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155年，皇权在握的汉景帝开始雄心勃勃地谋划西汉王朝的政治格局。而诸多刘姓皇子如同一枚枚黑白分明的棋子，在泾渭纵横，波云诡谲政治斗争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年的三月，年仅十二岁的六皇子刘发被分封为长沙王。 我们无法想象一位年仅十二岁的孩子，远离母亲的怀抱，奔赴遥远而陌生的长沙大地去担任一个所谓的王，是一种多么寒冷而残忍的行为。但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烂漫的孩童，用一种微弱的力量，让天下所有的母亲倍感温暖。也许自己母亲的身份在别人的眼睛里是卑微的。可是在刘发的心里却是最伟大的。 这位年仅十二岁的皇子不懂得政治的盘算和权谋的伎俩。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属下的臣民，每年都选上等好米运抵长安孝敬母亲。年年如此，从不间断。这段故事被记录在《方舆胜览》里，成为孝道文化的经典传奇。 也许，有些人会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很奇怪这段历史的记载。一位长期生活在北方的皇妃会喜欢南方的米食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翻阅历史。 一般来说，长期习惯于一种主食的人，对于另一种主食会很排斥。我曾经在西北生活过数年，当地人对于米食很少食用。从人类的食用习惯来说这主要表现在食后的满足感和耐饥程度上面。北方人天性喜面食，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仿佛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南北方的饮食差异，历史上有一个极端记载：南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头败，掉头北撤，在这一过程中“遗弃的粟米像山一样堆积”，而由福建、江浙人所组成的南宋军队，正缺乏粮食，由于平素没有食用粟米的习惯，因此许多士兵竟然被活活地饿死。 宁死不吃粟米和宁死不吃嗟来之食是两个概念。难道那些南宋福建、江浙籍士兵都是傻子？其实，这就是饮食文化的力量的强悍。江浙人是如此地歧视小麦食物，难道身居陕西长安的北方籍唐姬就喜欢长沙的水稻食物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翻阅历史的典籍和中国当代文物的研究。希望得到一个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完美答案。 我们从各种出土文物中的题记和简牍帛书文字也在印证稻米的历史。如洛阳西郊汉墓陶壶、陶仓上有粉色或朱色的“白米”、“白米万石”、稻米、稻米万石”等字样。西北郊汉墓陶仓上有“糒米”、“米”、“白米”、稻米”等题记。 河南新安铁门西汉墓陶罐上有“白米”、“盐”等文字。这一切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佐证一个真相。在遥远的西汉时期，稻米不仅是南方居民主要食物来源。同样也是北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文献记载：当时的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仅古都长安附近就有密集的湖泽和茂密的森林。当时的年平均气温大概要比现在高2℃左右。当时农耕技术有限，原始森林的破坏还并不十分严重。植被条件比现今远为优越。水资源条件也比较丰富。一代幽默大师东方朔提到关中地方的富足，日“物产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由此可见整个西汉时期，稻米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物。被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 而同一时期的南方，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南方地广人稀，人们以稻米、鱼为主食，还采集果实和贝类为食，刀耕火种，没有积蓄，大多很贫困。西汉长沙国的辖地位于中国南方的中部，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横贯其中。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是种植水稻的高产区。随着春秋战国铁器的传人，西汉牛犁技术推广时期和运用；长沙国的经济发展和农业技术才有了迅猛的发展。 我们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jLIJ土的稻就有籼稻、粳稻、粘稻、糯稻，长、中、短粒并存，是出土品种最全的例子。尤其是鞅侯墓中的出现粲米，印证了粲米是当时贵族世家专用的食物。 这些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充分证明。在西汉时期，无论南方和北方的居民都有食用米食的习惯。 而定王刘发将长沙最有特色的粲米送往长安，孝敬母亲唐姬，应该是情理之中的的孝道行为了。 2200年过去，美丽的长安已经没有了江南般的风清物润，环境优美，东望骊山。拥有的只有干涸的土地和厚重的黄土高原。随着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的改变，植被的人为破坏，降水量的大量减少。干旱开始让北方的水稻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小麦作为一种耐旱农作物开始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台。加上小麦种植和水稻种植比较起来，所需要的技术和劳力也相对简单一些，于是，西汉时期的一些著名农学家，如赵过、汜胜之都开始积极推广小麦种植。北方人也在往后的饮食习惯中抛弃了米食的习俗。于是，以长江为界的南米北面的饮食分界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道靓丽风景。读史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在定王载米长安这个小小的故事里，发现很多有趣的时代转折。穷究其理，探索发现成为阅读时一种科学的态度。至少我，在里面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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