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城桥楚墓

　　“长沙自古雄天下，楚墓戈矛作证词。”长沙远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是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但也并非如流言所云“湘人肆险，可以打江山，而无经济之才”。虽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楚越之民杂处，却知共建一个和谐社会，楚越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共同发展进步，一起营造了一个制造业发达、市场繁荣的社会环境，使长沙不只是当时政治、军事的区域中心，也是一颗南方文化和商贸经济璀璨的明珠，从而奠定了长沙“楚汉名城”历史地位的坚实基础。支持这个观点的铁证是出土文物。

　　长沙已发掘的楚墓约有3000座，它所保留的珍贵文物十分丰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情况。这些楚墓除在湘江西岸银盆岭、岳麓山所掘为数不多的战国晚期楚墓外，主要都在湘江东岸。湘江东岸又以芙蓉区为最多，小吴门、浏城桥、凤凰台一线山岗连绵地带墓葬不少，且由小吴门、浏阳门向东延伸至五里牌、杨家山一带均为楚墓密集之区。而目前认定最具历史文物价值的长沙楚墓即是芙蓉区辖内发掘的浏城桥一号墓。

　　浏城桥一号墓是已发现长沙楚墓中规模最大、随葬物最丰富且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该墓位于今建湘南路与浏正街交界之西北角，为1971年修筑人防工程时所发现。墓坑口长8.65米，宽7米，4级台阶，墓坑底部长5.84米、宽3.97米，深7米。一椁二棺，随葬物竟达262件之多。有铜制和陶制礼器，乐器、车马器，漆木器等，兵器戈、矛、剑、戟、弓、箭、盾牌齐全，且都制作精良，完好无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2件竹笙、3件竹弓和装有8支礼射恒矢的竹矢菔、两件“积竹”戈柄和一件“积竹”矛柄。竹乃江南之特产，这些物件的制作虽然都是就地取材，但其工艺却都十分考究。可见楚人开发长沙已知因地制宜，创造特色，把当时的竹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所谓“积竹”，就是削去竹白、留取竹青、胶合成器的竹材制作工艺，用之于制作兵器因其富有弹性而坚韧难折，性能独特。这种工艺直到明朝才有人意识到“积竹之矢，其中不靡”而加以总结。宽厚的长沙人无意争抢“积竹”工艺最早发明专利权，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功地实践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浏城桥楚墓还出土了大量战国早期陶器，如陶鼎、陶　、陶敦、陶鬲等，有的是祭祀用具，但大多数是生活器皿。这些陶器陶胎较薄，造型优美，纹饰精细，说明战国时代长沙先民已掌握熟炼的制陶技术。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原始瓷即加釉硬陶，它的烧造是南方长江流域地区的发明。

浏城桥一号墓也是已发现的墓主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楚人墓葬。根据棺椁和随葬物考证，墓主人为楚国大夫一级的官员，想属当时进驻长沙进行早期开发的楚人首领。该墓另有一棺，文物工作者多以为是活人殉葬的物证。但长沙楚墓中独此一例，外无文献可考，究竟是活人殉葬，还是近人亲信死于相近的时间而随带下葬了呢?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不管这楚国大夫是个拉活人殉葬的暴虐统治者还是一个视身边人为知己的亲近长者，我们都无从考察判断，但据楚墓中种种楚越文化共存相互影响的现象却能得出结论：这个最初带兵入主长沙的军政首领，并没有什么屠城灭族、剿除土著文化的暴行劣迹，而是领导楚越两族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开发和保护了这方土地，促进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之成为著名的南方古城，最后以一个离乡背井、开发边远的先驱者身份而长眠异域，长沙芙蓉区成了他永恒的归宿，我们不能抹杀他一生的功业。他给我们留下了研究长沙众多宝贵的文物，也值得我们真诚地道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