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的“战时繁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全国人民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抗战，将日军抑阻在沪、宁、汉等地，湖南成为后方省份。上海、南京、镇江、无锡、宁波、武汉等沿海沿江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医院、银行纷纷内迁湖南。长沙则成为内迁的终点和中转站，一时万商云集，人口激增，由30多万人增至50多万人。因而民用需要激增，使机械、纺织、卷烟、食品工业迅速发展，商业也更趋繁荣。

    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统治，制定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建设包括“湖南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湖南轻工业小区”在内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并以贷款和补助等方式资助工厂内迁。其中于1938年至1942年就补助内迁湖南各厂166万元。

    1938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的现代工厂达118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大批企业迁湘，不仅给湖南带来了大批富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技术人才，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

    当时，湖南公路网已四通八达，东联浙赣，西达川滇，粤汉、浙赣、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使长沙成为西南各省的交通枢纽和大后方的物资集散中心。长沙运输业再次进入繁盛期。“永福隆”、“南通”、“同安”、“建安”、“信丰”等运输行阵营都十分强大，业务日趋繁忙。运输路线有长沙至金华的浙赣线一段、长沙至曲江的粤汉线一段，长沙为总枢纽，而金华、曲江、桂林、衡阳、湘潭等地都有长沙运输行的分支机构。战时陪都重庆商业更盛，长沙与重庆之间的运输量激增，由于公路运输在运价上不合算，于是改由长沙水运津市，转陆路至湖北三斗坪，再从长江用民生轮运渝。

    长沙本土的轻纺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湖南第一纱厂、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都小有名气，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20世纪30年代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长沙商贸发展也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193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707万元，比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又增长lO％。当上海战事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或用沪轮海运广州，转运韶关，再自备汽车运到长沙。不久上海、汉口相继沦陷，物价飞涨，沪汉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如布面胶鞋当时充作军用品，销量很大，因此批发业务极为昌盛，“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大户，年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其他中小批发号也在50万一80万元之间。1938年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在八角亭兴建三层楼房，独揽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2千元至3千元。“大盛”绸布庄的年营业额也创历史最高纪录，批发销售额达200多万元，门市零售额也达120万元。

    20世纪30年代，湖南政局趋于稳定，长沙商贸渐趋回升，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店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行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位于中山马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

    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介昌”、“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达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养天和”，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云飞”，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

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南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校址设在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此即后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名教授聚集长沙。每日散学后，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涌入街市。

    由于人口骤增，长沙市场更趋繁荣，不仅绸布、百货、南货、湘绣、金银首饰等业顿时活跃，而且饮食服务行业更是盛况空前。餐馆分出中西两大菜系，各具特色和规模。著名的中菜馆有：经营粤菜的南国酒家、经营浙菜的中央酒家、经营川菜的又一村川菜馆，正宗湘菜馆曲园酒家，回民菜馆“李合盛”，专营素菜的“蔬香林”、“净竹林”等。西菜馆以司门口的“万利春”最为有名。饮食店除原有的面粉馆、茶馆门庭更加熙攘外，还新开有咖啡馆和饮冰室。夜市热闹非凡，沿街叫卖馄饨、烧饼、油炸豆腐、茶盐蛋、糯米饭的摊担通宵达旦，夏夜街头叫卖绿豆稀饭、酸梅汤的比比皆是。理发店有高、中、低档共2700多家，浴池有10余家，旅馆分有甲乙丙丁4个等级，多达500多户。

    湖南素称粮食大省，抗日战争初期湖南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1％，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广东(15．23%)和四川(14．8％)。

1936年湖南粮食丰收，全省粮食总产1 86亿斤，达战前最好水平。加之粤汉铁路通车，长沙米市进入鼎盛时期。省府在长沙成立湘米销粤介绍处，设代办事务、介绍押款、情报3个组，更加促进了湘米的输出。当年长沙输往省外的大米占全国流通总量的8．2％。1937年湘米大量销于穗，仅3月一个月运粤湘米就达4070万斤，一时压倒洋米市场，至今传为佳话。其时经营粮食集中在沿湘江3片：西湖桥一带称上关，经营湘江上游各县运来的谷米；大西门一带为中关，经营湖北江汉平原运来的豆麦等杂粮；潮宗街一带为下关，经营浏阳、宁乡和滨湖各县运来的谷米。本地粮商不但大量开设粮行，而且远至两广、汉口、江浙、郑州等地开设分号，粤、沪、津及浙江、江苏、河南等地粮商也到长沙开设米厂、粮栈。长沙米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贸易中心和价格、信息辐射中心。

（以上内容摘录于《1938：“11·13”长沙大火》，梁小进|陈先枢/著，未经作者授权，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作者或名城长沙网。）