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税:政府的主要财源

宋代，湖南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北宋诗人张祁在《渡湘江》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

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宋代湖南的经济作物首推茶叶，栽培范围广，品种也很多。茶叶主要产区有潭州（长沙）、岳州（岳阳）、辰州（沅陵）、澧州（澧县）、鼎州（常德）。商品茶分为二十六等，《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茶出潭、岳、辰、澧州。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三类二十六等。”其中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每到产茶时节，两浙、闽、广一带商人涌入潭州，“聚在山间，搬贩私茶”。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地当舟车往来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数的60％。现在的产茶大省安化县制茶入贡，京师称为“四保贡茶”，四保者，大桥、仙溪、尤溪、九渡水是也。每岁谷雨前，由县发价银四、五十两，着户首承领办理。当时的湖南茶叶不但量多，而且制作精细，品位极高，士大夫多视为珍品并以此炫耀。《宋稗类钞·饮食》载：“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奢侈。”此时的茶叶有片茶（即饼茶）和散茶之分。《文献通考·征榷五》载：茶有“片”、“散”两大类，又各分若干种。潭州出“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等片茶；“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鼎州，所出片茶“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有“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后”，出荆湖。还有可以医风病的非茶饮料石楠茶等。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记载：“长沙之石楠，其叶如棠柟，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草捣其汁拌米而蒸，犹蒸糜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清代黄本骥《湖南方物志》载：“石楠一名风药，能治头风，杨桐即南天烛，取汁渍米可作乌饭，谓之青精饭。”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实行茶叶专卖，随后在潭、岳、鼎、澧州设买茶场。荆湖路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及荆门军，岁课茶叶实物税123万余斤。宋初潭州输纳茶税，初以9斤作为1斤，以后增至5斤。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命李允则任潭州知州。李改革税制，以13斤半作为1斤，定为永久制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潭州长沙郡土贡茶末100斤。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潭州茶税规定为大方茶15万斤，每一大斤秤以9斤，需交纳茶场135万斤。北宋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茶叶统购政策，茶农除以茶叶折税外，其余一律由官府收购，称“和市”；禁止民间私蓄、私贩茶叶。官吏若私自拿官茶做生意，价值1贯5百文的就要定死罪。百姓若结伙贩茶，即由官府逮捕，拒捕者一律死罪。民间销售茶叶，若有1斤假茶，杖一百，20斤以上则弃市。沿南方诸路共设6个茶叶专卖机构，称“榷茶务”。其中有江陵府务，承办本府及潭、鼎、澧、岳等州茶；真州务，承办潭、袁、池、吉、岳等州茶；蕲口务，承办湘州、兴国军茶。各榷茶务的茶叶大部分运往西背销售，作为“边销”；民间日常所需也必须从官方购买，称为“食茶”，数量很有限。

宋徽宗六年（1102）宰相蔡京就等法上奏推行“引茶法”。建议荆湖、江淮、福建等七路茶，仍宜禁榷官买，即产茶州军，随所置场禁商人，园户私易。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贷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清于场，别给长行，从所捐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凿,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此奏获准。次年崇宁二年（1103）从蔡京言于荆湖、江淮、东南置司设场，各路措置茶事官的置司。如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置物地址是：蕲州即其州和蕲水县，寿州为霍山开顺……。”崇宁四年蔡京再次推行引法，进一步改革茶政，大力废官置茶场，商旅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长引期为一年，短引期为一季）。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湖北赖文政组织茶商军三四千人进入湖南武装购运茶叶，抗交茶税，屡次打败官军后转往江西、广东，使潭州茶税大量流失。南宋实行长短茶引法，让商贾持引贩卖，贸易活跃。《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了这一事实。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榷货务都茶场报告：“湖南北、江西路皆系巨商兴贩，尚且给降小引，其两浙、江东等路多是草茶，客人贩往乡村零细货卖。”因此建议朝廷“长、短引相兼，听任商人从便请买。”灵活而开放的重商政策是造就南宋潭州茶税大增的主要原因。

其时湖南茶叶的产量大增，茶税已为政府的主要财源。据《文献通考·征榷五》记载：北宋前期，每岁市茶额，江南为1020万余斤，居全国之首；荆湖为247万余斤，居于第二位；两浙为127万余斤，居第三位。由于实行统购专卖制，交易的茶叶数基本上就相当于产茶数。当然实际产量应该还稍多一些。据《宋史·食货志·茶下》载：仁宗至和中，其他地区茶叶产量均锐减，如江南下降为375万余斤，两浙为23万余斤，而荆湖的产量下降不多，仍有206万余斤。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载：南宋绍举末年（1162），东南10路60州岁产茶1590万余斤，其中荆湖南路为113万余斤，荆湖北路为90万余斤，共203万余斤，约占全国茶总产量的12.8%。

《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诸州、路、军、县产茶数，现将今湖南境内各州军县的产茶数录引如下：

潭州善化、长沙、浏阳、湘阴、醴陵、衡山、宁乡、湘潭、安化、益阳、湘乡、攸县，103.4827万斤余；

衡州耒阳、安仁、常宁、茶陵，1765斤；

永州零陵，2.031万斤；

邵州邵阳、新化，6250斤余；

彬州永兴、宜章、桂阳、彬，1.0994万斤；

桂阳军平阳、蓝山，1325斤；

武冈军武冈，4.6615万斤；

常德府武陵、桃源、龙阳，13.018万斤；

沅州卢阳、麻阳，371斤；

辰州沅陵、辰溪，2339斤余；

（本文录自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湖湘文库·湖南茶文化》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