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湘茶的转口贸易

有清一代，湖南茶叶生产一直处在上升时期。据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道光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 “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粗制成毛茶后，茶农除少量自用外，大多卖给附近的茶庄茶号，茶庄茶号再售与茶厂，或直接设厂制作精茶运销。茶厂将毛茶加工成精茶一般要经过拣、焙、筛、车、磨、捞、簸以及装厢、起运等工序，均雇工进行，其中劳动量最在的拣茶工序更是雇用妇女和儿童。长沙府茶叶品种，清初以宁乡沩山毛尖、安化芙蓉青茶、云台云雾为上品，曾列为贡品茶。当时湖南境内芙蓉山、云台山，茶树是“山崖水畔，不种自生”。清道光年间（1821-1850）长沙籍两江总督陶澍所作《芙蓉江竹枝词》生动描述了当时采制茶的景观。诗云：

才交谷雨见旗枪，安排火坑打包箱。

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雾香。

至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茶叶大量外销，茶叶生产发展更快。其时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红茶的需求量很大，安化等地茶农纷纷改制红茶，浏阳的许多麻农也毁麻改种茶叶。当时由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安化、长沙等茶区提供的。咸丰七年（1857）长沙红茶品种中以浏阳的“湖红”为上品，产量居全省前茅，与当时安徽的“祁红”并相进入国际市场。长沙县金井、高桥的红茶也颇有名气，兴盛时期仅高桥就有茶号（庄）48家之多。时人戏作《高桥茶埠竹枝词》二首云：

谷雨新茶色味香，今年应比去年强。

茶商招股添资本，到处专人设子庄。

夕阳桥畔系轻舟，春雨连绵水上浮。

装得茶箱千几百，好风相送出潭州。

谭嗣同《浏阳麻利述》一文追述，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埠后，“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辄抵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其时湖南航路沿线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长沙成为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

此时湖南茶税制度也日趋完善。咸丰五年（1855）四月，湖南设立厘金局，于正税之外，加征百货厘金税。茶叶每箱抽银四钱五分，在百货中最重。咸丰十年（1860），为了进一步保证湘军的给养，曾国藩又在长沙设东征局，凡盐、茶等货物，于应完厘金外，又加抽半厘。

咸丰年间长沙茶业的发展与左宗棠的精心经营有很大关系。咸丰初年，左宗棠入幕湖南巡抚衙门后，仅以一师爷的身份却包揽了湖南巡抚衙门的军政、财务大权，为湖南当局治理通货膨胀和进行田赋改革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立下汗马功劳，湖南的茶叶流通体制也开始有了重大变化。左宗棠为整顿茶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将盘剥茶农的陋规变成正常的财政收入，既减轻了茶农的负担又增加了地方的赋税。在同治之前，清政府对茶叶一直实行专卖制度，湘茶贸易为秦晋官商和广帮商人垄断，商民贩运受到限制。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又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请朝廷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来湘领票运销，使阻滞的湘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原来的茶商分为陕西、山西商人组成的“东柜”和陕甘宁回商组成的“西柜”，左宗棠则添设“南柜”，并起用长沙早期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经营湘茶的贩运。

湘茶变官营为私营，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促进了湘茶产业的发展。当时湘茶的外销主要通过三条路线。一是从汉口转运销往东南，实现与浙盐的互贸，并从苏浙沿海出口。光绪年间（1875-1908），湘茶经汉口年外销量达90余万箱（约27670吨），值银1000余万两。二是由位于俄中边境(今俄蒙边境)的恰克图销往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

（本文录自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湖湘文库·湖南茶文化》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