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马楚国的商业 马楚统治湖南期间,商业十分活跃,一方面增加了王国的财政收人;另一方面部分商人不仅致富,而且谋得一官半职。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一些。 马楚实行铜铁钱并行。我们知道,货币,既是统治者“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①,又是政府财政支付的主要承担者。 马殷立国之后,立即利用铜、铅铁钱并行政策,以控制王国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商人也依靠货币逐利求富。 乾化元年(911年)冬十二月,马殷”开冶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铜质浑厚,径十七分(应为5.4厘米),重三十铢二参。”②正如董適《钱谱》曰:“马殷据湘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铸‘天策府宝’。” 马殷所铸之铜钱是用“天策府”命名的。其面值与唐“开元通宝”有些不同:唐铜钱每枚为7铢2累,10枚重1两,则“天策府宝”铜钱加重了 23铢多。从形制看,也不尽相同,解放后在长沙近郊发掘的五代十国墓及湖南资兴五代墓均有“开元通 宝”出土,其中很多是小型的,直径仅2厘米左右,比“天策府 宝”小3.4厘米,胎很薄,文字多模糊不清③。 马楚为什么要铸大铜钱呢?除了显示楚国政权巩固,财力充 足外,还有稳定物价、促进经商及名实相符(即币面价值与实际 价值相等)、让老百姓放心等作用;也为马楚铸铅铁钱打下了伏笔。 ①《列宁全集》卷29,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②《十国春秋》卷67《武穆王世家》。 ③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湖南 省博物馆:《湖南资兴隋唐五代宋墓》,《考古》1990年第3期。 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马殷僙口要减少铜的消耗,又以“湖南地故产铅铁,用都军判官高郁策,铸铅钱,以十当铜钱 一”。则每枚铅钱仅值3铢多。解放后在长沙近郊五代墓中发掘 出不少铅钱,“铅钱中有模糊不清的开元通宝,胎薄如纸,直径 约2.3厘米。”①它说明马殷是向唐朝学习铸铅钱的。 同年,“又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用九文为 贯,以一当十”。钱的正面,“其文(指乾封钱)自上而右而下而 左,独泉字作篆文”。乾封钱的形制,各书记载稍有不同:《湖南 故事》云:“马殷置铁冶铸钱,可六寸围,重非铢两,用九文为贯,文曰‘乾封泉宝’,其文上乾,其数上九,遂通用焉。”而洪氏《泉志》曰:“此钱径寸七分,重十七铢,围五寸半,文曰‘乾封泉宝’。”长沙城郊近半数五代墓葬出土了铁质乾封泉宝,但出土时多已锈蚀,背面有一天字②。另外,长沙近郊近半数五代墓还出土了铁质的”天策府宝”,但文献无记载。 “乾封泉宝”以一当十,即一个铁钱相当于10个铜钱。马氏 每枚铜钱为30铢20参,则每枚铁钱相当于300铢200参。所以,《十国纪年》云:“钱既重厚,市肆以券契借垛交易。”如果 按洪氏《泉志》所云,每枚铁钱重17铢,却要当10枚铜钱用,则商人及老百姓每用1个铁钱,吃亏283铢多。而这283铢之 利,就落人了马楚政权的财政收人里。 如果按《十国春秋》和《湖南故事》所载为“用九文为贯”, 即9文(枚)铁钱相当于铜钱1000文(枚〉,则每枚铁钱相当于 铜钱111文多。商人和居民在铁钱与铜钱的兑换中,损失了不少财产。 ①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 ②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年第3期。
马氏楚国规定:“始铸铅(铁)钱,行于城中,城外即用铜钱。”则给外地商人经商带来了困难,徙们需将铜钱换成铅铁钱 在城内交易;如赚了钱(指铅铁钱一方面只能“多销铅钱持过江北”,作实物用;另一方面,“商旅出境,无所用钱,辄易他货去”。这样,楚国的土特产有了销路,即“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①。 另外,马楚商品经济的发达,具体表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极原 始的纸币,即“市肆以券契借垛交易”。“券契”是一种交换媒 介,是纸币的雏形。它由政府规定面额,赋有货币的职能,一进人流通领域就有了价值,能代替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垛”是指储存商货的库场。看来马楚商人的交易量颇大,他们凭借“券契”在商品仓库中进行,有如批发一样。 马楚提髙商人的地位。马殷父子是被时势推上政治舞台的, 他们只希望湖南地区的安定,因此推行道家的无为政治,“息民 礼士”,为商人经商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商人入仕,并控制一部分政治权力,这种情况出现在马希范 统治时期。文昭王在出兵镇压了五溪地区土家族反抗及大肆修建 天策府第与园林之后,国库空虚。为此,他一方面推行了人财拜官的政策,即在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下令:“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这些富商大贾瞅准机会把死钱变成活钱,认为手 中有了权力 ,就能赚更多的钱。所以,他们把储存在家里的钱拿 出来买官。如此,“富商大贾布列在位”。这也成为马楚后期吏治 腐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马希范扩充亲军,设什么广银枪 都”,扩大编制为8000人;并改变招募对象条件,以“富民年少 者充之”。“富民”主要指地主及商人子弟。如此,商人又掌握 ①《十国春秋》卷67《武穆王世家》。 了一部分军权①。总之,商人以“钱”买得了政治与军事权力,不仅为赚取更多的利润提供了条件,而且商人的参政,容易“见利忘义”,加速马氏政权的腐化。当然,客观上则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贾人真正进人马楚政权核心集团的也不 多。检校仆射何致雍可算是“贾人子也”②。学士朱遵度本青州(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人,为避耶律德光迫害,“杂商贾来奔〔文昭王广③,最多也只能算半个商人吧!清朝吴任臣所撰《十国春秋》“列传”部分为马楚外姓有功之臣立传者共79人,出身贾人的不到挪。 但总的来说,商人斗不过当朝官宦,有的不仅损失了财产,甚至身首异处!衡阳王马希声“性恶而好货”,有一海商“鬻犀 带者,直数百万,昼夜有光,洞照一室”,而马希声竟“杀商而取之”④。文昭王马希范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商人妻美而艳,辄杀其夫夺之。”⑤当然,这只是极少数商人的命运。从总体上说,马楚时期商人地位还是上升了。 马氏政权商业的发展,关键在于采取了重商政策。 首先,不征关税,鼓励进出口贸易。所以,各地商人闻风而集。史载到同光三年〈925年)冬十一月,“是时王(马殷〉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⑥ 其次,看准中原市场,以茶马互市获利。北方肉食较多,多 ①《十国春秋》卷68《文昭王世家》。 ②《十国春秋》卷72《何致雍列传》。 ③—《十国寄秋》卷75《朵遵度列传》。 ④《十国春秋》卷67《衡阳王世家》。 ⑤《十国春秋》卷68《文昭王世家》。 ⑥《十国春秋》卷67《武穆王世家》。 喜喝茶,既促进消化又有消毒作用。可茶叶产在南方,因此北方是荼叶消费的大市场。由于产地不同,茶叶北销路线不一样。唐以来,当时最著名的产茶区,一是集中于山川秀丽的巴山蜀水之 同;二是太湖周围的著名风景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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