、诠释所掌握的材料了。应该说，对时务学堂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已经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